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见证团聚、分居、离家和固守

我的家乡位于鄂东南的一个小村庄，今年春节，我回家了七天。如往昔一样，回家过年就是走家串户，和各种人聊天谈心，探访旧友与恩师，给孩子们上课、玩游戏，紧凑而充实，有几点感想。

我的家乡村貌，摄于今年的大年初一上午。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过年是兑现“家”的最好时机

分割型城镇化背景下，年轻人进城打工，老人留守家乡，孩子在不同地方念书，一家人各据一方，已经司空见惯。

我们村一共19户，仅有1户人家选择举家赴青海西宁，他们家没有尚在的老人。其他18户的老人在老家，孩子要么随父母在工作地读书，要么配偶中的女方选择在镇上、县城、地级市购房（或租房）做陪读。

以我家为例，我和孩子们在广州定居，弟弟在内蒙古打拼，弟媳带着两个侄子在老家的县城陪读，爸妈固守农村的老宅子。只有过年时，我们一家十口才能齐聚。

回家过年，一家人团聚，一个也不能少，是过年最重要的内容。

过年期间，我每天早上和妈妈一起去菜园摘菜，早餐后去村里走家串户聊天，下午给村里的孩子们上课，或和妈妈一起挖野菜做粑，晚上和爸爸妈妈在火炉旁聊天、吃红薯。

临走的前一晚，我本已酒足饭饱，但弟弟还是烤了羊肉串，爸爸烧了糯米酒，恨不得把家里所有好吃的都给我们尝个遍，爸妈一一拥抱了孩子们。第二天凌晨四点，爸爸就起床了，燃起火炉，烧好开水，把孩子们的衣服和袜子烘热，把我和孩子们的鞋子擦干净，烤了20个红薯给我们在路上吃。他把我的大小行李挪到车子的后备厢，默默等待我和孩子们六点半起床。

我在想，我爸那一夜到底睡了没有，睡了多久。这就是无言的爱，这就是“家”的温暖。爸爸素来不善言辞，从不表达爱，“爱”、“家”、“家人”对于爸爸而言，就是各种“动词”的集合——他永远等待我们回家，照顾我和孩子们，送别我和孩子们，为我和孩子们祈福。

对我们村15位成年人和12位孩子（小学及以上）的调查显示，所有人都认为“过年必须回老家，只有回老家才有过年的味道，才有家的感觉”。他们一致认为，在外面过年，一点意思都没有，没有鞭炮，没有串门，没有拜年，没有一家人围着火炉吃饭、聊天和看春晚，就不叫过年。换言之，“过年”最能体现“家”的涵义与本质。

在与全村18个孩子的互动中，我围绕以下问题进行讨论：“我说家乡话，你们说出对应的普通话”（抑或相反），“跟我一起辨识农具”，“从年头到年尾，你知道哪些家乡的节庆仪式”，“你知道哪些家乡特色美食，具体做法是什么”等。此举的目的在于，给孩子们根植“家”、“家乡”的概念，增进他们对“根”、“乡愁”的理解。

最近三年回家，我都让三个孩子（我的两个孩子和弟弟的孩子）在同一位置绘制全村的景象，让他们描述村庄每年的样子，我把他们的作品留存起来，这是孩子们对乡村的真实感觉，是所谓的乡村意向图（rural mental map）。假以时日，这些作品一定是珍贵的历史记忆，是家乡变化的印刻，以及他们对家乡变化的感知。

我理解，“家”就是一堆不同代际的人，一起用家乡话聊家乡事，品家乡美食，认识家乡知识，交流家乡文化。

我带村里的孩子们上山讨论“家是什么”、“何处为家”，摄于大年初二。

新时代的“分居”：一切为了孩子

三十出头的阿军与阿玉夫妇一直在浙江诸暨打工，两个孩子在镇上读书，一个念初一，一个读小学四年级，由公公婆婆照看，隔代教育与过分溺爱导致孩子们成绩一般、贪图玩乐，阿玉决定年后不再外出打工，留在家里陪伴孩子们。

