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成︱西班牙大流感隐藏了什么？

1918年3月4日，大批士兵涌入美国福斯顿的医院，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症状：头疼，发热，咳嗽，这与肺炎的特征非常相似。经过三天的治疗，基本上都好转了。3月有两百三十三个病例，死亡四十八人。不过，这并没有引起相关卫生组织的重视，当时军营中的士兵死于肺炎再常见不过了，甚至不需要上报，由于死亡率和肺炎相近，死亡证明书上写的也都是肺炎。当时的《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甚至没有记录这场流感。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这场区域性的流感，竟然快速扩散到了全世界，成为震惊全球的西班牙大流感。今天的学者基本同意，西班牙大流感与近代世界科技发展、人口增长高度相关。国际商业中心在此时已经出现，将社会各阶层容纳在一起；铁路交通将欧洲几乎连成一片，朝发夕至不再成为空想；政治经济相互关联，国际贸易成为政府重视的活动。李颖在她的硕士论文《1918年大流感对美国的影响初探》中，对此有详细论述。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据《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描述，不到两周时间内，流感就扩散到了全美各军营。全国最大的三十六个军营中有二十四个、五十五个大城市中有三十个感染流感。当时正值一战期间，美国的士兵于3、4月赶赴欧洲战场。就目前所知的资料，英国在4月发现了首例流感患者，然后是德国，6、7月时，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的感染率猛增，到了7、8月份，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发现了这种疾病。因为这一波流感对人的伤害力相对温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在夏季的美国，基本没有记录，交战国甚至都没有报道。这给当时的人们造成一种错觉，这种疾病不足为虑，直到中立国西班牙最先向世界媒体公布发现流感这一消息——“西班牙大流感”也因此而得名。

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也未能幸免。大流感于1918年5月登陆中国。疫情在温州最先爆发，6月间在广州、上海等地大规模流行，江苏、安徽紧随其后。10月到11月，浙江、湖南、安徽、上海、北京等省份的感染面积扩大。据后来资料披露，广州到东北均发现病例，其中哈尔滨感染率百分之四十，重庆感染率百分之五十，连台湾都有两万五千人被感染。其他地方则因资料不全难以估计，而北洋政府则声称，死亡人数仅有几千人。

秋季的第二波疫情到来时，人们基本上还没来得及反应。患者感染后不到两小时，颧骨上出现红色斑点，紧接着出现发绀现象，从耳朵扩散至整个面部，白人黑人几乎很难辨认。病人感觉仿佛被人痛揍了一般难受。全美的主要大城市都遭波及，包括东海岸、南部和加利福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其中费城最为严重，1918年最后四个月内因流感而死的高达一万两千人。

美国联邦政府对真相的掩盖导致疫情扩散。1918年8月，纽约市卫生部长和港口卫生官员还宣称不存在流感发生的危险，于是他们也并未采取任何措施，直到8月20日大爆发后，才不得不承认疫情的存在，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不会广泛传播且不危险。难怪威尔逊的顾问说：“真理和谬误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换，一个想法的力量取决于他是否具有启示鼓励的价值，至于真相如何根本无关紧要。”（《1918年大流感往事之灾难最致命的第二波流感》）这导致1919年年初的第三波疫情中美国国内情况愈发惨烈，布卢和的一则卫生公告告诉大众：“流感并没有过去，全球很多地方疫情仍然十分严重……加州情况正在变糟，爱荷华州显著恶化，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和较大的城镇都有复发的情况，并且和流行病早期阶段成对比的是，现在受影响的还有许多学童；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什里夫波特的情况再度恶化……宾尼法利亚比最先那次还要糟糕，华盛顿州急剧恶化，西弗吉尼亚州的查尔斯顿也再次爆发了。”（《1918年大流感对美国的影响初探》，页29）4月3日六点，美国总统威尔逊频繁咳嗽，无法呼吸，发烧已到三十九点四摄氏度，严重腹泻。在《大流感》的描述中，威尔逊甚至因为严重的流感感染，放弃了与克列孟梭的谈判目标，“剧情”实在令人震惊。在感染前不久，他还主导通过了《反煽动叛乱法案》，其中规定：“任何针对联邦政府、国会、总统的恶意、虚假、诽谤性的言论，均构成犯罪、同时不得散布。印刷、出版或撰写藐视、丑化联邦政府、国会和总统的仇恨。”违者“可处以长达二十年监禁”，支持民众向司法部举报“散播悲观论调、为和平呐喊或贬低美国为赢得战争努力的人”。法案如此，谁还敢告诉他流感究竟严重到了什么地步？

