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川普问题，只有美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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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子夜@北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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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篇

没有川普问题，

只有美国问题

【提要】

“川普走了，政治素人的美国已不复存在，精英统治美国再无后顾之忧。美国真正的问题是这个国家已经分裂，民主制度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脆弱甚至无能。”

文：乡庐子夜

川普下台到今天正好一个月。一周前，参院弹劾否决了对川普的定罪，基本同外界预测一致。尽管媒体仍然按照事先的调子对川普进行了道义上的最后审判，但某种失落仍在弥漫，英国BBC就感概仅仅五天就完成了事先已知结果的世纪大案。

现在，川普继续高调地宣称要卷土重来。但是，从美国现代政治决斗的规律来看，川普的故事已经结束了。人们现在观察问题的焦点，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

当川普败选、拜登上台时，那时有许多人感到难以抑制的高兴，其中一个是加拿大总理特鲁杜（Justin Trudeau）。早在11月7日，当选举还扑朔迷离的时候，仅凭媒体报导拜登已胜出，特鲁杜就成为全世界最早向拜登祝贺胜选的领导人，并在自己推特上发此消息时加了一个笑脸的表情包。再隔一天，他又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同拜登通话的领导人。当许多人为特鲁杜过早表态而捏一把汗时，他已经绕过仍在任上的川普而直接同拜登团队谈工作了。那种期待充满了积极性和主动性。

特鲁杜之所以兴奋，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从党派和政治倾向来说，加拿大的自由党与美国的民主党，比与共和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特鲁杜此前同川普打交道所受到的屈辱，在忍了四年后终于可以吐一口怨气了。他和拜登有私交，而和川普有私“仇”，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感受才是刻骨铭心的。两年前，在贸易谈判和联合国会议上，特鲁杜和川普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冲突，川普几次不顾外交礼节对特鲁杜恶言恶语，甚至说他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两面派”，在整个加拿大引起轩然大波。这样，再加上加美贸易谈判中川普的强硬态度，这几年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可以说是如履薄冰。

岂止是特鲁杜，岂止是加拿大，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都在等待川普下台，而准备迎接一个新的美国。他们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观察点和期待点。2020年如果收看电视政论节目，只要讨论到某个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别担心啦，最多几个月川普就下台了，一切都会好的。

因此，当川普败选，从加拿大到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都有一种欢喜雀跃的气氛。但是，许多人期待的东西并没有出现，而且，很多人马上就尝到了闷棍。拜登宣誓就职后，第一批签署的行政命令中，就决绝地撤销了加拿大基石XL（Keystone XL）输油管项目。这个油管是加拿大产油大省阿伯尔塔通过美国向墨西哥湾炼油区的管道，每天的石油运输量达到八十三万桶。因此，拜登此举不但打击了阿尔伯塔省的石油工业，而且严重威胁到加拿大的经济。无怪乎整个加拿大群情激愤，阿尔伯塔的政治人物甚至表示不惜“与美国一战”。

在许多方面，拜登胜选后的那种欢喜雀跃，或者本应有的“蜜月”，很快就熄灭了。许多事太期待了，便会事与愿违。

川普走了，世界固然不会因此而有灾难，但也不一定会变得那么美好，从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到舆论大众的观感，都开始重新“愁眉锁眼”。人们又开始产生新的疑惑。因此，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讨论了：这几年的问题是川普的个人问题吗？如果不是，又是谁的问题？本次大选川普大败，主要是败在新冠疫情方面。但是，凭心而论，白宫在抗疫方面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样有极大的主导权，许多政策和资源都控制在州政府一级，而美国社会本身在对抗疫情方面呈分裂状态，这些都不在川普的掌控之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美国疫情失控，公众对抗疫情限制（如戴口罩和聚会禁令）最严重的恰恰就是东西两岸由民主党控制的地区。因此，与其说是“川普问题”，不如说是“美国问题”。

