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萍：严管社会中的人更经不起道德考验？

原创 陈晓萍 复旦商业知识 收录于话题#陈晓萍专栏5个

熟悉日本文化的人都知道，温良恭俭让的精神渗透在日本人的所有言行举止之中。他们自律、谦卑、循规蹈矩，常常鞠躬、点头哈腰，仿佛一点脾气都没有。为此，我也挺纳闷，人都有七情六欲，他们是不是活得太压抑了？

后来了解更多之后，我发现虽然他们在工作场所的行为谦卑恭敬，但是下班后去小酒馆喝酒，就是和老板和同事在一起，也可以随心所欲大肆发泄。也就是说对于酒后的胡言非语和荒诞行为，大家有约定俗成的共识，不计较、不当真，因此酒馆就成为日本人言行自由的一个出口。白天的压抑在晚间的酒馆得到释放，不会积郁成疾。

跨文化心理学中有一个松紧度的概念，用来描述一个社会管得松还是管得紧的程度。严管社会的标志有两个，一个是规则众多，另一个是不合规矩的人会受到别人的冷眼或者权威机构的惩罚。严管社会的形成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来自政府的大大小小的制度（比如中国以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或新加坡的不准吃口香糖政策），二是来自宗教的各种戒律（比如沙特阿拉伯对于女性着装和行为举止的要求），三是来自民众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比如日本人彼此互相监督、犯规者经历社会性死亡）。严管社会中的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自由出口，就有可能想办法钻空子，甚至做出不道德的行为给自己找到一点可以自由发挥和释放的空间。

全球称得上是严管社会的大部分在中南亚地区，包括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印度，新加坡、土耳其，在东亚的则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宽松国家的典范则是乌克兰、匈牙利、以色列、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总的来说，严管社会中的人比较循规蹈矩、少做出格的事，自制力强，冲动性低；而宽松社会中的人则喜欢独树一帜，与众不同，自制力弱，容易冲动行事。具体表现为，严管社会中的谋杀案和抢劫案发生的几率确实更低，非法使用毒品和酗酒的现象也更为罕见。

但是，我认识的一位从美国移居到中国的家长告诉我，中国学校里的各种规则比美国学校多很多，而且有些她觉得十分不合理，令她很苦恼，因为她不愿意做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而其他中国家长却告诉她，有些规则其实就是写在那儿给大家看的，即使不遵守也没什么关系。这个发现让她大吃一惊，没想到中国家长似乎比美国家长更不守规矩！

严管社会中的个体真的比宽松社会中的更不守规矩吗？有数据表明，在印度、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这些严管国家，人们行贿受贿的比例远高于像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那样的宽松国家（虽然每个国家都有对于行贿受贿的法制）。此外也有研究发现，其实宽松社会中的人远比严管社会中的人更诚实可靠。

那么，究竟是严管社会中的人更守规矩，诚信度更高呢还是相反？带着这个问题，我和同事们做了若干个跨文化研究，结果发现，与宽松社会相比，严管社会中的人似乎真的更经不起道德考验，其不诚信的比例确实更高！

我们先用了一个犯规普遍性（Prevalence Rule Violence）指标来看严管社会和宽松社会的差别。犯规的领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腐败、逃税、欺诈。我们拿到了41个国家的数据，先把这些国家的松紧度做了一个衡量，然后把它们的GDP、人口密度、政府规模、政府效率、基尼系数当作控制变量，计算了国家松紧度和犯规普遍性之间的相关和回归系数。结果表明，越是严管的社会，犯规普遍性（即不道德行为）越高（见下图）。

我们接着使用了实地实验（field experiment）研究的数据来看不同国家中的工作人员的道德行为。这个实验是在全球22个国家的355个城市中做的，总共牵涉到一万多个“被弄丢”的钱包。研究者故意把钱包“掉”在五种场所：银行、剧院或博物馆等文化场所、邮局、酒店和警署。然后研究者会和在场的工作人员说：“我刚刚在外面的街角捡到了这个钱包，肯定是有人不小心弄丢的。但我现在有急事要去办，你能不能帮我处理一下？” 每一个钱包里都有一个名片夹（里面有三张名片）、一张手写的购物单（用当地语言），和一把钥匙。有一半的钱包里有相当于13.5美元的当地货币，另一半钱包里没有现款。研究者最后记录了有多少人在100天之内与钱包的主人（名片上有名字和联系方式）进行了联络（道德诚信行为的表现）。