李颖认为，流感之所以大爆发，当时的美国公共卫生部并无隔离流感的法律授权是重要原因之一，其实，他们也没有动力将一场“政治不正确的感冒”上升到举国动员的地步，更何况这背后还有一个人人心知肚明的原因——隔离意味着减少港口的人口流动，人员、物资显然无法按时送达欧洲战场。这一原因牵扯整个国际政治军事格局，没人愿意冒此大不韪。这带来了格外严重的后果。

图表来自李颖《1918年大流感对美国影响初探》

如今我们才得知这种以高热、咳嗽、口黏膜出血为主要特征的流感的特殊之处，流行性感冒病毒是正黏病毒的代表种，包含了人流感病毒和动物流感病毒，人流感病毒又分为甲（A）乙（B）丙（C），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属于甲（A）型病毒，其中又可分为不同亚型，例如目前我们熟知的H5N1、H7N7、H2N2、H3N2都是西班牙大流感病毒的变种。目前的研究还发现，与一般流感多集中在五岁以下、七十岁以上的分布有所不同，西班牙大流感的感染人群主要集中在二十岁至四十岁，以二十五岁至三十岁的青壮年死亡率最高，且死亡率高于一般流感的百分之零点一，高达百分之二点五。而区域死亡率与人口密度正相关，城市死亡率高于农村，低阶层死亡率高于高阶层。黑人死亡率与城市人口密度高、经济水平低、卫生保健差正相关，与种族无关。这场流感也促使美国人口结构发生较大改变，据统计，人均寿命减少了十年，而全世界死亡者为约五千万至一亿。也因为这场流感影响到德国的战略进程，激化了国内矛盾，加速了一战结束，从而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

就当时的公卫条件而言，很难捕捉到流行病传播的规律，有效的阻断自然也无从谈起。不过当时病毒的潜伏期非常短，一个人从被传染到出现症状，最晚不超过两天。所以封闭公共场所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以洛杉矶10月的疫情数据分析来看，在政府要求关闭所有的电影院、教堂、学校，取消了群体性集会，并中断部分公共交通后，感染和死亡人数迅速减了下来。

然而，那些因为生活、工作需要户外走动的人群，仍然很难得到保护，感染人数仍然较多，这导致医疗资源分配成为当时最大的问题。医生主要被安排服务军队人员，军队占用了大多数的床位。以费城为例，当时（9月）费城医院有百分之二十六的外科医生和护士为军队服务，宾夕法尼亚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内外科医生被派往海外，医疗人员严重不足（《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页202）。人民更处于惶恐之中，不知道哪一天身边就出现患者，或者就在某一天，自己也被病毒感染，倒毙路边。

由于当时的医学还不够现代化，如“瘴气”理论就颇有受众，即使当时走在时代前沿的现代医学家，对病毒的认识也仍然十分模糊。或许对美国来说，找到一种解释比找到治病救命的药物更为重要。于是对病毒的来源产生了种种猜测。人们认为是德国人的生化武器，或者是德国人的故意传播：有人说，一艘伪装的德国船秘密将病毒带进了波斯顿港，一个老太太看到了一片“油烟样的黑云团”从波士顿港漂浮起来，散布到整个城市；还有人说，当地的饮用水被德国的支持者下了毒，由此传播了疾病（刘文明：《1918年大流感的起源及其全球性传播》）。官方在一定程度上推波助澜，紧急舰队的负责人就说：“德国人已经在欧洲传播了流行病，没有理由他们会对美国人仁慈。当然，我们也没有证据表明疾病史由德国潜水艇带来的，但是这是极有可能的。”（《1918年大流感对美国的影响初探》，页67）

