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丁拼图①｜佤族与火，老寨与新村

翁丁，在佤语里是云雾缭绕的地方。

翁丁村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图

翁丁原始村落位于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勐角傣族彝族拉祜族乡。2020年6月2日，央视报道称：“2014年翁丁古村中有300户人家，人均纯收入5370元。”走上旅游脱贫路的翁丁，需要具有独特魅力的旅游吸引物。“逐渐现代化的村落，远不如原始村寨有吸引力。”原始部落文化成为翁丁最大卖点。2018年，当地政府决定：整村易地搬迁到现代化新村，保留老村原始风貌，建成民族风情村；村民以老屋入股旅游合作社，年底分红，也可在老寨景区内上班，折合成工分，月底拿工资。到2019年年底，翁丁入选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54户建档贫困户全部脱贫，人均纯收入超过11000元。

到了2021年2月14日，翁丁一场大火，老寨的104间房屋，在3个小时内被焚毁。

在此，笔者通过各类现存研究和碎片化的网络信息，在线为翁丁老寨做一次“信息拼图”，尽可能还原老寨消失之前的数十年变迁。

火与佤族

打出“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名片的翁丁，到上世纪50年代还遗存着“猎头”习俗。不过，早在2004年翁丁开始发展旅游之前，其现代化进程就已开始。

翁丁1978年通路，1986年通电。谢仁典(2019)的研究发现，直到通电前，佤族依然保留着在民居中保持火种长年不灭的习俗，茅草是照明、取暖、做饭的主要材料，佤族民居以主客火塘为中心建立起佤族仪式化的生活空间秩序，这些都曾是佤族地区火灾频发的主要原因。

佤族因此形成独特的新火节习俗——“灭旧火，取新火”。为安全起见，翁丁的佤族粮仓，建在村边树林里（杨军 2017）。“新火节”祭祀神灵后第三天的消防工作，是佤族千百年来作为文化制度保留下来的防火教育；灾后的传统禳灾仪式和乡里互助，以及上世纪50年代以来政府的引导旱季巡寨制度（谢仁典 2019），使得与火为伴、防火防灾成为佤族的文化基因。

直到2014年，翁丁老寨内还能见到两处水潭。小的为普通消防水池，大的叫龙潭，相传有百年历史。翁丁人每年会用糯米粑粑、蜡烛等物在龙潭边祭拜，以祈祷预防火患(侯晓银 2016)。

翁丁开展旅游以来，政府从山上引水，为村民安上自来水，村里水塘作为灭火水塘留存（高文娟 2008）。

翁丁的“翁”为水，“丁”为接，翁丁，意为连接之水。该地有几条小河相互连接，因此得名。年复一年的节庆、祭祀、仪式，佤族人与火为伴的智慧得以教化传承，使佤寨具有足够的韧性，历经火患，依然能够延续族群。

通电后，家用电器开始进入佤族人家，逐渐改变了佤族延续千年与火为伴的生活方式。就连最后保存“留火种”的翁丁村里的新牙寨，通电后也逐渐放弃这一传统。佤族地区火灾频次相比通电前减少（谢仁典 2019）。但火塘还留存在佤族民居里，佤族民谚讲“火塘是房子和心脏”（何梦飞 2017），这是佤族原始崇拜的文化遗存，是佤族火神的栖息之处，是佤族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老寨与新村

与通电同时，翁丁现代化进程开始提速。1990年代，石棉瓦作为新型材料进入翁丁，也改变了翁丁老寨的建筑样式。唐黎洲与余穆的研究发现，随着猎头习俗被禁止，为逃生准备的茅草屋多道外门逐渐取消，建筑端部形成封闭空间，并未完全改变佤族茅草屋中主客火塘代表的“上位”与“下位”的空间权力秩序。

其后，以其防水性强、质轻价廉等特点，石棉瓦逐渐取代茅草为翁丁村寨接受。1996-1998年间，当地工匠肖军荣针对石棉瓦材料改造的“大梁式”和“新八大式”建筑样式，逐渐得到村民认可，成为翁丁主要建筑样式（唐黎洲 余穆 2017）。1998年，翁丁全村228家农户中，仅有一家为盖了一半的瓦房，其他均为传统“鸡笼罩”房及“杆栏建筑”（杨家娣 2004，2008）。到2003年，翁丁古寨中的“佤族传统住房建筑风貌己大大丧失，其中石棉瓦房占1／3，油蒙樟房占1／3，原有的传统住屋形式“杆栏”建筑及“鸡笼罩”房仅占3成（杨家娣 2004）。

3500年前的沧源崖画中的远古聚落形象 整理自邓启耀 . 云南岩画艺术 [M]. 昆明 :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6: 50，唐黎洲 余穆（2017） 图

