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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建筑史家的林徽因

2021-02-24 11:3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王南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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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的身份非常多，最著名的说法是民国才女或一代美人，不过这太宽泛。很多人知道林徽因是诗人和文学家，但她更主要的身份其实是建筑学家，这也比较宽泛——建筑学分为多个领域，她的核心身份是建筑史研究者、建筑史家。

她同时也是建筑师，盖过为数不多但质量精良的建筑作品。她还是建筑系教授，和梁思成一起创办了两个建筑系：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此外她还是工艺美术家，培养出像常沙娜这样的一代宗师。她有时候还做一点舞台美术设计，身份繁多。

我们今天就专门聚焦在她建筑史家的身份上。

1936年林徽因测绘山东滋阳兴隆寺塔

北京八宝山的林徽因墓，由梁思成设计，墓志是“建筑师林徽因墓”。这很有意思，在她那么多的身份里，梁思成选了“建筑师”这个身份。这是今天讲座首先抛出来的一个大的问号，我希望讲完以后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序幕

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林徽因祖籍福州，杭州出生，在上海和北平长大。她原来名叫“林徽音”，家人给她取的这个名字出自《诗经·大雅·思齐》。也许因为如此，她跟诗结下了不解之缘。1930年代有一个名字和她很接近的男作家叫“林微音”，那个人的品味很差，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大家经常搞混，林徽因为此非常困扰，最后不惜改名。1935年以后，她基本就用“徽因”这个名字了。

林徽因就读于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培华女子中学。她在这个学校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功底，对其一生的学术影响非常大。

1916年，林徽因（右一）与表姐妹们在北京培华女子中学学习时合影

林长民对这个女儿非常自豪。他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代女子舍其女莫属”，又说“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所以林长民一直都是林徽因的好朋友，父女间的友谊在一起去英国时大大加深。

旅英

林长民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叱咤风云的政治活动家。他和梁启超关系很好，共同推动了五四运动的触发。他曾官至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后来对政治感到失望，去职后决定到欧洲旅行考察，参加一些国联的活动。就是这一次，他决定带16岁的林徽因一起到英国去。可以说，这次旅英对林徽因一生的学术方向起到了决定作用。

林徽因一生养成了很多英国式的习惯，比如他们家著名的下午茶聚会，就是跟英国人学来的。另外，来到英国后，她进入了英国文学的世界，在这里邂逅了终生挚友徐志摩。建筑史家曹汛先生在他所做的《林徽音先生年谱》里，对林徽因确定志向做了一番评论：

在英伦期间,父亲携徽音进入一个文化界人士的社交圈子,认识了H.G.威尔斯、E.M.福斯特、T.哈代、A.韦利、B.罗西尔和K.曼斯菲尔德等著名作家。

他们寓所的女房东（一说房东女儿）是学建筑的，她告诉林徽因世界上有建筑这么一门学科，林徽因马上动心，因为她本身就喜欢文学和美术，而建筑能综合它们。曹汛先生说林徽因学贯中西、融通古今，中国传统文化对她的影响很深，尤其是杜甫那种“安得广厦千万间”的理想。林徽因觉得如果要报效祖国，改良社会，不能去学纯文学或者纯美术，她想把建筑作为终身事业，通过学习建筑来报国。

1923年，在学建筑之前，林徽因小试牛刀，为北京《晨报》增刊设计了一个封面。她画了一个中国式的钟楼正立面，加上其他一些元素，鸽子、太阳、树、水等等，还比较稚嫩，但热爱建筑的劲头已经表现出来了。

去英国之前，梁思成和林徽因就已认识。梁思成立志学建筑，完全是受林徽因的影响，他之前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建筑这门学科，拜访林徽因时，林徽因说想学建筑，而梁思成本来就热爱美术，于是二人决定一起去西方学建筑。可以说，林徽因的英国之行决定了两个著名的建筑学家未来发展的方向。

留美

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念书，林徽因满心要去念建筑，然而到了那儿，梁思成顺利入学，林徽因失败了，因为宾大建筑系不招收女生。

