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桥夜话》：城市儿女该如何面对乡土父母？

作者：Ansel

校对：LIT.CAVE 编辑部

配图：Online

《廊桥夜话》

出品方：新民说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02月

作者：张翎

本书简介

五进士村，位于浙南和闽北的交界处，它有与众不同的绿，也有难以挣脱的穷。

杨家三代儿媳的进门，都与「瞒」和「骗」脱不开关系。

李月娇趁着夜色，逃跑过两次，但两次都是自己回来的，为了一双儿女阿贵和阿意，从此心无旁骛，变成了阿贵妈。她的婆婆年轻时，十年内跑了三次，正因为她确定再美的山水也镇不住一个「穷」，所以格外仔细地盯住儿媳，掌控着家。

阿珠，从越南来，不断以谎言自保，可回乡已是奢望。

「廊桥」既是中心地标，又是核心意象，它连缀起历史、现时和未来。张翎以她特有的方式叙述着对于生活的谛听、审视和思索，是一部令人深思的现实主义力作。

正文

《廊桥夜话》是张翎取材于真实故事创作的小说，小说里，三代人的故事从李月娇的叙事展开，从李月娇到阿贵妈，名称的转变牵动着的是社会关系结构的转变，从独立的外部个体到被乡村结构吸收接纳的角色成员，阿贵妈在小说中重复着她婆婆的人生轨迹，而这种现象也将会进一步移植到阿贵妈的越南儿媳阿珠身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塑造了颇具作者个人色彩的留法博士阿意，让她在依托读书这条路成长离乡后由以探亲的方式回到家乡。

作为被城市生活同化的女性，阿意显然抗拒被乡土社会归类和同化，但是处在乡土之中，她该如何面对自我与乡土父母间的矛盾却成了整部小说的内在驱动力。

01 自我重复的难以逃离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假设，「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

也就是说，中国乡村的基本模式是「小家族」式的。而在小说里，李月娇正是在杨家村人一起的合谋之下被丈夫骗到了婆婆家。

「一个云和来的、好人家的、读过中学的、脸上有两个酒窝的美人儿，原来是个只用几句好话、一只借来的手表、几张号码相连的新纸钞就能骗到手的蠢货」。

李月娇变成阿贵妈的前奏是全村人合谋奏响的。但是不像许多人说的那样进入乡村的女性只需要传宗接代，她们同样也需要承载着事业社群沉重的工作，而且越是贫穷的家族，这份责任便更加沉重。

虽然张翎的文字鲜有描摹血腥，但残酷却偶尔浮现，摔成瘫痪的婆婆，企图溺水自尽的阿贵妈，无论是杨家婆婆还是阿贵妈，她们都尝试过逃离，但却最终成了其中的核心一员。

这正是因为在家庭事业的秩序中，拥有男性继承人的母亲掌握绝对的话语权，由此负责管理儿子的婆婆反而是比公公更为强势的存在。

杨家婆婆一开始为了反抗企图吞噬自己的秩序，但是在这种反抗失败后，她不得不以另一种方式攫取权力为自己谋取生存之路，在媳妇熬成婆的过程中，小家族的权力发生了更替，最终阿贵妈成为了新一任的决策者。

但是张翎在描绘女性的反抗时没有太多着墨，甚至有些许的美化。

在后记中，张翎谈起了自己与阿贵妈等人物原型交流的故事，她问小江（义工朋友）的母亲，为什么出逃那么远但又回来了。

在饭桌上的大伯子冷冷说，他是民兵队长，他拿着枪，小江母亲就悻悻跟着回来了。

但不知为何，对于社群叛逃者的暴力，张翎也仅说到这里，小说中这一部分不知是被隐没了还是阉割了。

在张翎的描绘中，阿贵妈和杨家婆婆都可以选择自由逃离，但是她们逃脱不掉。就像《玩偶之家》里出走的娜拉。

鲁迅曾做过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的讲演，他说：娜拉走后的命运可以预见，要么堕落（沦为妓女），要么回来。

阿贵妈何尝不是娜拉，在面对婆婆的强权和压迫面前，她不愿意选择顺从，但是却无法逃离，唯有死亡和回来得以解救。

试想阿贵妈如果真的得以出逃，她能够去哪里，生活又该如何继续？

阿贵妈身上只有父母留给他几十块，虽然也不是一笔小款，但是对她的出逃来说也只能算是杯水车薪。乡村之间其实是相对孤立的，自给自足是小农经济的特征之一，这也意味着农闲时，村子很少需要外部的劳动力。

乡村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相对稳定，每个人各司其职，长幼尊卑有序，鸿沟无法一下子跨越。就算阿贵妈出逃成功，她也无法在附近的村寻找到一个安生之所。这便是古时的「流氓」——失去土地流动在乡村的人。

