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论｜英高法判定优步司机为工人，是零工斗争界的喜讯吗

近日，经过五年漫长的法律拉锯，英国高法一致判定优步（Uber）司机属于工人(worker)，几万名司机有望享受最低工资和带薪休假，还可以追回之前平台少给的收入，这成为欧洲零工斗争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立法。英国的立法进步，纵然抵消了全球零工待遇衰退的大趋势，却也暴露出目前零工运动过于强调争取正式雇员地位的归类斗争 (Classification Struggles) ，而在其他层面陷入泥潭的窘境。同时，以优步司机为参照系所做的进步性立法，也难以覆盖全球零工经济下多元化的劳工，很多人的劳权问题并不能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回应。

优步输了官司 英国最高法院：司机必须被视为“工人”

英美零工法律定性的分化

与英国优步司机阶段性胜利呼应的，是今年美国加州Prop22正式施行后低薪服务业劳工逐步恶化的处境。Prop22是以Uber和Lyft为主的硅谷公司主推的一项加州立法公投，用于推翻更早以前将所有零工视作正式雇员的AB5法案，去年11月在美国大选日得到了58.6%的多数票通过。Prop22将数字平台劳工定性为独立合同工（independent contractors），适用于不同于正式工的劳动条款和保护政策。尽管疫情下的零工多被视为必需性劳工，零工平台却以成本高企和保护零工灵活性为理由，拒绝将平台劳工纳入普通雇员的范畴。很多平台劳工也坚信AB5会让自己失去在多个平台灵活接单的机会，从而投票支持了Prop22。

围绕Prop22的动员过程，显示出Teamsters等传统工会和NGO在平台巨头组成的联盟面前的绝对弱势。在去年投票前，支持一方获得了2亿多美元的捐款，其中平台公司自己捐献了四分之三，其余由各种警察工会、少数族裔商会、甚至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和散户零工贡献，这个金额是反对法案一方募款的十倍，也打破了加州历史公投筹款数的记录。当劳工组织者在疫情下一户户敲门试图获得更多居民对零工的同情，科技公司只需要通过app向所有劳工和顾客群发动员邮件，就能促成对劳工运动的降维打击。上月，SEIU工会联合四位平台劳工向加州最高法院递交了起诉书，认为Prop22违宪，但此番努力暂时被法院搁置，未能力挽狂澜。

Prop22于年初正式实施，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其对劳工的负面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零工领域，辐射到广泛的服务业。连锁超市Albertsons就决定解雇几乎所有长期聘用的送货员，改用合同工，而在有Prop22加持的加州，该超市索性不再雇佣送货员，而是把业务外包给了去年刚上市的外送平台Doordash的劳工。同时，一些与硅谷有密切合作的游说机构、咨询公司和行业协会，比如由科技集团领导层组成的TechNet，和零售行业大佬起头创办的劳动力创新联盟，利用风口游说全国的传统零售、医疗、教育集团来更多采用灵活用工的模式。Prop22背后的执行团队则打算将新法条的原则发扬光大到其他州，去年末，他们获得了纽约州NAACP官方的背书。

除了动员游说组织抵消劳工运动的成果，回顾美国零工立法的斗争会发现，平台还十分擅长钻法律漏洞。根据纽约时报的统计，全美地方法庭已经累计294次判决Uber司机在某个州是雇员，但是Uber通过上诉再迅速撤诉的方式，让法庭无法做出最终裁决，以惠及平台其他司机。在没法采用这招的情况下，平台则往往诉诸拖延大法。AB5原本于2020年初就应当执行，然而平台通过不停上诉和威胁撤出服务让加州法庭不断延后执行的死线，直到Prop22推出让AB5停摆，而最终新公投的通过也让平台幸运逃过一劫。对加州劳工极为不利的状况还在于，立法修订Prop22相当困难，需要加州议会八分之七的支持加上州长签字，如此高的门槛需要一边倒的公众支持才可能实现。

零工“归类斗争”的局限

加州和英国的立法都围绕对特定零工劳动关系的定性，是一种归类学的斗争。有中文分析文章已经指出，英国的判例并未把网约车司机和普通雇员画等号，而是将其归入第三类高于“自雇人士”（self-employed）、低于“雇员”（employee）的“工人”（worker）类别。“工人”类别是英国特有的劳动关系类型，和自雇佣人士比多了法定假日、年假和全国最低工资。享有这些固然让零工的待遇得到了决定性的提高，却也似乎给零工的法律斗争设置了一个隐形天花板，让其他地区更容易施行妥协性的立法。

事实上，按照法条的内容来看，Prop22也并非就是英国判例的对立面，而是给了全职零工司机一些最基础的劳动保护，包括保障按照驾驶时间计算的最低工资，根据工作时长提供四成到八成加州普通雇员的医保和病假，和约两年的工伤赔偿，这些措施也构成了最近主要零工平台在加州大幅提高订单单价的借口。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被认为进步的英国立法，还是保守化的加州立法，都有着将平台劳工视为第三种劳工的倾向。从这个面向上说，英国的立法趋势未必就能激励到其他地区的零工斗争，反而可能让舆论过于关注分类政治本身，而不是每一项零工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平台在法律层面的细微让步，也会让工会和NGO在这个问题上面临巨大的道德压力，与平台对峙更容易被解读成过激的举动。

