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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安娜•斯特朗

2021-03-02 12:2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编者按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同外部世界有着密切联系的党。百年来，中共与国际上各种进步力量保持友好交往，其中包括许多客观介绍中国国情、倡导中美友好合作的美国友人。

为迎接和纪念建党100周年，“上海美国研究”微信公号特推出“回望：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系列专题文章，介绍历史上美国友人与中共一同书写的经典事迹和其中涌现的典型人物。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美国著名的进步作家和记者。斯特朗一生六次来到中国；她的名字与中国革命斗争史密切相连，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她与同为美国人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一起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为“3S”。

斯特朗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母亲是一个社会工作者，热衷妇女组织运动，对幼时的斯特朗影响较大。斯特朗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她参加了美国一些左派组织，积极关注产业工人和劳工运动，是左派杂志《公会记事》的编辑，很长一段时间她通过从事写作和演讲支持、领导工人运动，被视为激进分子。

斯特朗一生追求进步，坚定支持人民革命运动。她周游世界，寻求真理，积极探索不同民族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式，希望能找到她自己国家足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在此过程中她对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始终不渝地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赢得了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人民的尊重。

关注中国早期革命运动

1921年，斯特朗以社会工作者和报纸记者的身份去了俄国。在她看来，列宁领导下的俄国政权建设是一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巨大的试验”。她曾亲身参与到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妇女和儿童工作中。在莫斯科工作的时候，她辗转认识了托洛茨基，每周教他英语。正是从托洛茨基口中，她知道“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

1925年，斯特朗首次来到中国。她最早关注的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军阀，但结果比较让她失望。后来在上海她认识了宋庆龄，宋庆龄的气质、风采给她留下了很深、很好的印象，宋庆龄建议她去广州，因为国民党和中共正在那里掀起第一次大革命高潮。

1927年，斯特朗第二次来到中国。这一时期，她报道了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军阀的国内战争。斯特朗在上海亲眼目睹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来，她根据两次中国行，写下《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记录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实。

[左图]斯特朗与朱德一家；[右图]斯特朗与周恩来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斯特朗于1937年第三次来到中国，从此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1934年红军进行了长征，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这些事情美国记者斯诺都进行了报道，斯诺的报道吸引斯特朗又一次来中国，她专程到晋西北访问了朱德将军的司令部，继而访问了华北各战场。她不知疲倦地穿梭于斗争激烈的敌后各条战线之间，结识了朱德、贺龙、刘伯承等人。她还见到了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聊天。几个月接触后，她第一次了解了八路军这样一支人民军队，了解了八路军的政策、主张、战略、方针和他们所做的事情。她根据采访记录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不仅讴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人民战争，而且向全世界报告：中国抗战必胜。

斯特朗第四次来到中国，是在1940年底，当时抗战正处于僵持阶段，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一开始都是诬蔑新四军是叛军的消息。后来，斯特朗从路易•艾黎那儿了解到，国民党是在统一战线掩盖下攻击共产党。在重庆，周恩来向斯特朗介绍了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的事实。之后，又给了她一部分材料。

斯特朗回到美国之后，收到廖承志的信，印证了国民党栽赃诬陷的真相。她本来想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但是没能如愿，最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不过条件就是不以斯特朗的名义，这个报社的一个记者要以自己的名义以特稿发表，斯特朗同意了。这篇“特稿”也让这个记者一夜成名。

报导“纸老虎”论断

斯特朗曾反复提起她与中共高层的广泛接触，她说那段日子是她终生难忘的愉快日子。她甚至还专门出过一本书：《中国人征服中国》，里面都是1946年到1947年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以及东北解放区采访的纪实。在延安，毛主席向她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

斯特朗一生发表了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斯特朗在文集中对毛泽东有过这样的描述：“毛直率的谈吐，渊博的知识，和诗一般的比喻，使他的谈话成为一次我所经历的最为鼓舞人心的谈话。我从未遇见过有人使用如此鲜明而又充满诗意的比喻。”

关于“纸老虎”，她的书中有谈到。一开始陆定一想用一个对称的词翻译成英文，用了“straw man”（稻草人）。斯特朗有点迷惑，就问毛泽东：“是指 scarecrow（吓鸟的草人）吗？”一旁的马海德领会了二者的区别，是他插话说，“不是稻草人，是纸老虎，paper tiger。”毛泽东还补充：“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样子很可怕，但一下雨就完了。从长远观点看问题，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蒋介石——纸老虎。”斯特朗还询问是否能够报道毛泽东称蒋介石是一只纸老虎，毛泽东告诉她：“你可以说如果蒋拥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抛弃人民并向他们发动战争——这，就是他正在做的事——他就是纸老虎，雨水会把他冲掉。”

