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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与以色列科技产业的成功

[以]英巴尔·阿里埃利/文李雨桐/译

2021-02-23 15:37

以色列的科技生态系统是成功的典例，也在很多方面为全球新兴创业中心树立了榜样。不过，这样的生态系统也远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以色列面临的一大挑战，或者也可以说是机遇，就是人力资本的单一性。

伊玛德·泰勒哈米出生于一个名为伊斯菲亚的德鲁兹村，他们全家信仰基督教，可以说是这个村子的极少数群体，而在以色列和中东，基督教徒就更是少数中的少数了。幸运的是，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育下，伊玛德从小就将少数群体的身份视为一种优势。伊玛德的父亲是一名教师，但选择教育事业，其实更多是出于偶然。一开始，伊玛德的父亲在黎巴嫩学医，在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爆发后回到了村里。目睹了村里孩子的落后教育条件后，他坚定了自己的目标和使命——为村里的孩子提供教育，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金钱回报从来就不是他投身教育的初衷，选择教育是出于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如果某个家庭无法负担课本费用或者学校活动的费用，伊玛德的父亲总是自掏腰包，为这个家庭慷慨解囊。他不愿看到任何一个孩子失去获得知识的机会，尽管他自己并不富裕，但钱从来不是阻碍他帮助这些孩子的借口。他告诉伊玛德，在爱和信念的作用下，群山皆可移。钱总会有的，不能把赚钱作为人生目标，他总是这么说。

如果非要用一个希伯来语词语来描述伊玛德的成长过程，那么这个词一定是“沙洛姆”（音译自希伯来语“Shalom”）。“沙洛姆”大概是最广为人知、使用频率也最高的希伯来语词语了（用于打招呼和告别）。它的字面意思是和平，可以称作是希伯来语中最富有感染力的词语之一，表示敌人之间和谐相处、互相接受的状态，或者是我们说的乌托邦。但对伊玛德来说，“沙洛姆”就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有些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些困惑，既然是占少数的群体，他们怎么还能像没事人一样关心和爱护那些主宰各项决策的多数人呢？如果是经常被多数派反对的少数群体，肯定或多或少会有点不满情绪吧？但是对于伊玛德来说，父亲就是他的榜样，“沙洛姆”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就是尊重和接受他人。在德鲁兹人的习俗和传统中，男性身着短裤或者盘腿而坐是一种不尊重他人的表现。虽然伊玛德和家人并不信奉同样的传统，但他们选择包容和尊重对方的原则，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创造一种彼此和谐共处的环境。伊玛德的童年总是在学着接受和体谅他人，妥协不是牺牲，而是出于爱和尊重。这样的成长环境使伊玛德成长为今天的行业领军人物，也印证了实现“沙洛姆”的可能。

18岁的伊玛德一开始打算学医，但在父亲的建议下，他选择了工业工程与设计专业，并就读于以色列中心城市拉马特甘的申卡尔设计与工程学院，然后每周往返于繁华中心和家所在的村子。伊玛德没有从申卡尔设计与工程学院毕业，但这并不是因为跟不上学业，恰恰相反，他的成绩非常出色，以至于在校期间就受到了企业家阿莫斯·本-古理安的器重并将他招揽至旗下纺织公司ATA工作。进入ATA工作后，伊玛德的才华很快就得到了Beged-Or公司的创始人——尤西·罗恩的赏识。1981年，伊玛德受邀加入尤西的公司并担任工厂经理。出人意料的是，伊玛德这份新工作的开头并不顺利，工厂的犹太工人出于对阿拉伯人的排斥，开始频繁罢工。在这样的情况下，尤西依然坚持任用伊玛德的决定。当然，在童年经历的影响下，伊玛德也始终秉承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尊重。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扭转了人们的看法，成为最受员工支持的经理之一，甚至在三年后伊玛德离职的时候，工厂的工人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罢工，不过这次是为了阻止伊玛德的离开。这一次，工人们的罢工依然失败了，伊玛德还是选择了离开。像这样从被反对到被支持的职业经历使伊玛德意识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逆转，而是环境造就的结果。伊玛德认为，人都是相似的。他说：“我们都是一样地呼吸和吃饭，会哭也会笑，行为举止都一样。我们有着同样的恐惧，经历着一样的困境，享受着生活带来的同等快乐。在我们不认识彼此的时候，总是倾向于给人贴标签，把不同的人分门别类，最终造成疏远和隔阂，使不认识的陌生人开始互相憎恨。一旦我们真正开始了解对方，就会意识到大家都是普通人而已，相处不过是一件轻松自然的事。”

