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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丽娜丨年俗流变：回不去的乡愁

2021-02-24 18:2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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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说

不管是物质层面、社会层面、抑或是文化信仰层面，年俗愈来愈失去传统文化的意涵，愈来愈被物质殖民成为了不争的事实。年俗流变的背后，是市场经济深入农村的体现，是传统文化日渐衰败的表征，也象征着国家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征程。

一年年关又至，对于过年、回乡、农村和乡愁的讨论又多了起来。本文将中国年的意义区分为物质、社会、文艺、信仰四个层面，并分别探究其流变及对于农民和乡村社会的意涵。

1 年俗的物质层面

就物质层面而言，其意义显而易见。民间流传的《过年歌》：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猪鸡；二十八，蒸枣花；二十九，去打酒；年三十，包饺子；大年初一，撅着屁股乱作揖。其中对于年的安排大部分是物质方面的。年货的配备是一个方面，打扫家庭卫生和个人卫生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此外，以贴春联为代表的则是神圣信仰上的物质准备。过年在这种民歌习俗的传唱中变成了一种有着特定规制的物质准备。

物质准备为吃、为穿、为社会、为未来、为信仰。在食物方面，要准备最丰盛最好的。冬日里准备各种食材，并且要在年三十之前全部就绪，以供整个过年期间犒劳自己和亲朋的食物。服饰上也要添新衣，新衣新气象。还要准备年三十上坟祭祀用的冥币和鞭炮，招待客人用的零食和玩具，更有彰显喜庆色彩的烟花爆竹，甚至供客人消遣用的纸牌与麻将，以及为孩子准备的压岁钱。

北方农村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要“过油”，预备大量的油性食物。也要准备够几顿的饺子馅儿。祭灶的时候吃“灶糖”，农民相信“大年五更吃根糖，一年更比一年强”。南方农村过年也要预备年糕。过年时候的物质丰裕正是一种象征，即人们对于美好物质生活的想象，不过是过年时候的鸡鸭鱼和水果蔬菜，不过是件新衣，也不过是趁着过年时节好好打扫一下家庭卫生与个人卫生，也不过年年向上天祈求给予自家未来更好的生活。显然，这种物质上的准备是在物质匮乏时期的特产。

今日的农民有说，“现在天天在过年”，即在物质上，农民的日常生活也已经与过年时期没有不同了。以往只有在过年时候的物质丰裕，现在天天都可以享用，那还不是天天在过年？反过来说，既然天天都像过年，那么在物质上（特别是衣食住行方面）过年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不过，过年也显然不仅仅是衣食上的改善，在物质上还有对联、年画、灯笼、黄纸、香、鞭炮、烟花等方面的准备。现在这几方面都已经商品化了，即，农民购买它们以供过年消费。不过在不少地方，20年前，至少对联、年画都是要靠民间的文化人来完成的。

我的外公便是这样一个文化人，他是那个年代乡村社会少有的读书人，平日帮助相邻照管红白喜事，过年时候则要用毛笔书写对联和年画。自我记事时候起，外公过年极其繁忙，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外公便开始准备笔砚书写对联，基本上一个村庄的对联都要求外公帮忙，因而，外公往往直到除夕之夜才能真正收工。我的舅舅和两个表哥的毛笔字都极好，他们从小便开始练习。20世纪90年代，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外公督促调皮的表哥练习毛笔字的情景。这是民间的文化传承，不过很快，表哥再也不用练习毛笔字了，因为商品化了，所有的过年用品都可以购买了。

显然，在物质层面，不管是衣食用度还是文化产品，都已经比较丰裕并且商品化了，过年的喜庆自然可以通过物质产品充分表达出来。尽管如此，不少人还是会感叹说，现在的“年味儿”越来越淡了，这是因为，物质层面在年俗中只是基础部分，还有社会层面、文艺层面和价值层面的意涵共同充实在中国年里。

2 年俗的社会层面

对于中国人而言，过年显然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改善，更是社会生活的重构。农民在过年的过程中将社会生活重塑，这可以从拜年习俗和走亲串户中获得。

华北平原一些地方的农村有过年磕头拜年的习俗，即在大年初一的钟声敲响之后，本村的农民便开始到兄长家磕头拜年，节庆时候的嘘寒问暖、寒暄客气以及磕头回礼都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熟人社会将这种仪式不断延续再生产出来。如若磕头拜年的时候某人没有出现，日后兄长会记在心间，不时提醒，“忙什么呢？过年时候都不来家里坐坐？”