不过如今的城市或许不像鲁迅说的那样，会让人走投无路，阿贵妈到了城市或许还能从打零工开始谋得活路。

可惜山村的封闭让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阿贵也会成为羁绊她一生的感情枷锁。铜墙铁壁和情感镣铐之下，阿贵妈只能遵从乡村的自我重复，为小家族的稳定贡献出自己一生。

02 妥协还是离散？城市儿女们面对的问题

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其实就是小家庭与小家族的矛盾。

女性阿意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是阿贵妈的女儿，而是她曾经期待成为的自己。而且嫁出去的女儿在单系氏族体系下的中国乡村其实是不会被纳入阿贵妈掌控的事业社群中的。

但是阿贵妈却偏爱自己的女儿，甚至牺牲了自己事业社群的利益（主要是其儿子的利益）来庆祝女儿归来，

在中国乡村话语体系中，自我主义可以小到自我，也可以大到家国，这种富有伸缩性的网络里，阿贵妈的留洋女儿回乡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一个小家族社群向更大的家族社群汇报炫耀的契机。

由此洋女婿的身份、地位等等一系列都成为了阿贵妈小家族值得炫耀甚至谋利的点，而洋女婿的拖油瓶（与前妻生的孩子）则成了这桩婚事的污点。

阿意与斯加顿这对夫妇其实就象征着城市文明里以感情为联系的彼此，而阿贵妈与杨广全更像是事业社群里的合作伙伴，他们俩彼此都将家族内工作职责看得重于私人情感。

「阿贵妈心想，男人是永远不会懂女人的事的。男人和女人就是一条河里的两艘船，各行各的路，除非有大风大浪，要不然它们一辈子也难相靠相撞。」

斯宾格勒曾说西方有两种文化模式，阿波罗式与浮士德式，前者认定宇宙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人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 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

现代的文化是浮士德式的。它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

费孝通说，这两种文化观同样可以用来了解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感情定向上的差别。

在阿意所生活的城市社会中，她与斯加顿的感情算得上是自由恋爱，因为彼此并不是为了实现某种社群功能，他们有富足的精神文化和独立生活的可能，由此在生活中连接他们的是彼此的感情。

而很难说李月娇与杨广全是有感情的，可能除了杨广全一开始欺骗李月娇的时候，彼此的感情显得浓了些，但是在骗局被揭穿之后，两人的感情便只能在日复一日的社群职责中消磨。

但是不能说阿意夫妇的感情比阿贵妈夫妇的更加稳定，恰恰相反。在彼此只能明确的分工下，阿贵妈的身份决定了她情感的位置，而阿意夫妇则任由情感生发消亡。

在小说结尾，阿意想要向斯加顿借钱，申请父母去巴黎探亲，但是斯加顿却冷漠地回绝了。他不能同意，因为他已经答应阿意的越南嫂子——阿珠，让她与阿意的哥哥一起回越南探亲。

而反观阿贵妈，为了阿意回来，大操大办准备酒席，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虚荣：

「阿意是撑在她心里的那个大气泡，有了这个气泡，她才能每天仰着头做人，走路两脚生风。」

但是另一方面，她又想要借用阿意宴请全村，从而为杨家在分配宅基地的时候谋取私利。

可是阿贵妈没有想到的是，村里还想要杨家出钱修进村的路，原因的是村里只有杨家吃外汇，当时1个欧元换7个人民币，1万欧元就是7万人民币，杨家修了这条路，就可以叫天意路。

乡村作为一个家族社群的社群，自然希望杨家可以出力，而杨家其实为了撑场面已然元气大伤，而阿意却也没有多少闲钱，甚至连请父母去巴黎的钱都需要问斯加顿借。

最后是杨广全的一句话道出了尴尬的现实：

阿意的手头，哪有什么钱？我看她穿的运动鞋，还是两年前的那一双，鞋尖都踢破了皮。大个头挣的钱，管家，管他女儿，阿意是自己管自己。

回到现实中，活到了城市的儿女独立生活都已然艰难，要及时供养家庭更是艰难。所以离开乡村活到城市的人面对的困境就是双向的压力。自己因为先天不足，要在新的城市面临从零开始的困顿和压力，但回望故乡，原有的家庭往往难以给予家的温暖，却迫切地期待着反哺。

在双重压力下，回乡与原有的小家族和解（妥协）亦是一种方式，而彻底离开小家族，一心一意在城市经营自己的家庭亦是许多人的选择。

阿意和斯加顿倘若关系能再继续下去，很难说他们还会回到这里，正如阿贵妈在小说结尾时说的那样。

那一声「还知道回来」的怒斥，似乎是对阿意这个阿贵妈曾抱着巨大期待的离乡者最有力的嘲讽。

小说到这里戛然而止，正如张翎听完小江和他妈妈的故事之后也无法正面介入，她无法改变乡村的结构和命运，只能描摹出中国乡村在当下现代化转型时的痛苦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