离开Beged-Or后，伊玛德加入了Delta Galil，这是一家以色列品牌服装制造商和营销商，在全球范围内拥有1万多名员工。Delta Galil的创始人多夫·劳特曼将“不贴标签”的文化践行到了公司各个方面，他让伊玛德成为公司首名阿拉伯裔的工厂经理，随后，伊玛德的事业突飞猛进。爱和接受，这是伊玛德从童年开始就耳熟于心的两个词，也是他构建领导力的秘诀。在Delta Galil工作期间，伊玛德总能从别人的角度出发。欧洲、美国、中东......在任何由他负责的工厂所在国，伊玛德都会尽量使用一种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他认为，这是一种“激励”，当然不是指金钱上的激励，而是激励大家学会合作和包容。伊玛德在公司内部提出了一个口号“爱与你共事”，他说：“爱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东西，所以爱是一种跨越文化的语言。当然这不是让管理层对员工示爱，这么做只能招来官司。提出这个口号是希望唤起员工和管理层之间的互相理解。就像阿拉伯单词‘hanan’所表达的意思——学会包容。”伊玛德在Delta Galil发展得非常成功，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他知道如何在激励员工、满足员工需求和满足公司需求之间找到平衡。

2007年，也就是在Delta Galil工作的第25个年头，伊玛德和多夫都决定从公司退休。在以色列，82%的阿拉伯妇女都没有工作。当伊玛德在考虑未来打算时，这个数据使他下定决心要做出点改变。很快，他建立了Babcom中心，旨在提供国内领先水平的服务，为人们打开一扇通往就业、成功、和谐共处和优质服务的大门。伊玛德认为，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确保真正的多样性。他做了一个比喻：“Babcom就像一束鲜花，只有各式各样的花朵才能组成绚烂的花束。”在Babcom中心，不同的文化和宗教都能展示其精华，由此形成一家真正服务于所有人的公司。Babcom的商业模式如此成功，以至于哈佛商学院也将其记录在册，专门推出了名为“Babcom：打开大门”的学习案例。

尽管Babcom大获成功，但在伊玛德看来，真正的包容和共存还远没有实现。他曾在2013年表示：“我为这项事业已经努力了5年，在这5年中，我们有看到其他类似的组织崛起吗？我以我父亲为榜样，但又有谁在模仿我呢？阿拉伯人占了以色列人口的20%，为什么他们要被这个支持创业的国度排除在外？”伊玛德已经做了很多，但还远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解决问题之前必须深刻认识问题。一番思考过后，伊玛德得出结论：“阿拉伯人心中的五大恐惧阻碍着他们成为伟大企业家。”以色列的犹太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着克服这些恐惧，但阿拉伯人得到的教导却是屈服于内心的恐惧，所以很多阿拉伯人不敢去拥有伟大的梦想。伊玛德认为，困扰阿拉伯人的第一大恐惧就是害怕失败。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长期处于小而封闭的社区，又是一个长期承受着广泛偏见的少数群体，这让他们内心产生了一种羞耻感。如果我摔倒了，别人会怎么说？哪些人会嘲笑我？他们总是被这样的问题困扰。因此，他们宁愿不冒险，也不想经历失败的耻辱。第二大恐惧是恐惧政府。以色列政府在处理阿拉伯裔的问题上的确有不公正的地方，这使阿拉伯人认为，他们不会在创业领域得到任何支持。第三大恐惧是恐惧银行。因为银行跟政府一样，很少在利息、贷款和信用方面为阿拉伯人提供优惠政策，贷款普遍都要求以个人土地或房屋作为抵押，很多人都难以满足相应条件，阿拉伯人就更难了。