河南安阳的一个村庄中，新过门的媳妇一定要在前几年的时候磕头拜年，这是她融入村庄，成为熟人社会中成员的重要仪式。一个年轻的媳妇这样说，“过年的时候从零点就开始挨家挨户去拜年，磕头、寒暄，坐一会儿又要赶到下一家，通常要到天亮了才能完成。冬日极寒，磕头把腰都快磕断了。”尽管这般折腾，磕头拜年在熟人社会中却被规定为必须。

磕头拜年首先是一种礼仪，表明晚辈对于兄长的敬重；其次，也是一种联络感情的固定方式，寒暄也成为必须，成为建构彼此人情关系的重要方式；再次，磕头有先后和繁简之别，其中彰显了关系的亲疏远近和村庄社会威望的存量，在每次磕头拜年的仪式中，亲疏远近的社会关系和村庄权威资源便被不断生产出来，代代流传；最后，磕头也具有信仰的意涵，对于长者的敬重将被深化为对于祖先的崇拜，后辈对长者和祖先负责，这种意识成为规约后辈村庄身份的重要标志。

可见，磕头拜年看起来是一种“陋习”，并不尊重个体的意愿和自主权利，不过它在村庄熟人社会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却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它是传统文化建构的结果，也是农民长期以来的实践逻辑。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人来说，过年时候的走亲串户也是必须。民间有相对固定的习俗，如初二是女儿回娘家和岳丈会女婿的日子。到亲戚家，提些礼物是必须的，而且通常情况下都是要晚辈先到长辈家看望，随后长辈才回礼。过年时候走亲戚与平日的节气有所不同。平日里亲戚只是有选择的走，而过年时候却要将自家所有亲戚都走到。亲戚有时候相距较远，长时间不来往，感情不免会淡；过年时候相对固定的礼尚往来将农民之间的亲属关系不断强化。在以往物资匮乏的年代，亲属之间在各种人生和家庭大事上的帮助是巨大的。如，平日里的帮工，红白喜事中的支持，金钱上的借贷，以及其他各种生活中意想不到的难事都有赖于亲属帮助和支持。如此，从功能上看，过年时候亲属之间的串联意义不凡。

在社会层面上，过年将农民社会关系最主要的部分（邻里、亲属）凸显出来了。过年时候是一年一度的集体社会关系大展演，农民的宗亲与姻亲在一年一度的喜庆氛围中不断加强与再生产出来，以实现它们在功能上的重要意义。

显然，过年在社会层面的意涵也是与农民长期以来的生活状态密切相关的：熟悉的农民长期生活在一起，宗亲与邻里关系是他们必须要处理的重要社会关系；而物质上的匮乏也必然要求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亲属支持者，以备困难时期的帮助。血缘上的关联便是一种不问任何理由的关系，将血缘关系建构为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就是将每个农民都置于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网之中。

只是，近些年来，过年在社会层面的意涵也在不断弱化。磕头拜年仪式有不断弱化的趋势。山东潍坊某村以往也有严格的磕头拜年仪式，不过最近二十年却简化得厉害。村支书说，“我们也磕头拜年，就是天快亮时候到德高望重的长辈家里看看、聊聊，说‘叔，给你拜年了！'通常长辈们便会主动让座，不让磕头了。”对于长者的敬重，在这里成为了一种象征和一种形式。形式还在，内涵已流失，而随着代际更替的进展，形式也终将消失。

同时，过年时候的走亲串户也越来越难以维系。年轻一代的农民，尤其是早早便外出务工的年轻农民工，并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重视亲属关系。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化过程大部分发生在城市里，他们建构自身社会关系的重要渠道在学校和城市，他们的社会关系更多是与自己性情趣味爱好相似之人；维护亲属关系在他们看来是长辈们的事情，很多亲属关系在长辈老去之后便断了。而过年时候的走亲串户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老一辈农民的事情，年轻人很少参与其中，除非是对自己有特殊意义的亲属。