林徽因做了很多尝试都没成功，就“埋伏”在旁边的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的课。由于她常年上建筑系的课，老师也发现了她的才华，等到她高年级时已经当上了建筑系助教，可见她有多么热爱建筑。1927年，通过三年学习，林徽因获得了美术学学士学位，梁思成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梁思成大她三岁，正好多一个研究生学历。

1927年林徽因的宾大美术学学士毕业照

林徽因在宾大时就展露出设计方面的才华。1926年，她为美术学院设计了一张圣诞卡，采用马赛克镶嵌画的风格，有点罗马或者拜占庭的味道。画中东方三博士手持礼盒上的字是painting（绘画） sculpture（雕塑）和architecture（建筑），寓意造型艺术三姐妹。据梁再冰回忆，林徽因和梁思成还为此吵了一架。林徽因说这是她的创意，希望自己画出来；但梁思成觉得自己画得更好，应该由他来画。林徽因说不行，大家都能看出这是你画的，到时候我就穿帮了。

1926年林徽因设计的圣诞卡

当然，他们大多数时候的合作还是极为默契，在他们的密友费慰梅所写的关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传记里提到：

满脑子都是创意的徽因,常常先画出一张草图或建筑图样,然后一边做,一边修正或改进,而一旦有了更好的点子,前面的便一股脑儿丢开。等到交图的最后期限将届,即使在画图板前不眠不休赶工也来不及了,这时候思成就插进来,以他那准确和熟练的绘图工夫, 把那乱七八糟的草图变成一张简洁、漂亮、能够交卷的作品。他们俩合作无间,各为建筑贡献出自己的特殊天赋,在今后共同的专业生涯中始终坚持着。

学生时代合作无间，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也一直如此，所以我们看梁思成或者林徽因的学术成果，都不能单独地看，大多数都是合作完成的。

前面说到，梁思成去读建筑是林徽因引领的，可是他们没有像其他读建筑的人一样去当建筑师，这件事反而是受到梁思成的影响——梁思成引领了一个大志向（学建筑）中的具体方向。

梁思成在宾大时上了一门文艺复兴建筑史的课，刚上几堂，他就跑去找任教的古米尔教授（Alfred Gumaer），说自己非常喜欢建筑史，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如此有趣的学问。古米尔反问他中国这方面怎么样。梁思成回答，据他所知没有文字的记录，中国人从来不认为建筑是一门艺术，也不重视它，但他本人不是很赞同。

从这时开始，他立下决心要写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林徽因也基本上终生追随他，或者说，他们是志同道合。

1928年，他们在加拿大结婚，林徽因从来不走寻常路，坚决不穿西式的白婚纱，中国又没有婚纱这一说，她就自己设计了一身据她看来带有东方色彩的婚纱，这张照片登在当地报纸上还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1928年梁思成、林徽因在加拿大结婚

婚后他们到欧洲蜜月旅行。他们所受的宾大的建筑教育是巴黎美院派，即以西洋古典建筑为核心的学院派教育。在踏上欧洲大地走访一圈后，他们的教育就算完整了——既有理论又有实地考察，这也是他们一生建筑学习中特别美妙的时光。

旅欧期间，林徽因在罗马大角斗场留影

林徽因后来经常抱怨梁思成，整个蜜月下来没给她拍几张像样的照片。因为梁思成就是拍建筑的时候把她带上，当作一个尺度人，我们一般叫作scale（标尺），这一点在这张照片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用她烘托建筑的宏伟。

加入营造学社

回国后，他们在东北大学有一段短暂的教学生涯，林徽因还为东北大学设计了校徽。整体造型有点像古代的璧，有黑水白山，青龙白虎，还有一个八卦的艮卦，表示东北方，体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这时候林徽因还没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古建筑，但在设计中已经先流露出中国传统艺术的意味，她永远是灵感先行。

对梁、林二人职业生涯影响最深的是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中国第一个研究古建筑的私立学术机构。在东北被日本人占领之前，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邀请梁思成到学社研究古建筑，这正好与他写中国建筑史的志向相符，于是梁思成便从东北大学辞职，加入营造学社。

此外，林徽因在东北也不太适应，天气太冷，一生留下了肺病的根。威胁林徽因生命的两件事，一是日寇侵略，另一个是肺病，都在那时初现端倪。

研究古建筑对他们的影响还要追溯到加入营造学社之前。1925年，他们在宾大读书的第二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的旧书堆里发现了淹没了近一千年的北宋《营造法式》，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讲古建筑的专书。