我们先衡量了这22个国家的松紧度，然后统计了这些国家中总共9599个参与者的诚信行为。我们发现，来自严管国家中的工作人员与钱包主任联络的比例低于宽松国家，表明其道德诚信程度比宽松国家的要低（控制变量包括参与者的年龄、当时有无其他人或同事在场，有无监控摄像头、保安，场所的繁忙程度、私密性，给国家的GDP，钱包里有钱还是没钱）。结果如下图所示：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又找到另外一个跨文化实验室研究的数据库。参加这个实验的有来自18个国家的1745名成人。研究者让参与者掷两次骰子到一个杯子里，但只需要报告第一次的点数。如果是“1”点，就给1元钱，“2”点就给2元钱，以此类推。但是如果是“6点”，就拿不到任何报酬。因为骰子是扔在杯子里的，所以实验者看不见实际的点数，参与者就可以虚报任何数字。很显然，报“6”拿不到钱，有些人可能会谎报，并尽可能谎报大点数（比如4或5）以获得更多的报酬。但因为实验者看不见参与者的实际点数，他们便无法判断谁在谎报。可是，当我们把参与者报告的平均点数按国家区分的时候，就可以在国家层面判断撒谎的比例。因为骰子六面均匀分布，参加者样本够大，被投掷到的点数按概率应该基本相等。如果发现哪个国家的参加者得到的平均钱数特别高的话，说明该国家的人不诚实的可能性更高。

为了使我们的结果有说服力，我们在做回归分析时控制了许多变量，如参与者的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宗教信仰、学历专业和所居住城市的人口密度。结果表明，来自严管国家的参与者声称自己点数为3、4、5的比例显著高于来自宽松国家的参与者，也就是说，社会的松紧度程度与不诚信行为有正向关系，即严管社会中的人更经不起道德考验。如下图所示：

我们接着又检验了参与者如实报告“6”的比例，因为这个举动代表了一个人的无条件诚实性，比例越高表明该社会中的个体内在的诚实性越强。我们发现，在绝对诚实上，社会的松紧度与之呈负向关系，即来自严管国家中的参与者比来自宽松国家的参与者更缺少绝对诚信。

虽然上述几个研究都是跨文化的大样本数据，但显示的只是国家松紧度与个体诚信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非因果关系。为了检验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专门设计了情景实验，并在美国、英国（宽松国家）和中国、印度（严管国家）邀请了总共465人参加这个实验。

参与者在实验中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若干道数学拼图题，每做对一个可以得到相应的金钱奖励。他们每做完一题后，需要点击一下说自己“解出”。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就是没有解出的话，也可以点击“解出”蒙混过关，得到奖励。我们主要要看的就是在不同文化中谎报“解出”的人数比例。

结果表明，来自英国和美国的255名参与者中，共有76人谎报；而来自中国和印度的210名参与者中，共有178人谎报。二者比例悬殊，差别显著。

汇总所有这些研究的结果，我们因此得出结论，严管文化中的个体在确信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其遵循道德规范（诚信）的程度确实比宽松文化中的个体要低，更经不起道德考验。可见严管反而导致了人们千方百计想钻空子摆脱束缚，即使这样做违反了道德标准。

严管的结果看来非常严重。企业管理者在思考管理到位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考虑如何让员工有自由释放的出口呢？或者干脆放弃严管，而采用宽松或者无为而治的“不管”之道呢？（有关“无为而治”的管理，“复旦商业知识”未来将推送陈晓萍教授最新文章《管理的最高境界——自由和责任》，敬请关注！）

□ 作者/陈晓萍（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讲席教授、《管理视野》主编）

□ 封面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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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陈晓萍：严管社会中的人更经不起道德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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