在上海交涉回美国期间，斯特朗关于此次解放区纪行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黎明》问世了，并首次在世界上传播了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毛泽东与斯特朗（左三）等人合影

斯特朗还被认为是第一个系统地把毛泽东思想介绍给外界的人，她最早在1947年就写过《毛泽东的思想》，是根据刘少奇、陆定一等当时党的领导人与她聊的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来源等材料写的。最早发表在美国纽约《美亚》杂志上，写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创造。当时别的作家主要写成就，斯特朗最早关注了理论。

通过采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的领袖，斯特朗认识到，他们是些“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她还表示，“中国是我愿意度过后半生的地方”。

赵风风女士于1958年在廖承志安排下成为斯特朗的秘书兼翻译，照顾她的生活，陪伴她走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据她介绍，斯特朗对周恩来很崇拜。“有一次，斯特朗受邀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除夕舞会。她先和贺龙等跳了，然后说她累了就回到楼上房间休息。当我告诉她周总理来了的时候，她立马来了精神。周总理和一个少数民族姑娘跳完后就来到斯特朗的桌边。周总理祝斯特朗新年快乐，请她跳舞。曲子太快，当时斯特朗已经73岁了，她怕跟不上，但又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就在800多人面前跳了。她回来后非常兴奋，深夜1点多钟回到房间时，她给朋友们写了密密麻麻10页纸的信说这件事，”赵风风透露。

晚年创办《中国通讯》

斯特朗在1962年创办《中国通讯》，这是周总理的建议，她曾经向总理表示过对在美国发表文章的渠道感到焦急，周总理就建议她每月写一篇综合通讯，寄给那些有意了解中国消息的人们。她就立刻和唐照明商量了经费和出版方面的细节。第一份《中国通讯》是在1962年9月出版的，其主要内容就是向国外介绍中国的情况，回应外界的一些疑问。因为当时官方的对外宣传比较生硬，《中国通讯》尺度就大得多，主要是斯特朗一人撰写稿件，后来有很多种语言，由一些专家翻译成多种语言，然后寄到国外，再翻印分送。一开始，美国左翼把《通讯》看成是一个理论家老太太在漫不经心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后来发现《通讯》往往能准确地预测官方的政策，就越来越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密切注视。而但凡读到《中国通讯》的普通读者，也会被她文章的独特视角所吸引，并对斯特朗的文风赞不绝口。

刊载斯特朗逝世消息的《中国通讯》

1958年，斯特朗在第六次访华后定居北京，实现了在中国度过后半生的愿望。在其秘书赵风风看来，斯特朗是一个工作勤奋、生活简朴的人。她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打字机。跑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去采访，去和工人、农民、战士们谈话，搜集资料，然后写作。她写文章也是精益求精，总是首先考虑到读者的兴趣和要求，每篇文章至少写两三遍，有时甚至七八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她是一个非常勤奋而且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她不满足于报道，对一件事总有她自己的理解与分析，她的新闻报道都很有价值和深度。

赵风风还经常看到斯特朗拿自己的积蓄支持美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和美国黑人的斗争。但她自己却非常节俭，衣服总是补了又补。1955年，苏联政府为她平反，恢复名誉并赔偿了她一大笔钱，她得知当时越南南方解放组织的抗美战争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候，就把这笔钱捐给了越南南方的民族解放阵线。

她对待工作是非常认真的。在她74岁的时候，听说新华社正在组织一个记者团访问西藏，她就向周总理要求允许她也参加。考虑到她的年龄，周总理犹豫不定。但是斯特朗非常坚决，总理最后只能答应。斯特朗就是这样追求独特的人，她当时就想着这样的话她就将会是访问拉萨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也是访问拉萨年龄最大的美国人。

斯特朗撰写的有关西藏的书

据赵风风介绍，斯特朗刚出发不久就病倒了，但仍然不错过机会捕捉新闻素材。三天后，她的身体恢复了，和《人民日报》的唐力、《伦敦工人日报》的阿兰•宁顿和《真理报》的一个记者等几个人一起又乘坐专门为她准备的飞机飞到了拉萨，这是总理知道她生病后又特别安排的。在拉萨，刚恢复的她就浑身是劲儿，报道扫盲运动、农业和小工业开展的成效。然后就急着回北京，她惦记着第一个返回北京，就可以最先发表消息压倒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