英国立法相对加州Prop22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反而是劳动关系外，对工作时间的重新定义。后者对劳工的保护标准极低，不仅表现在补贴数额不足，而且反映在法条并未将等待订单和开车到接送点的时间算入工作时长，从而将实际的时薪压缩到当地最低工资的一半不到。然而，此次英国高法判定，优步司机的工作时间要从打开应用那刻算起，因为即使在接单时间外，司机的劳动过程也是被严格调控的，长时间不接单的司机也会被强制下线。

这种思路并非英国人首创。纽约市的大部分网约车司机虽然还未争取到雇员的地位，在2019年起已经受到当地最低工资的保护，其工资计算考虑到劳工车辆的空驶率。换言之，订单之间的停顿加长，说明供大于求，劳工接单困难，平台应当给予司机更多的补贴。纽约新政实施后的数据也显示，司机的工资有了普遍增长，平台的利润也未有影响。受到纽约立法的启发，今年1月开始，西雅图的平台司机也有了最低工资的保护。

此外，平台劳工司机还在疫情下争取新的劳动权益。去年3月，纽约上诉法庭判定Postmates必须为旗下劳工提供对标正式工的失业保险，推翻了下级法庭拒绝赔偿劳工的决议。几乎同时，Instacart在罢工威胁下做了妥协，承诺延长带薪病假时间和更改小费系统。年中，纽约和宾州法庭又为部分平台司机争取到了失业保险。

归类斗争外具体的劳权斗争策略，还可以直接运用到其他服务业领域。比如在英国的居家照护领域，不论是正式工还是零工，护工在不同客户家和加油站间奔波的时间，和在客户处留宿的时间均不计入工时。而照护领域的私有化，又迫使劳工增加签约的客户数量，从而延长了其通勤时间。英国优步的判决，就有利于这些劳工开展后续的独立诉讼，争取独立于自己劳工身份外的收入，特别是疫情下的防疫支出和工时补贴。

2020年10月9日，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一名司机支持对22号提案投反对票。

优步化背后的多元零工

英美的零工判例都基于对本国平台司机劳动过程的解释，这一定程度上让案件更有指标性意义，却无法顾及当代零工经济在产业、地域和具体工种上的多元性。

相比依赖于大工厂的制造业，零工业态和从业者的内部差异更高。Prop22之所以能通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恰恰是AB5立法者对零工经济过于大而化之的想象。一些特殊的自由职业者，比如专栏作家、翻译和发型师因为AB5规定而面临新的税务和工时限制。比如媒体机构为了避免正式雇佣自由撰稿人，不得不将其工作量压低到兼职的标准，导致劳工报酬减少。对这类情境的恐惧，是这些自由职业者支持AB5被废除的关键原因。一刀切的法条激化了零工内部的矛盾，最终让平台巨头渔翁得利。

去年，《销声匿迹》中文版的出版（详见澎湃“思想市场”对作者的访谈），已经让更多中文读者意识到零工不只是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而涵盖了从家政工、客服、家教到医疗人员的一系列跨国工种，每个岗位都有自己独特的处境。即使是同一个零工平台内部，劳工的境遇也往往大相径庭，这和劳工的个体生涯息息相关。比如一些印度女性尽管被在线平台剥削，却因为从事零工得以提升家庭地位。在线零工平台跨国特征带来的这种复杂性，也让归类斗争和传统工会策略变得低效。传统工会只在一国内部维护工人权益，并不能解决隶属于在线平台的外国人的权益问题，而Upwork和Mturk这类平台恰恰是大量外国劳工的生计所在。

一些学者还指出，英文媒体惯用的“优步化”（uberization）并非零工经济的普遍特征，而只是反映了公共舆论对男性主导零工领域不成比例的关注，这使得在城市空间不被看到的、非体系化的或是完全在线的零工类型更加隐匿。研究家政零工化的Ticona与Mateescu就发现，网约车和外卖平台倾向用话术将旗下劳工视作伙伴和用户，但care.com等公司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提供官方税表，并强调家政工具备专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地位，从而吸引到中产用户。平台控制的核心在于定义劳动边界的权力，至于这种关系在法律和舆论中呈现出正式还是非正式的色彩，取决于工种、地域和劳工力量的涨落。

这次英国法官在判决书中，强调了标准化服务，比如统一定价是优步控制劳工的一大特征。但标准化服务存在与否，并非直接决定工作的剥削程度。在需要提供大量情感和创意劳动的零工领域，对劳工的控制恰恰在于劳工提供的服务是不标准、无法被量化的，从而可以进一步压低在社会经济上弱势群体的报酬。在几乎所有在线零工领域，不统一的报酬和拍卖竞标机制都让全球南方的劳工面临收入瓶颈。在笔者研究的游戏零工领域，一定的自由调价权损害而非提升了劳工的权益，因为在顾客面前的绝对弱势，让大量劳工在同行竞争下主动打折而非提升单价，而新手和女性受此机制侵害尤其严重。

对于人们熟知的平台服务而言，看似更严酷和集中的算法控制，有时候反而让零工有了统一的斗争矛头，这在针对亚洲平台经济的考察中都有所体现。研究者发现，直接隶属于平台的中国骑手相比隶属于配送站的全职工人更有抗争意识，而印尼的线下交通平台化后也出现了更多的劳工抗议。相比之下，更隐形的零工平台多依赖零散和不统一的人工控制，容易消解掉平台劳工集体维权的动力。 

因此，当“优步化”成为一种默认出发点渗透进立法的逻辑，它所能保护的必定只是某些工种下特定的个体，总有零工被代表和遮蔽。来自英国的喜讯，不该成为继续“他者化”零工的推力，而应是理解其内在分化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