直到1997年，美国学者才确定了病毒的结构。自然，当时是不会有特效药的，也不会有生效的疫苗。但是，大量声称能治流感的江湖秘方盛行一时，连报纸也经常宣传大量的药物和保健品。比如刘易斯制药公司将一种纯天然药物捧为神药，声称可以治疗五十多种疾病。后来医生发现，它不具有任何有效的药物成分，只是一些蒲公英、大黄、杜松、菝葜根及花椒。霍克利麦乳精药片宣称能提高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尤其是对流感的抵抗力，而Kolynos牙膏则说自己根据细菌学制造，涂一点在鼻孔，坚持十分钟，可以给呼吸道消毒；甚至还有治疗感冒的公司根据顺势疗法制造了“伤风感冒片”，并称之为“绝对可靠的、快速治疗流感和感冒的药物”（《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页107）。即使其他行业的经济不振，但与流感相关的产品都能大发其财。惊恐之中的人们购买力十分惊人，连洋葱、樟脑一时之间也售空了——大众认为，它们有利于杀死流感病毒。

不仅如此，全国的医生还进行了一些杀灭病毒的实验，比如碱处理、熏蒸法。其中一些医生的治疗尝试颇有风险，比如经脉切开放血术、血清疗法、静脉营养法，又如内服碳酸氢钠、奎宁等。这些尝试都带有强烈的猜测性质，并不具有临床依据，但是站在当时的立场上，也能理解背后的原由。在实际的救护过程中，医学院、红十字会、私人慈善医疗机构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招募了多达百万的志愿者，募集多达数亿的资金，甚至高年级的医学生也停止上课，参与到抵抗流感的行动中。好在当时欧美多数国家在对抗天花、霍乱、鼠疫等流行病的过程中已经累积了相当的经验，并具备了现代公共卫生意识，知道应该怎样采取相应的卫生措施，比如保持街道卫生、提倡良好生活习惯、戴口罩、检疫隔离等。这些措施一旦被卫生机构组织、实施，效果相当显著，1919年各城市的感染率降低，应该与此也有关联。

这场疫情让人们认识到，当时的公共服务机构在战争条件下，缺少正确的应急措施，而抵挡一场瘟疫需要一个从政府到卫生部门都强有力的体系。这也就催生了1920年美国的公生局改革。这场改革一方面扩大了公共卫生局的权力，“扩大国家所控制的农村、城市、铁路和工业的卫生系统，统一控制并制定水、牛奶和污水处理系统的标准，统一收集发病报告率，采用最低的国家卫生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卫生教育”（《1918年大流感对美国的影响初探》，页78），另一方面，将护士紧急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直接听从卫生部，联系卫生护士处、亨利街社会服务机构、红十字总部和婴儿福利会，并扩大部分医院的规模。

就今天的立场而言，这一将公卫、政府、医疗之间的关系纳入一体化建设的决策价值极高，因为没有哪场“战疫”能脱离三者之间的相互配合。这次革新，使现代公卫事业上了一个台阶。

当代很多医学史家把西班牙大流感的关注焦点放在流感发生、传播的过程之中，这当然有利于我们理解当年人类如何在惶恐、绝望中面对生活。可是，我们从中更能体会的是，即使现代医学成就巨大、抗击流行病战功赫赫，人类在面对大瘟疫时仍然会束手无策。我们还应思考，当时人们所作的选择，面临什么条件，调整的意义在哪里？由此，我们才可能在展望中发现问题，在反省后改进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