第四大恐惧源于缺乏成功的故事。伊玛德说：“阿拉伯裔的榜样企业家在以色列屈指可数。我们缺乏经验丰富的导师和榜样人物，在犹太人成功案例的对比下，阿拉伯裔的差距越来越大。”最后，第五大恐惧是社交恐惧。广泛的社会网络能对创业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但在很多情况下，阿拉伯人的社会网络里可能就只有村里的理事会和中学校长。当然，这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与8200情报部队战友网络、硅谷社区、大学校友这些犹太人拥有的人脉相比，阿拉伯人的圈子实在是太小了。

弄清问题所在之后，伊玛德开始着手设计解决方案。他与舍米·佩雷斯和艾瑞尔·玛格丽特共同创建了Takwin Labs，致力于帮助以色列阿拉伯人克服内心的五大恐惧。除了提供资金支持，Takwin Labs也在积极帮助阿拉伯创业者拓展社会网络，并获得专业技术、导师和战略顾问。最重要的是，许多阿拉伯人逐渐学会了敢于梦想。正如伊玛德所说：“只有敢于梦想，一切才有可能。”

在以色列的科技生态系统中，人力资本单一的问题并非局限于阿拉伯人，还有其他少数群体，例如极端正统派、女性，甚至45岁以上的人士。每一种现象背后都有深层的不同原因。

随着以色列科技产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将需要越来越多的高技能人才，而人才供应恰恰是以色列目前面临的短板。不过这一关键挑战也将带来无限机会，当务之急就是充分调动各个阶层的创新潜力，实现包容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这个背景下，以色列政府和民营部门已经纷纷采取实际行动，力图使目前代表性的少数群体在人才输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从而实现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

以色列的科技产业为何如此成功？这是商业报道记者和业内专家都在分析的现象，也是本书旨在回答的问题，也即一一分解到底是以色列文化中的哪些因素孕育了一批又一批成功的企业家。以色列社会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创业文化，且这种文化并不局限于商业世界。这里的成长环境鼓励着以色列人去尝试、试错、总结经验，去开启冒险。他们从小就相信，或许有的人甚至是盲目地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也就是希伯来短语“yiheye besseder”（天塌不下来）的意思。

这句短语背后的哲学非常值得细细品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背后的哲学就是构成以色列人典型特质的内核。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以色列的语言、历史、社区和实践。

我们先来看看舍米·佩雷斯的例子，他是正儿八经的萨布拉，是索尼娅和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的儿子。舍米曾是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随后成立了以色列的第一批风投公司之一Mofet，这直接使他成为以色列最著名的风险投资人之一。舍米过去是以色列风险投资协会的主席，以色列规模最大的风投公司Pitango也是由他创办的。对于乐观主义和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成功，舍米也有自己的解读。他说：“乐观主义的本质是信念问题。你必须首先说服自己，相信某件事情一定会发生。除了展现一个人的信念，乐观主义也是一种工具、一种心态，它激励着人们向前进，如果没有一点乐观主义精神，创业精神也就无从谈起。”

乐观主义肯定是不限于创业范畴的。舍米表示：“很多人之所以选择乐观，是因为悲观始终走不长远。乐观主义本身并不能带来成功，但一个乐观的人却能成事。我父亲过去常说，他从未听说哪个悲观主义者发现了新星。在我父亲去世前，他告诉我，历史最终呈现的面貌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我们往往会选择忽略身边那些变化的迹象，因为我们总是用目前的标准来衡量生活幸福与否或质量高低，却常常无视了一点——几十年前的情况可比现在糟糕多了。”

所以，只有在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进步。“现在物资变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有更多的机会来享受世间万物，获得更多商品、更优质的教育，享受便捷的流动性、更健全的医疗服务。”舍米以埃博拉病毒为例，说：“我们可以说是相当迅速有效地战胜了埃博拉病毒，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庆祝。但是我们觉得医学界就应该设法克服各种疑难杂症，所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我们不那么乐观，对医疗水平没有太大的信心，那么战胜埃博拉病毒就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医学突破之一。正是因为我们的乐观心态，‘天塌不下来’，我们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所以认为埃博拉不过是另一种短暂流行的疾病。对创业者来说，有些情况下的乐观只是一种纯粹的信念，难免被人们评价为‘过于天真’；有些情况下的乐观则是基于他们对市场需求、产品、服务、资源、能力和风险的客观判断。”