在社会层面，年俗不仅仅是一些风俗习惯，也是农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与维系，更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一次集体展演。不过，在新的形势下，农民建构自身社会网络的渠道和方式更加多元，并且目的性更强，这势必挤压了以过年为代表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形式。如果说在物质上现在的农民天天在过年，在社会层面，农民却有着不可抑制的失落，“味道”变了，年长的农民想要维护传统的努力越来越显得无力了。

3 年俗的文艺层面

除了物质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意涵，过年对于中国人而言还是喜庆的、热闹的，而喜庆热闹的年很大程度上要有文艺表演。

文艺表演的形式很多，比如戏曲、秧歌、舞龙舞狮、擂鼓、旱船等。这些文艺表演多由民间艺人组成，在村集体或者宗族的组织下开展活动。传统的文艺演出有以下的特点，一个是农民喜闻乐见，即简明且简单，农民勤加练习就能掌握；另一个是农民参与性高，这些文艺形式能调动起多数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少人都会跃跃欲试；还有就是，这些演出的受众群体较大，辐射的层面较大，因为这些表演并不是为了追求其作为艺术的价值，而是为了过年的喜庆和热闹。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文艺表演多是农民的自娱自乐，粗糙且草根。

理解文艺表演的特征就应首先理解民间文艺，尤其是春节时期文艺的功能。休闲娱乐，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服务好既有的社会关系，达到喜庆和热闹的效果，这便是民间文艺所应具有的价值。不过，根据我们团队多年来的调研经验，以上文艺功能的发挥多出现在农业集体化时期。那时候农民的文艺细胞被充分挖掘，借助于集体组织的功能，文艺活动也被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更具参与性和创造性。之后，农村的民间文艺少有生存的空间，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自娱自乐与挣钱相比成为了次要的事情。现在的农民，很少有机会一起玩一起乐，找不回以往欢庆的气氛。

目前农村的文娱活动主要有三种渠道，一种是集体组织请来的较为正式的文艺演出，比如一些有资源的村庄在春节期间请来剧团“唱大戏”，还比如基层组织所做的“文艺下乡”活动；第二种是民间所请的商业性演出，比如过大寿之际请人唱戏祝寿，红白喜事时候请来唢呐队、歌舞团等表演；第三种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一些文艺活动，多是一些村庄中有钱且有闲，并且有文艺爱好的人结合在一起，凑钱购买道具，一起来唱戏、说书、扭秧歌等。

目前这三种渠道都有各自的问题。第一种渠道是官方的，优点是较为正式，水平较高，缺点是获得机会较少，并且农民是被动的接受者，不能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二种渠道是目前民间流传最广的文艺形式，其优点是受众面较大，能够吸引农民的注意力，缺点是文艺活动本身容易受商业逻辑的影响而异化，一些大众媒体所报道的“丧事上跳起脱衣舞”就是典型体现；第三种渠道是完全民间的自娱自乐，优点是能够保持文艺的基本特色与休闲娱乐的功能，缺点在于参与者极少，受众也极少，并且缺乏组织机制，全凭个人爱好与热心。

以上三种渠道显然都缺少上文所讲的民间文艺表演应该具有的初衷。第一种渠道不可行，第二种渠道不可为，第三种渠道充满希望却缺少组织资源。

现在，春节时期的文艺活动对农民来说相当陌生。很少有文艺表演，传统的民俗活动也较少，民间自发的文艺苗子也缺乏组织，过年时候的休闲娱乐被农民几乎全部奉献给了麻将和纸牌。按照农民的说法，“不打牌干什么呢？”春节时期的休闲时光，农民只能用麻将来填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上深刻的悲哀。

4 年俗的价值层面

文化荒漠事实上也引发了农民价值上的混乱。

每年春节，主流电视媒体上总会呈现不少“思乡”的情绪，表达的多是常年外出工作的人对于父母和家乡的想念，“常回家看看”“过年回家”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不过，笔者在农村调研的经验却与以上的情绪不符。脱离农村的人才会有乡愁，身处农村的人想象更多的仍旧是跳出农门。