佤族传统茅草屋二层平面与构架特 唐黎洲 余穆（2017） 图

沧源地区佤族茅草屋典型特征 唐黎洲 余穆（2017） 图

沧源 大柱式 佤族茅草屋  唐黎洲 余穆（2017） 图

沧源 地棚式 佤族茅草屋 唐黎洲 余穆（2017） 图

2000年的翁丁，白色为石棉瓦屋顶 李雨霖 摄

2003年，云南省启动了以茅草房、杈杈房改造为重点的扶贫安居工程（人民日报 2013；何梦飞 2017），改善佤族群众生活质量。这一时期的危房改造已考虑到，配合旅游经济需要，“充分利用佤族文化以及当地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将民房改造工程与旅游相结合，意图打造典型的佤族风情的民俗风情寨”。这一时期的民房，统一要求建筑外观为红色琉璃瓦顶、白灰墙，材料为砖瓦和混凝土，内部格局和层数可由村民自行决定（杨海源 2016）。

2004年翁丁旅游建设正式启动（何梦飞 2017；唐黎洲 余穆 2017），翁丁传统茅屋被定为代表翁丁“原始部落”的主要元素，“复茅”工程开始，翁丁的“石棉瓦革命”才告一段落。在政府动员下，石棉瓦上加盖茅草的方案得以推广，“对每一个参与改造的村民一次性补助4000元，并且每年每户无偿提供 500 元用以更换茅草，近两年则改为由政府统一从邻国缅甸进口茅草，每家每户能无偿获得一定数量用以更换”（唐黎洲 余穆 2017）。

2010年，“复茅”后的翁丁村寨，村里道路还是土路,已看不到白色的石棉瓦屋顶。李雨霖 摄

2020年12月的翁丁老寨，村寨空间形态和茅草颜色已发生变化，规划痕迹明显。李雨霖 摄

2011年，临沧提出“新家园行动”，推进危房改造的统拆统建工作（沧源先锋 2011）。201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对沧源8000多户佤族群众的茅草房做出重要指示。2012年9月“佤山幸福工程”启动，翁丁村也包含在内（何梦飞 2017）。

与2003年扶贫安居工程不同，这一次，“佤山幸福工程”明确要求把危房改造与特色村庄建设、农村环境治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刘宇 2013）。不仅要突出“青山、翠竹、红顶、灰墙”的民族民居特色，半敞开式前廊设计，也希望将佤族村民的日常生活展示给游客，用以吸引游客，房子内部空间也相较2003年民房改造时有了更为严格的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包括厨房和厕所的安排，与传统的佤族生活空间完全不同（杨海源 2016）。

2012年新火节后，翁丁发生了一场大火。为居住安全和发展旅游，县里决定与旅游公司合作，对古寨进行改造，另选址再建新村，遭到村里反对。纪录片导演刘春雨恰逢此时，开始拍摄翁丁的纪录片（资料来源：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凹凸镜DOC）。

佤山幸福工程的首批新房，原计划2013年春节前让佤族村民搬迁入住 （赵淑芳 陈庆庄 2013），但从老寨到新村的搬迁并不顺利。在导演刘春雨的记忆中，搬迁过程中，村民一直和旅游公司进行拉锯战。数年后，大部分年轻人最终妥协，直到2018年底，翁丁的新村搬迁才陆续完成。

2015年，翁丁新村全部建成（唐黎洲 余穆 2017）。由于屋顶铺盖砖红色的彩钢瓦，当地人称之为“红房子”。村民也可在老寨外自盖“楼房”，国家补贴4万元。这种自建楼房，虽可保留火塘，但已和老寨旧居的火塘不同，“只是人们做饭、炒菜、烧水等活动的工具，不再是起居室内具有仪式感的火塘”（何梦飞 2017）。同一年，在翁丁老寨，村民告诉到翁丁做田野调研的何梦飞：“翁丁只剩下四座传统建筑，鸡笼式罩房要作为旅游用的文化景观进行保护和修复，不允许住人”（何梦飞 2017）。

何梦飞了解到， “在佤族有个传统，就是建盖新房子、必须拆掉旧房子，意味着新的家庭的成立，是一个好的开始，现如今，政府禁止拆除旧民居，也不能在大寨内建盖新式民居，而且对于一些要盖新民居的村民，每个家庭每年都会有500元的房屋修缮费，要建房屋的家户必须在大寨外重新选址，一般会在道路旁边，原本在道路旁有房子的家庭就会拆掉原来的房屋直接在旧址上建盖。此外，新民居没有建好的时候，一些家庭会在路边搭一个简易的房子住，被称为‘临时屋’” （何梦飞 2017）。