创业者既要有信念，也要实事求是，而这种信念往往体现在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身上。舍米总结说：“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企业家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开始创业的，包括创办微软的比尔·盖茨，创办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创办脸书的马克·扎克伯格。这些例子也提醒着年轻人，为了达到他们心中的理想目标，他们愿意付出多少。”

我们可以把乐观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固有的乐观，也就是相信自己办成一件事的能力。第二种乐观源于对他人的信任。舍米解释道：“作为投资人，我的乐观就建立在其他人身上。我总是和最优秀的人一起共事，我也丝毫不怀疑他们的能力。在以色列创业圈，人们所展现出来的乐观往往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成功的企业家明确地知道自己的需要、自己对他人的需要，同时也对合作成功充满了信心。”

跟很多复杂的文化现象一样，“Yiheye Besseder”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表示“潜在衰落”。它可以用来指代回避批评和难题或者消极怠工的状态。在《以色列主义》（Israelism）一书中，作者埃泰·施罗尼博士指出并批评了以色列组织文化中那种不加思考的随意态度。在施罗尼博士看来，“天塌不下来”代表着以色列企业和政府中非常普遍的一种漠视文化。

舍米表示：“‘天塌不下来’所表示的另一层意思主要源于没有事实根据。嘴上说一切都会好起来是不够的，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不付出努力就想等着问题迎刃而解？这种想法太幼稚了。不过也不排除用这个短语来安抚他人的情况。但如果用这个短语来推卸责任，那就很危险了，很有可能会导致惨重后果。”不过“天塌不下来”的消极意思也印证了其中的复杂性。如果我们用这个短语来为自己打气，那么它小则有益于创业者，大则有益于国家。

第三种乐观既需要决心，也需要坚持。这里可以用Urban Aeronautics公司的CEO拉菲·约埃利来举例说明。20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开发城市使用的内旋翼飞机。在重重困难的包围下，拉菲一直坚持着这项事业。这个项目总是很难吸引到投资者和合作伙伴，技术似乎也总是徘徊在突破和成功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拉菲为何还能保持乐观？这是因为他抱有坚定的决心，也因为他拥有着超出个人范畴的宏大目标。舍米也曾做出类似的解释：“就我父亲而言，他的乐观源于对人的信心，也源于他的信念，他坚信自己在做一件超越个人范畴，甚至超出这个时代范畴的伟大事业。”所以说，乐观也是一种选择。

以色列人的乐观精神看似令人费解，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如果考虑到政治条件，以色列人应该悲观才是。但舍米认为，以色列人固有的乐观精神恰恰源于这里的生活环境。

“想想看，很多父母就在这种高风险的地区养育子女，在紧挨着叙利亚、黎巴嫩和真主党的以色列北部定居；在面临导弹袭击威胁的加沙地带建造城镇；走在曾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且近年来刺杀和肇事逃逸也频发的耶路撒冷街头。发生了这一切之后，这些以色列人还是选择留下。对他们来说，一方面，家是安全、稳定的象征，代表着家庭的温暖和亲情；另一方面，家同时又被各种各样的现实威胁包围着。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大概是无法忍受的。”我想，舍米这番话想要强调的是，尽管外界存在着大量危险，但孩子们在家里仍然感到安全，因为他们的父母从未对恐惧妥协，而是选择乐观、希望和信念，相信一切会越来越好，或者说，相信他们可以战胜一切。

以色列的乐观主义可追溯至犹太历史，而犹太历史就是一段夹缝求生的故事，其中，犹太大屠杀就是近代发生的最可怕的事件。“天塌不下来”这句短语根植于以色列文化和犹太历史的中心主旨——犹太人都是幸存者。以色列著名歌手梅尔·阿里尔（Meir Ariel）曾说：“我们既然能逃出法老的手掌心，这点困难又算什么。”每到犹太节日，以色列人也会开玩笑地说：“有人企图杀掉我们却没能成功，今天就敞开肚子大吃大喝吧！”在舍米·佩雷斯看来：“正是这种克服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想法培养了以色列人的适应能力和乐观主义。”