朱启钤送给梁启超一本，梁启超知道它的重要性，马上寄给在美国念建筑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梁启超还写了一大段话，谈这本书的重要性，最后说“思成徽音俾永宝之”。

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正式加入营造学社。风华正茂时，他们开启了毕生最重要的古建筑研究事业。

林徽因的自述很能说明她作为一个建筑史家的优点和缺点。她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分析自己：“我是个兴奋type，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nspiration + master stroke，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她说自己做事靠突发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当一个诗人很好——但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

“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当然就是梁思成了。他俩这么一互补，对学术研究特别好——这也是很多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无法达到他们的高度的原因。建筑史学者郑孝燮有个很好的比喻，说他们像双打选手，配合无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贯穿整个职业生涯。他们的儿子梁从诫曾写道：

母亲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亲，但在融汇材料方面却充满了灵感，常会从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独见精彩，发表极高明的议论。那时期，父亲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

梁思成还有一个更好玩的说法，他说中国古人都说“别人的老婆，自己的文章”，可是对他来说是“自己的老婆，老婆的文章”。这个说法很谦虚，也很幽默，可以看出林徽因对他事业的帮助。

建筑史家要做两方面工作，有点像考古学家，一个是田野考察，一个是在书斋里写文章。林徽因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

1935年，她和梁思成一起在祈年殿的屋顶勘察。林徽因为此非常自豪，她说自己是中国女性中第一个站到皇帝祭天的房顶上的人——我觉得她更应该自豪的是穿着旗袍就上去了。其实这是她古建筑考察的常态。

她还穿着旗袍爬上过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的梁架。照片中可见硕大的斗栱，基本上有林徽因那么高。梁思成断代这个梁架的一部分有可能是唐代的，虽然留存至今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只剩三个，开元寺钟楼可能可以算半个，很珍贵。

1933年林徽因在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梁架上

有一次，梁、林的老友金岳霖觉得自己挺有灵感，创作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梁上君子”，下联是“林下美人”，结果被林徽因骂了一顿：什么林下美人！我也经常上梁的。

这才是最真实、深入灵魂的林徽因。

1936年在山东滋阳兴隆寺塔考察测绘时，梁思成被林徽因工作中的一幕场景深深打动，拍出一张像艺术品一样的照片。其实营造学社有规定不能拍人物照，梁思成还是偷偷给林徽因拍了一些。

首次学术登场

1932年3月，28岁的林徽因在营造学社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人生第一篇古建筑研究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相当于她在学术界的第一次登场，初试啼声，便技惊四座——即便不说是“出道即巅峰”，但也差不多了。

曹汛先生说这是“我国现代第一篇建筑理论方面的论文”（《林徽音先生年谱》），我的好朋友王军先生是专门研究梁思成、林徽因的，他说这篇论文是“中国建筑史论的里程碑之作”（《建筑师林徽因的1932》）。

这篇短短的文章，几乎概括了梁思成林徽因毕生研究建筑史的总纲，方方面面的重要问题都谈到了。文章发表前不久，她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礼堂做了一场与此内容类似的英文演讲。为了去听这场演讲，她的终生挚友徐志摩不幸飞机失事遇难。

论文开篇的语言风格一点都不像写诗的林徽因，更像是一个特别老道的建筑史家。她和梁思成的文风都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大气磅礴。

这结构简单，布置平整的中国建筑初形，会如此的泰然，享受几千年繁衍的直系子嗣，自成一个最特殊、最体面的建筑大族，实是一桩极值得研究的现象。

她实际上在对比西洋建筑史：西洋建筑的发展跌宕起伏，受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变化也很剧烈，而中国建筑居然能一以贯之几千年，这不是很值得研究吗？她也谈到有很多人在研究中国建筑，在他们之前其实西方学者、日本学者早已开始，可林徽因说他们还很少有很好的贡献，“许多地方尚待我们建筑家今后急起直追”。