在农村，因为外出打工而几年未归的情况并不稀奇。我们曾在贵州农村遇见了夫妻两人外出打工多年不回，将孩子留归老人不管不顾的情况。他们的理由竟然是过年来回的车费太贵。我们也在其他的农村发现这样的情况，年轻的农民工不愿意回家，他们认为过年没意思，打牌也没劲，没有城市里精彩，于是不断推迟回家的时间，年刚过又迫不及待地回到城里。回家过年对于他们似乎在完成一项任务，而非一种情愫。在最近几次的农村调研中，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村庄中那些没有正常婚配的人往往更加不愿意回家，多有多年未归的情节。到了婚龄而未婚配，似乎就失去了在村庄生活的“脸面”，不愿意过多忍受村民异样的眼光，只能逃避在外。

农村是个有舆论有说法而没有隐私的地方，身处其中，不免受到舆论磁场之扰，不想让自己的隐私被舆论消费，最好的办法自然是远离它。那些处于村庄中舆论导向下游的人和事就要尽量逃离。比如说，打工多年家境依然一贫如洗，打工多年赚不下钱盖不起房子娶不上媳妇，读书多年赚不了钱买不了房；再比如说打扮老土，用不起电器，说不上话，这些人和事都是要被村庄舆论边缘化的。农村的舆论场包容不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舆论场必定有中心和边缘之分。所有人和事都向中心靠拢，要挣很多钱，穿漂亮衣服，用智能电子产品，建楼房，城市里买房子，买车子，娶漂亮的媳妇，用钱来充实交情，这才是农村舆论场中心的情景。处于中心，享受中心地带的畅快，收获面子和地位；不在中心，深受中心的压力，不断努力向中心靠拢。

农村能够生产价值，一方面要有传统文化的内涵支撑，另一方面也要有舆论的社会运作。而今，传统文化在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流逝，它不再能支撑农民主体性价值的建构；村庄舆论还在，却不断生产出一些与农民安身立命命题无关的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正如上文所述，村庄舆论将外来的文化产品（房子、车子、时尚、漂亮老婆等）建构为村庄内部的脸面和地位，这些不一定与农民安身立命之本相关。城市文明、世俗文化侵入农村，农村丧失了自主的价值生产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年时节成为农村文化生活和价值体系荒漠化的体现。尽管我们还有家，还有农村，还有传统，可却徒具形式，我们感受不到村庄所给予我们的“家”的感觉，也感受不到传统所给予人的安身立命的踏实感。“家”的价值，以往是那个地方、那些人和那些事；如今是爱人和孩子，是小屋里的温暖和便捷。

年还在，家仍旧，人们的感情却慢慢起了变化。一部分早已逃脱了农村的人，大多数已经功成名就，因为离开太久，愈发怀念曾经乡村里的美好，形成了弥漫于上层空气中的“乡愁”情愫；另一部份仍旧在为逃离农村挣扎的人，他们无所适从地活着，在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裹挟中蹒跚前行。

5 年俗的流变：物质殖民与价值荒漠

自从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进入中国已近百年。传统文化被五四传统诟病为封建迷信，加以批判。20世纪初期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关于传统的文化洗涤，传统文化成为了“吃人的礼教”“酱缸文化”，成为了落后、愚昧、迷信的代名词，被上层社会的文化界和知识界全盘否定。尽管这场运动影响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整个国家的上层建筑，不过，文化知识界的讨论与乡民的日常生活尚有一定的距离，上层建筑的转型并不必然意味着农民生活逻辑的转变。一切存在即为合理，农民的生活有着自洽的逻辑，上层的变革并不一定成为整个社会的变革。

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鲁迅，梁漱溟，晏阳初等）笔下农民愚昧的形象和凋敝的农村，现今看来却是必然。底层的农村按照自洽的逻辑运转，哪怕上层已经血雨腥风。农民被“封建文化”建构，与现代性的逻辑并不相融。两套不同的文化形态和行为逻辑必然是不能相互理解的。农民的某些行为观念也许在知识分子的眼中是愚昧和落后的，但是对于身处其中的农民却是有价值有意义并且理性的。农民并不理解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执意按照自己所理解的生活和村庄里的生活生活着。可是知识分子却喜欢“忧天下”，认为农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必须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年俗是一个切入点，是传统文化的集结点，它在民间的实践逻辑正可反映传统文化对于农民的意义。可显然，通过打工经济和大众传媒的深入，农民已经被带入了高速运转的市场潮流之中，不可逆。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关键是乡村要有与之配套的生产方式、生存形态及社会结构；而今，农民的生产方式、生存形态及社会结构都在发生剧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