2015年翁丁村民自建“楼房”实拍及室内平面图。何梦飞（2017） 图

幸福工程翁丁新村。唐黎洲 余穆（2017） 图

翁丁新村民居平面图。唐黎洲 余穆（2017） 图

那一年，老寨旧居、过渡期“临时屋”、自建的“楼房”、在建的“新村”，四种居住空间在翁丁村的土地上“破天荒”同时存在，像极了城市里拆迁过渡的居住形式。

翁丁老寨作为家的使用价值，因保护和旅游的目的而逐渐丧失，新村作为家的“使用功能”尚未建立，老寨里原本作为家的茅草屋，被改造成具有“交易价值”的旅游吸引物，成了文化商品。

佤族“搬离就不能再回去”的民族信仰，让他们只能在过渡期居住于“临时屋”，另一方面，导演刘春雨发现，旅游公司也不让他们回到老寨（凹凸镜DOC、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在旅游规划上，新村是作为未来翁丁旅游区的一部分考虑的。翁丁新村建成后，“政府希望村民全部搬进新村，最终将老寨恢复到最为原始的状态，以契合翁丁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的宣传名片” （唐黎洲 余穆 2017）。

但新村不像茅草屋和自建楼房那么好住。“寨子里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去住。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原因：80、90和120平米的三种户型，报价分别为13万元、17万元和21万元。除去政府统一补贴每户5万元外，村民在自己出工的情况下，每户至少还要出资8万元。最为重要的是，村民们虽然普遍认为新房漂亮，但是没有火塘住不惯”（唐黎洲 余穆 2017）。

新居不设火塘，一方面，是新村设计者认为火塘不环保、不安全，“没有预留安放火塘的室内空间”（唐黎洲 余穆 2017），另一方面，当地政府从旅游角度考虑：“新居作为未来翁丁旅游景区的一部分，屋里烧火塘，有些煞风景，这应该是‘吃住玩’一条龙服务”（何梦飞 2017）。

而且，狭小厨房、室内卫生间，与老寨中的居住空间尺度完全相反，翁丁村民极不适应。研究佤族茅草屋35年变迁的唐黎洲、余穆（2017）认为，“这种新民居设计从根本上改变了翁丁佤族茅草屋一直所强调的‘内向性’空间结构，原有的空间秩序被消解；无处安放的火塘，随之带来的影响就是附着其上的一系列关乎本民族宗教信仰、民俗文化的仪式活动无处容身，其独具特色的‘火塘文化’消失殆尽”  。

从2003年的扶贫安居工程，到2012年的佤山幸福工程，旅游交织在扶贫安居、幸福工程之中，配合扶贫和旅游的需要，随空间生产而来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植入，已悄悄影响到翁丁村民的生活和文化。直到2020年，配合“洁净沧源”工程，沧源县还在提倡“根本上破除千年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改变生活习惯和方式，推进村容村貌提升”（王文永 杨林富 2020）。

翁丁新村的村规民约。彩龙社区 图

关于佤族传统文化，一方面通过建筑、景观的营造，佤族文化标志得以强化凸显，另一方面，随着生活空间的现代化改造，佤族精神信仰和社会关系逐渐消失。翁丁的老寨，虽与学者张巧运（2014）在汶川地震后重建的一个羌寨观察到的情形类似，将有不同历史时期变化特征的佤族建筑，固化在“原始部落”时期的茅草屋景观，将原生态的传统村落，“打造”成一个供游客消费的”想象中的佤族”特征的文化商品，新村也可算“很大程度上变为了官方的展示品”（张巧运 2014），但新村这种带有旅游规划意味的建设，使得对佤文化标志的“政治性移植”（张巧运 2014），并未如重建的羌寨一般，和当地佤人生活脱节，而是改写了当地佤族村民的民俗和生活，成为佤寨新村民的一部分。

（作者任珏系华侨城创新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关于本文数据信度问题：本文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官方媒体新闻报道、政府官方网站、学术刊物，民族志口述资料等，数字源于多方信源比对后，取较有信度的数据，不同信源有明显差异的，并未采用。有些信源数据冲突，加之难以获得第一手官方统计数据，的确有可能与官方统计数据产生出入。这种数据的多样性和无法完全核对的情况，在本文中作为一种真实的信息现象呈现。这也正说明，我们所能了解到的翁丁，具有人类学意义上“部分真实“的实际情况。本文仅通过这些不太完美的、略带残缺的信息拼图，对翁丁的发展做历史“侧写”，希望能从一个侧面回望翁丁发展旅游前后的变化，以期为翁丁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把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