她的目标也确立了，要追上那些研究中国建筑起步比他们早的日本人、西方人，这是28岁的林徽因写下的话。

从接下来的行文中可以看出，林徽因在西方学习的东西开始起作用了。古罗马的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里讲的建筑三要素——实用、坚固和美观，所以谈中国建筑时她也讲到这三要素。在她看来，中国建筑的美观是实用和坚固的自然结果，这也是梁思成、林徽因一生研究中国建筑的一贯观点。

美观者：具有合理的权衡，要呈现稳重，舒适，自然的外表，更要诚实的呈露全部及部分的功用，不事掩饰，不矫揉造作，勉强堆砌。美观，也可以说，即是综合实用、坚稳，两点之自然结果。

梁、林觉得中国建筑的厉害也正在此。中国建筑的美不是矫揉造作、装饰的堆砌，而是由自身结构方法所自然产生的结果。林徽因在文中努力更正西方或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建筑的“许多隔膜和谬解处”。

他们尤其注意到斗栱的重要，也成为之后研究的重中之重。林徽因指出斗栱是柱和屋顶之间的过渡部分，同时变成檐下的点缀。她认为中国后来的建筑，斗栱变得越来越具有装饰性而少结构性，是退步的表现。因此，梁、林褒唐宋，贬明清，觉得唐宋时斗栱硕大，是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明清时密密麻麻一排斗栱，沦为装饰，不起主要结构作用。

和梁思成不太一样的是，林徽因有女性的细腻，更重视彩绘、装饰这些元素。她一生中不间断地对中国建筑的彩绘、装饰进行研究，虽然觉得建筑之美主要是结构的自然表现，但也不排斥恰如其分的色彩与装饰。

文章的最后林徽因做了总结，谈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史的地位。其他各国的建筑类型通常都把结构构件交接的地方隐藏起来，只有中国建筑袒露出来，然后做恰如其分的修饰，从而形成由结构产生的美感。她觉得这是中国建筑独一份的特征，唯一能跟它抗衡的是西方哥特式建筑。

更重要的是，她进一步谈到中国建筑的未来，指出中国用木构架来造建筑，而当时正在兴起钢筋混凝土结构或者钢结构的现代建筑，她觉得在框架结构这件事情上，中国和西方最先进的技术是相通的，将来只要转换材料，中国建筑一定能够在老树上发出新芽。

这篇文章，从中国建筑大的系统，到实用、坚固与美观的统一，再到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的地位，最后谈到中国建筑的未来。28岁的林徽因做了一篇总纲，有点像今天写论文的“开题报告”——这是她和梁思成未来几十年研究的开题报告，非常精彩。

1932年林徽因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发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

阐明古建真髓

林徽因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她为梁思成第一本学术专著《清式营造则例》写的“绪论”。如果中国古建筑的学术论文要排名的话，我认为这篇可以进入前三名。它阐明了中国古建筑的“真髓所在”，也是林徽因学术研究的巅峰。

梁思成在回顾该书的写作时称：“除绪论外,自开始至脱稿, 以后数次的增修删改, 在照片之摄制及选择、图版之分配上, 我实指不出彼此分工区域, 最后更精心校读增削。所以至少说她便是这书一半的著者才对。”

这当然有他谦虚的成分，但其实梁思成的众多学术专著，林徽因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其中，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林徽因在这篇“绪论”中指出：

斗栱不惟是中国建筑独有的一个部分，而且在后来还成为中国建筑独有的一种制度。就我们所知，至迟自宋始，斗栱就有了一定的大小权衡；以斗栱之一部为全部建筑物权衡的基本单位，如宋式之‘材’‘栔’与清式之‘斗口’。这制度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以希腊罗马旧物作则所制定的Order，以柱径之倍数或分数定建筑物各部一定的权衡（proportion），极相类似。所以这用斗栱的构架，实是中国建筑真髓所在。

林徽因总结说，采用斗栱的构架是中国建筑的真髓所在，这是此前日本或西方学者从来没有达到过的理论高度。梁、林不但找到了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设计的精髓，而且把它和西洋古典建筑中奉若圭臬的 order（今译“柱式”）相提并论。