“让孩子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教养，比什么都强，”阿玉说。

类似情况的还有阿春，她三年前就在县城租房做陪读妈妈，老公远在青海西宁打工。如今，两个孩子各个方面表现都很好，举止大方，成绩优秀，村里人无不为他们点赞。

按理说，年纪轻轻就分居，是没有人想面对的事。但多数人难以获得工作地的户籍，子女上学需缴纳巨额的赞助费，加上城里的生活成本普遍高，离家远难以兼顾到老人，很多夫妇做出的决定是：妻子在老家陪孩子念书，丈夫独自外出打工。

背后的逻辑很简单，那些读书少而在外打拼的人，不想孩子重复他们辛苦的人生，他们想孩子们通过读书和好好做人超越自己，出人头地。对“成功”的定义也在悄然改变，不限于你的房子有多大，赚多少钱，还包括孩子的成绩如何，谈吐与教养如何，子女卓越与否成为家长们暗自较劲与比拼的重要筹码。

一方面，我为父母们开始重视子女教育、愿意花更多时间和精力陪伴子女而倍感欣慰；同时，我也为偏远乡村地区薄弱的基层教育资源、艰苦的办学条件、日渐外流的优质师资而忧心忡忡。

还是那句话，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是乡村教育，没有好的乡村教育，很难实现可持续的乡村振兴。

三个小朋友在绘画他们心目中的“家乡”，摄于大年初一。

渴望“离家”的孩子：手机比家更懂我

阿文在乡里的中学念初二，阿秀在镇上的中学念初三，上一年受疫情影响，他们是线上上课，从此开始与手机结下不解之缘。阿文沉迷于网络游戏，凌晨三点去有网人家的屋檐下蹭网玩“王者荣耀”，然后患了重感冒。阿秀沉迷于看小说和网络聊天，通宵达旦地看，成绩一落千丈，她选择辍学，每天的生活节奏是自然醒，然后去镇上的奶茶店发呆，去河边散步，然后回家，玩手机到自然睡去。

有一次，她妈妈实在看不下去，没收了她的手机。她选择了离家出走，严重时以割腕相威胁。

我问她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她回答：“换一个爸、换一个妈，逃离浠水和黄冈。”我追问，什么让你如此想逃离你爸妈？她说：“受不了妈妈一刻不停地唠叨，还有爸爸在电话那头，你看你们班谁谁如何如何。”她认为，父母与周遭所有人都不懂她，懂她的人在小说里，在网络里。

这两个孩子，一个是留守儿童，一个有妈妈陪伴，为什么会这样？也许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现在是全民手机时代，如何从“手机控族”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回归更多面对面的交流，多一些日常生活互动。如何让我们成为手机的主人，而不是手机的奴隶，是每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其次，当下的竞争更加激烈，无论是孩子的学习压力，还是父母的经济压力，这些压力让孩子和父母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烦躁与焦虑，进而影响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方式。

具体而言，不少农村父母延续祖辈教育孩子的方式，存在强权管束、简单粗暴的顽疾，但现在的孩子身处网络时代，很看重自由发展、自我表达、思想多元、被尊重和被认同的价值观，用传统价值观导向下的方式去教育拥有全新价值观的孩子，一定会出现各种矛盾与冲突。

所以，妥善维系与修复亲子关系非常重要，这关乎孩子们一辈子的心身健康与茁壮成长。此外，需要在广大城乡地区做到心理咨询、心理疏导的全覆盖，让学校-家长-孩子-社会做到无缝联结和及时沟通，这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基础性工程。

背叛“家义”的年轻人：不想结婚的越来越多

个体化特征愈加明显的社会里，不想结婚和不想生孩子的越来越多，作为后工业社会的日本的“低欲望”、“少（或无）子化”等特征，在中国农村地区也正在发生。

阿霞今年31岁，本科学历，在广深工作十年有余，目前定居深圳，有车有房，按理不愁婚嫁。但我了解的情况是，她不排斥异性交往，见面了一轮又一轮，但最后都归于“好聚好散”。