舍米·佩雷斯认为，犹太历史的另外一面就是构建了一种信念，也即“相信（犹太人）是天选之子。犹太人是独一无二的，是强大的，因此肩负着让周遭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责任以及参与‘修复世界’（意译自希伯来语‘Tikkun Olam’）的使命。今天，‘修复世界’用来指代一种宗教上的概念，代表我们对社会正义的需要。以色列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这种价值观的熏陶。以色列人身上体现的乐观不是盲目乐观，而是一种有意识、经过吸收消化的乐观主义，它建立在几代人的经验和强大的生命力之上”。

2010年1月，时任以色列总统的西蒙·佩雷斯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演讲，他表示，“修复世界”就是犹太人对于大屠杀的回应，也即纠正错误，改善自己和周遭环境。西蒙·佩雷斯说：“‘修复世界’也是创业的核心。创业者要善于发现那些不对劲或者还能提高的地方。‘天塌不下来’承认事情并不总是顺利的事实，但同时也相信情况很快就会有所好转。”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色列人在形势逼迫之下不断寻求满足内需的方法，同时也与世界分享相关的解决方案。以色列对南部沙漠的充分利用实现了农业上的创新突破，不仅在以色列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找到了保障粮食安全的方案，改善了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情况和食品储藏安全。例如，以色列耐特菲姆公司的滴灌技术和微灌技术就被推广至世界各地。该公司最新推出的滴灌设备不仅实现了自动清洁功能，还能在不同水质和水压的条件下保持相同流速。

“修复世界”的概念也体现于医疗创新领域的各项颠覆性发明中：Given Imaging公司发明了首个用于消化道的胶囊内窥镜，几乎全部取代了其他高风险性的侵入型操作；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研发的治疗多发性硬化的免疫调节药物——克帕松（Copaxone）；其他一些听起来就像是科幻小说里才会出现的东西，例如 ReWalk，它是一种能使截瘫患者站立、行走、爬楼梯的仿生系统，已经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获批。

以色列的创新也改变了当今世界消费技术的方式：IBM的首款台式电脑的CPU—英特尔8088的芯片就是在以色列设计完成的；大部分WindowsNT操作系统均由微软的以色列公司开发；英特尔的奔腾MMX芯片技术设计于以色列；北美首款USB闪存驱动器也是由以色列公司M-Systems开发。

在将技术从一个空间带至另一个空间的过程中，以色列公司也将“修复世界”的概念践行到了极致。例如，基于GPS的智能手机导航应用程序Waze就可以提供逐向导航和其他用户提交的行程时间和路线信息，它完全改变了人们使用地图的方式方法。此外，基于视觉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Mobileye也可提供撞车警告。在自动驾驶汽车技术领域，OrCam公司的便携人工视觉设备MyEye能使视力受损的人通过音频反馈来理解他们看不见的文本和物体，相当于赋予了盲人一双“眼睛”。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天塌不下来”这个概念蕴含层层深意，作为整个民族内心深处的信念，它被一代又一代地传承至今。“天塌不下来”根植于过去的犹太历史，同时又透露出对未来的展望，我们通过“天塌不下来”这个短语来安慰自己和他人——虽然现在似乎看不到希望，但未来一定会更好。这是一种以不同角度看待当下的能力，它为人们重新注入了希望和安全感，从而有足够的动力来谋划应对措施。

正如舍米·佩雷斯所说：“‘天塌不下来’就是鼓起船帆的风，它给了我们前进的动力，但方向却由我们自己把握。创业者就像是水手，如果海上既没有风也没有指南针，再好的水手也束手无策。很多创业者可能拥有风或者指南针，但最成功的创业者往往两者兼具。”

“天塌不下来”是以色列文化的核心，也是创业精神、创业心态的背后驱动力。在以色列人看来，当下的处境绝不是终点，提高、改善的空间永远存在，而克服重重困难之后，未来终将是美好和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