前面提到，她认为美观是结构的自然呈现，到这篇文章中，这一观点又往前发展了一步：

至于论建筑上的美，浅而易见的，当然是其轮廓、色彩、材质等，但美的大部分精神所在，却蕴于其权衡中；长与短之比，平面上各大小部分之分配，立体上各体积各部分之轻重均等，所谓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的玄妙。

梁思成、林徽因在比较闲暇的时候，会去北京郊区做一些考察。写出来的文章，没有那么隆重和正式，而是用诗意的语言，如同散文一般。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中国建筑美学的概念，叫“建筑意”，实际上是发挥了林徽因的特长，将建筑、诗歌和文学做了一个交融。

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

——梁思成、林徽因《平郊建筑杂录》

建筑的美感要怎么来谈，他们在京郊考察时开了一个小头，试图将建筑意与诗情画意并举，可惜后来没有太多机会来发挥这些思想。

古建筑考察

1932年，大概在林徽因的激发下，梁思成写出了他人生中尤为精彩的一篇文章。他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发表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这是他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古建筑考察报告，也有点出道即巅峰的意思。

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形美术言，尤须重“见”……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

梁思成之所以开宗明义就写下上面这段文字，其实是被日本人逼的。因为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研究中国古建筑比他们早多了：他从1901年开始研究北京古建筑，这一年梁思成刚刚出生，等到梁、林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伊东忠太已经成为一代宗师。受邀到营造学社做演讲时，伊东忠太建议将来中日合作共同研究古建筑时，中国学者负责在书斋里查阅文献，日本学者负责进行田野考察。所以梁思成针锋相对，开篇就指出研究古建筑一定得做实地调查测绘。

1933年，营造学社精锐部队倾巢出动，考察云冈石窟，这次林徽因也参加了——两个孩子都出生后，她就能参加更多古建筑的实地考察了。

这次考察的成果《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是梁思成、林徽因和刘敦桢一起完成的，刘敦桢是和梁思成齐名的建筑史家，他们“三剑合璧”的作品非常难得。

1933年，林徽因、刘敦桢、莫宗江在云冈石窟

这篇文章中对于云冈石窟纹饰的研究，尤其它所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讨论多出自林徽因的手笔。云冈石窟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上，大量佛教雕刻题材，随着犍陀罗艺术一路东来，传入云冈，所以在这里能看到很多希腊、印度以及波斯元素等。他们的行文透露出强烈的文化自信，这也可以说是北魏时期匠人的文化自信，他们面对那么多外来的东西，没有给吓破胆、无所适从，而是从容地把它们融入到中国的建筑文化中来。他们写道：

云冈石窟乃西域印度佛教艺术大规模侵入中国的实证。但观其结果，在建筑上并未动摇中国基本结构。在雕刻上只强烈地触动了中国雕刻艺术的新创造——其精神、气魄、格调，根本保持着中国固有的。

在日本马上要大举侵入中国的时候，他们研究中国建筑的起步又落后于日本研究者，所以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中国建筑的核心精髓，也希望藉此创立我们自己的现代建筑文化——用同时代学者胡适的话说，就是“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是他们那一代许多知识份子的共同使命。

1934年，林徽因参加了一次很特别的古建筑考察，度假加考察二合一。1930年代，梁、林认识了比他们稍微小一点，结成一生挚友的费正清、费慰梅夫妇。这夫妇俩要到山西峪道河去避暑，邀请梁、林一起，结果二人反客为主，说那你们就跟我们一起去考察古建筑吧。后来费氏夫妇发现古建筑考察比避暑好玩多了，虽然一路很艰苦，但趣味深长。

梁思成、林徽因与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在山西考察古建筑

回来以后，他们写了《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这篇文章。如果从没看过林徽因的古建筑研究文章，我推荐大家从这一篇看起，比较容易看进去，而且是最好看、最富有诗情画意的。这篇文章也见证了他们和费正清夫妇一生的友谊。后来费正清成为重要的中美关系专家，费慰梅则成为西方重要的美术史学者。

这是山西一座小小的东岳庙，他们很喜欢小巧的殿宇，晚上就干脆在廊下住了：

我们夜宿廊下，仰首静观檐底黑影，看凉月出没云底，星斗时现时隐，人工自然，悠然溶合入梦，滋味深长。

林徽因、梁思成1935年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发表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里，有大量诗一般的语言：