她告诉我，深圳的年轻人多，异性接触机会不少，但在房贷、车贷等经济压力下，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普遍快节奏，高强度工作与频繁加班成为常态，有空就健身或充电，没有或鲜有余暇“花前月下谈恋爱”，更没时间与精力去处理所谓的“情感纠纷与矛盾”。

“我可以努力工作经营事业，我可以好好健身管理身体，我可以静心阅读安顿内心，但让我耐心细腻地谈婚论嫁，接受甚至忍受不同价值观和我所不认同的性格的人，真的很难。如果很难，我宁愿放弃，回到一个人的状态。”这是她的独白。

阿斌今年33岁，二本毕业，之前在杭州某智能设备公司工作，两年前选择回武汉发展，在家人或亲友的撮合下，也是相亲了一轮又一轮，但还是相处不来，缘分未到。从开始的“自由、洒脱、志同道合、宁缺毋滥”，到后面的“干脆不找了，尝试一个人过”，到最后的“好像一个人过也没啥，也挺好的”，是他们的心路历程。

毋庸置疑，当事人的父母或许难以接受，因为人丁兴旺、传宗接代是“家”的基本涵义。但“儿孙自有儿孙福”，有的事情父母管不了，也不宜去管。我个人认为，这是可以理解或接受的事实，因为社会越来越原子化，个体的选择愈加多元化，生活方式愈加多样化，结婚、离婚和不婚都应该得到尊重，社会异质性显著增强的事实应该被包容，这也是社会进步的范畴。

我家乡的一种特色美食——软芡粑，用一种叫软芡的植物混合蒸熟的糯米、黑芝麻糖而成，摄于大年初三下午。

即将“永别家”的老人：得了大病，就在家等着那一天

我从读书到工作，迄今在外漂泊三十余载，说实话，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家的爸妈平平安安，最担心的事就是爸妈有个三病两痛，最开心的事就是回家看到爸妈健健康康，我相信这也是亿万在外打拼的中华儿女共同的心结与情愫。

鸿叔是武汉某高校教师，从腊月二十到正月初三，一直守护在岳父的床边。岳父半年前一次赴宴后晕倒在厕所，去武汉各大医院问诊，确诊结果是胃癌晚期。一个月前，75岁老人提出“我要回家”，家人只能遵照老人的意思办，回家进行保守治疗，靠昂贵的营养液维持生命。

年初三，我去一个同学家拜年，他父亲告诉我，他们村有一位老人，68岁，腿脚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伤，因为性格问题，与基层干部关系不好，拿不到低保户的指标，基本靠邻里周济度日，生病了就随便吃点药对付过去，从来没有体检过。

这位叔叔告诉我，在农村，不少老人不想去体检，是因为体检一旦查出问题，担心会拖累子女，给子女带来经济压力。所以，最好的情况是不明不白地走了，不给或少给子女添乱，这是很多高龄老人的心思。

我想说，中国乡村的部分老人一生凄凉。年少时他们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浩劫等；年轻时他们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面朝黄土背朝天，改革开放后或许还进城务工，低薪做辛苦的活；等儿女成家后，他们中的不少人要么留守老家，照顾孙子一辈，要么进城成为“老漂族”，体恤子女，分担家务。他们任劳任怨辛苦一辈子，到头来烙下一身毛病，最后无奈地离开这个世界。

他们的“美好生活”在哪里？他们“真实的自己”在哪里？他们的夙愿与需求，有多少人倾听和知晓，又有多少人关心和顾及？他们享受了多少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红利？在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的当下，要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任重道远。

孩子们临别前与奶奶的拥抱，摄于大年初五晚上

林林总总，拉拉杂杂，记录了这些。以上的故事虽然发生在鄂东一个小村庄，但类似的故事一定正在千千万万个村庄上演。 

（作者姚华松系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本文提到的人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