山西庙宇的远景，无论大小都有两个特征：一是立体的组织，权衡俊美，各部参差高下，大小相依附，从任何视点望去均恰到好处；一是在山西，砖筑或石砌物，斑彩醇和，多带红黄色，在日光里与山冈原野同醉，浓艳夺人，尤其在夕阳西下时，砖石如染，远近殷红映照，绮丽特甚。

那个时代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可以登这样的“论文”的，今天再也没有人这样写古建筑论文。这大概是诗人林徽因从事建筑史研究，给我们建筑史学界留下的最美妙的遗产了。

迎来黄金时刻

营造学社整个古建筑考察最辉煌的时刻，是1937年7月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发现唐代木构建筑，这是梁、林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古建筑发现。此前日本学者关野贞（伊东忠太的学弟）曾经放话说中国没有任何唐代木构建筑遗存，要看唐代木构就上日本奈良吧。梁、林就一直想争口气，找到中国大地上的唐代木构。

1937年7月，梁、林终于圆梦，他们整个研究生涯的黄金时刻到来了。

佛光寺东大殿的外观，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庑殿顶，斗栱雄大，出檐深远。站在殿前的是莫宗江。

林徽因是个远视眼，对一个作家来说本来挺痛苦的，但这次却立了大功。他们当时测绘佛光寺大殿，隐隐觉得它非常古老，但没有断代的确凿证据。林徽因的远视眼，觉得大殿梁底隐约有字，然后大家爬梯子花几天时间把字一点点洗出来，辨认、拍照。

大殿梁底字迹里有“女弟子宁公遇”的字样，门口经幢上也有同样的描述，而经幢是刻有年代的——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一下子就锁定了佛光寺大殿是唐代的木构，大家激动不已。他们推测一尊供养人像就是“女弟子宁公遇”。

林徽因非常开心地跟她合了个影，说恨不得塑一尊林徽因像也放在这儿，也当“女弟子”。其实用不着，有了这张照片，林徽因就以新时代的方式，也留在了佛光寺的历史里。

这大概是梁、林人生中最纯粹的快乐时刻，在1937年7月——他们此时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即将迎来艰苦的生活。

重病中逃难

林徽因一行人从五台山出来，到了有报纸的地方，才知道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之前为了能好好去做调查，他们把孩子托付给梁思成的姐姐梁思顺，一起在北戴河度假，这下生死未卜。

回到北平，林徽因把着急回北平见孩子们的心路历程，写在给八岁的梁再冰的信里。一个母亲向八岁小孩讲的话，很动人：

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林徽因的文体又变了，和写诗、写建筑学论文不同，跟小孩子写的文字是这样的。她还详细画了一张图叫“我们走过的一圈路”，让孩子在这么危急的关头还顺便学一学地理知识。

接上孩子后，从此就是漫长的逃难。逃难到长沙时，林徽因写信给沈从文——他也是林徽因一生通信的挚友。信里说，“临走去医院检查了一遍，结果是得着医生严重的警告——但警告自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这会儿她已经知道自己生了重病。

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

这是逃难的景象。

1937年11月24日从长沙写给费慰梅的信更加惊心动魄，他们全家差点被炸死：

在日机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中，我们的房子几乎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我们暂住房的大门十五码处……天知道我们怎么没被炸成碎片。一听到较远处传来两颗炸弹地狱般的爆破声，我们就飞奔下楼，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自抓起一个孩子向楼梯冲去。可还没来得及到楼下，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我抛起，怀里还抱着小弟，而后摔倒地上，所幸未曾受伤。与此同时，房子开始破裂，门窗玻璃的所有碎片、隔扇、屋顶和天花板都坍塌下来，劈头盖脸地砸了来。

我们应该很庆幸林徽因当时写了很多信，她又是那么优秀的文学家，这些描述直接是最佳的电影剧本，让我们就像亲眼看到发生的事情一样。

来到昆明后，他们住在巡津街九号宅院，度过了逃难过程中比较安定的一小段时光，林徽因这时候的心情也还不错，和一些老朋友在昆明聚首。

营造学社的调查研究还在坚持做，这时候找了昆明的兴国庵当工作室，大殿变成他们绘图的空间，条件很简陋。

更惨的是，昆明很快又不行了，就要继续逃，最后落脚点是四川的一个村子，当时的南溪县李庄（现在的宜宾李庄）。到了那儿，他们就彻底过上了农村生活。

在这种简陋的环境里，在贫病交加的时候，他们画的图纸长什么样呢？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这是梁思成、莫宗江为梁思成的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画的插图，配有中英文双语图注，都是世界级的精品。

当时面临国破家亡，他们想的第一件事是让全世界知道他们的古建筑研究成果，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古建筑有多精彩，所以一定要拿出毕生的本事，画出最精彩的图，写出最好的建筑史文字。

林徽因在李庄的六年多全都在病床上度过。即便如此，她也在做学术研究。梁思成他们出去做田野考察，包括写中国建筑史，她就负责在病床上帮他们查阅文献。

梁再冰回忆这时候的妈妈：

因为病痛折磨，妈妈这时已经极为瘦弱，很难再把她看成是一个“美女”。但她仍然非常美丽，内在精神的美丽有时会使她“容光焕发”。

梁从诫这么写道：

她也常常读古诗词，并讲给我们听，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教我读到杜甫和陆游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家祭毋忘告乃翁”，以及“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等名句时那种悲愤、忧愁的神情。

这个时候林徽因作为一个诗人，她的精神也升华了，过去她喜欢杜诗，但她没有经历战争。今天的人读杜诗，对那些战争中的颠沛流离也受打动，但没有经历战争还是隔着一层，而林徽因这时候的精神世界和古代诗人是相通的。

卧病在床的林徽因

著书与复刊

费正清曾提议梁思成、林徽因干脆到美国去治病，梁思成谢绝了，他说如果日寇要占领中国，宁愿牺牲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但梁思成另一方面也很矛盾，他的决定可能害了林徽因。但林徽因跟他是一条心的，所以他们真的就在李庄坚持做自己的学术。

在此期间最重要的成果，是梁思成终于完成了他在宾大读书时立下的志向，写出了人生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中国建筑史》。

上世纪五十年代，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油印本前言里写道：“林徽因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部都经过她校阅补充。”所以林徽因也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功臣。今天清华档案馆保留着这本书的手稿，现在市面上一般叫《中国建筑史》，其实原来叫《中国艺术史·建筑篇》，还打算写雕塑篇，是一个更宏大的计划。

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里面半开玩笑地说：

我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金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这两件事，我曾在思成忙着其他部分写作的时候，高兴地和自愿地替他干过。

大家以后读到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宋辽金的篇章，可以看到林徽因的手笔。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抗战以前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中国建筑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也是世界建筑史学者常备的参考书，因为抗战就停办了。他们到李庄后，梁思成发了一个宏愿，说一个学术机构怎么能没有刊物呢？他们居然想在农村重新刊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用的什么方法呢？用土法，石印法，用一种药水写在石板上，制成蜡板，所有的字都得自己抄，没有铅字可以用了，所以大家各自负责去抄自己的文章。图纸也得画在刻板上，照片是没法印了，得把每张想用的照片都画成图。

1945年出版的第七卷第二期，林徽因亲自担任主编，还写了一篇论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这实在太超前了，那会儿还在打仗，她已经在想战后复兴我们要建设大量的住房，于是撰写相关的论文。

可见他们是何等的坚强，并且具有学术的前瞻性。这时候费正清、费慰梅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国外书籍，使他们具有这个视野，即便在一个小村子里，都没有和世界学术的大方向脱节。

献身工作

解放以后，留给林徽因报国的时间非常短，病稍微好一点，她就开始奋不顾身投入到工作当中。

其实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梁思成带林徽因去看医生，医生说林最多再活五年，但也许由于梁思成没忍心告诉她，林徽因靠精神力量的支撑，一直活到1955年，而且做出了很多对新中国文化建设重要的贡献。

1950年，其实林徽因已经走到生命的最后时段，梁思成也病得很厉害。这时候他们做了非常多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

林徽因最初设计的国徽方案很有意思，可以看到东北大学校徽的影子：取中国古代璧的形式，但已经加入了新中国的象征——五星红旗的意象。

这是稍晚由美术家张仃先生等提交的方案，是一个带天安门形象、绘画风格的国徽。

后来国徽设计领导小组就定了一个大原则，要把天安门用进设计中。最后由梁思成领导的清华营建系国徽设计组完成的国徽，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样子。

国徽墨线图和上色后图案

国徽设计中，天安门不用风景画而用正立面图的方式呈现，更加庄严。据说在讨论当中，林徽因诗人的灵感爆发，说要让整个天空都是五星红旗，最后就是现在这样五星红旗布满天空的结果。

此时期林徽因还在做一些建筑史的研究，可惜只有残缺的稿子，没有最终完成，是继云冈石窟以后对敦煌石窟纹饰的研究——《敦煌边饰初步研究稿》。此时她已经能轻松地画出北魏、唐代纹饰什么味道，波斯以及希腊纹饰又是什么味道。

在此基础上，林徽因后来辅导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三人一起做了很多工艺美术设计方面的探索。

林徽因参与革新中国清代的景泰蓝工艺，她辅导当时刚归国的常沙娜，利用敦煌纹饰设计的一套烟具，如此精美。

林徽因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向公众科普北京古城的重要价值，因为北京城那时候已经开始遭到破坏。1951年到1952年，林徽因在《新观察》上一口气连载了十几篇讲北京古建筑的文章——“我们的首都”系列。

林徽因生命的最后阶段，梁、林在做另一项重大工程——人民英雄纪念碑。梁思成负责总体的概念，林徽因则更多在做纪念碑的雕饰设计。

当时纪念碑工地现场，有纹饰试刻的小样。

林徽因在清华园的家中，白天客厅里是建筑系（当时称营建学系）的各种人进进出出，一起做设计方案，晚上剩下她独自一人咳嗽不停，久久不能入眠，过着白天和夜晚完全是两种人的生活——这是她生命最后时刻的常态。

悄悄离开人间

最后是什么把林徽因击垮了呢？除了病痛之外，北京城的破坏是其中很大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梁思成保护北京城的事迹，在这一点上林徽因跟他是一样的。虽然在病床上，还是抱病参加了很多关于保护文物的会议，“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

他们研究了一辈子古代建筑，眼看战争时期北京和平地被保护下来，毫发无伤，却要在建设当中面临破坏，非常痛心。所以他们用尽了各种方法试图保护北京——给领导人写信，去会议上发言，去大声疾呼，去各种报刊媒体上向公众普及古建筑知识等等。

更强烈的打击，是对梁思成学术思想的批判，对“复古主义”、“大屋顶”的批判，1955年初已经风雨欲来。加入到批判阵营中的，甚至有他们亲手创建的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有的人今天还是学界权威、泰斗，这令梁、林非常痛苦。他俩双双病倒，住在医院的隔壁病房，梁思成戏称这叫难夫难妻。

1955年3月31日，林徽因已经病危了，梁再冰回忆：

护士把爹爹搀过来时，他坐在妈妈床前，拉着妈妈的手放声痛哭。我一生从没有见过爹爹流泪，此时见到他一边哭一边喃喃不断地说：“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

梁思成口中的连续三个“受罪”，不是说这一次病倒所受之罪，他是在说林徽因这一生都被病体拖累的受罪，而且不仅是身体上，精神上也有无数的抱负没法施展，有点像精神被身体拖累的那种感觉。这一点，林徽因在写给很多友人的信当中都有所表露，她是一个完全没能自我实现又才华横溢的人，部分被病体拖累，部分被大的时代拖累。抗战就够艰苦的了，好不容易挺过来，没想到在和平时代最想奉献自己毕生所学的时候，遭遇了更大的打击。所以这是多重的受罪。

此时觉得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在他们生离死别的此刻，任何“外人”（哪怕是我）也不能打扰他们的诀别。

为什么说是绝别呢？梁从诫回忆：

3月31日深夜，母亲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父亲。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年仅五十一岁的母亲已经没有力气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来之前，悄然地离开了人间。那最后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

这两个并肩战斗了一生的伴侣最后没能真正地话别。

建筑师林徽因

又回到我们开始的问题，梁思成向林徽因告别的方式，是用林徽因自己的作品放在她墓碑最主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