其实，这几年川普留给人们印象深刻的，是他的那些形下而直观的东西，尤其作为商人从政，他的极具个性化的行事方式，很多类似营销的夸张行为，几乎掩盖了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的实质。2020年美国大选同以往的不同，是聚焦于川普和反川普的竞争，而不是两个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双方对川普的兴趣远甚于对拜登的兴趣，即使拜登有同样致命的丑闻，始终没有成为影响选举的主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吃瓜的群众和精英层的批评者，前者是要看川普的热闹，后者期待的是热闹之后的政治后果，这两种人的目的是很容易达到的。但是，甚至包括政治家，宁愿把问题归咎于川普的个性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需要淡化川普背后那种历史和文化的强大诱因，以便轻易地转换成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的诉求，也包括他们特定的话语利益。

欢察美国问题不能简单地以吃瓜群众二元对立的视角，还是要适当地抽身于独立的视角。换个角度，或者以广角镜，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川普问题，只有美国问题。

基本的一点就是，川普能上台，不是他个人的成功，而是一个世界性政治潮流的历史选择。川普当选总统的2016年之前和之后，全世界当时有两个潮流正在兴起，一个是全球性孤立主义的回潮，另一个是政治素人崛起的潮流。本来，像川普这样有钱有势的人，不是想当总统就可以当的，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那些政客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当年选举，川普首先要通过党内初选，在从2月1日至6月7日长达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击败了16个党内对手，其中不少是重量级的政治精英。初选时川普的政治素人本性就已暴露无遗，习惯以常态精英政治观察美国大选的人士，很难相信他会代表共和党参选。大选拉开战幕后，他的民调也始终落后于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因此，当川普胜选后，有的大学教授甚至在课堂上泣不成声——这就不是一般性的对选举结果的观感了，而是一种政治、体制或文化被颠覆了的悲愤和震惊，而且是不能容忍的表达。

川普当选前后全世界出现的政治素人热潮，是因为经过二次大战和冷战之后，一般民众对传统的精英政治已经出现审美疲劳。国家运转和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依赖技术官僚和智囊机制，政治领袖对决定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像战争年代具有那么重要的安全考虑，一批没有从政经验的人物，依靠在民众中的声望直接进入国家体制的金字塔，越来越成为常态。上世纪捷克哈维尔直接从作家成为总统，是国际政坛的美谈，但在那时有一定的特殊性。而到了新世纪，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传统精英政治被彻底质疑，潜沉的素人政治终于浮出水面，并且遥相呼应。在这个时候，社交媒体异军突起，打破了精英政治把控的传统媒体和话语权，形成政治素人一片光明灿烂的天地。像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特，原先就是一位大学教授，毫无从政经历；乌克兰的第七届总统大选，是由喜剧演员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当选的；斯洛伐克总统苏珊娜·卡普托娃是一位女律师；法国总统马克龙被公认为是最年轻的政治素人，而英国首相约翰森，虽然有过从政经历（曾任过市长），但看他平时不修边幅，我行我素，让人感觉他早年从事新闻业的职业经历更能体现他的从政风格。至于华人社会熟悉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可以是说这些年来政治素人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去年参选失败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更是一个被无数人崇拜的政治素人。当然，只是由于美国的地位，川普在四年前大选中当选，可以说是近年素人政治的一个登峰造极的结果。

上世纪冷战期间，一些政治素人出现在铁幕国家里（如哈维尔），这种原因比较好理解。但是，在新世纪出现素人政治的热潮，反映了一些国家深层次政治结构到了一种瓶颈的地步。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之后，传统的政治运作无法进行预警和及时应变，而政客们，尤其是传统建制派形成的政党政治变成危机的恶性循环的一环，日益引起选民的失望和质疑。建制派精英不但无法解决诸如金融风暴等危机，甚至本身就涉嫌是既得利益者。财富巨头、媒体帝国、精英阶层（包括政客和学者）的三位一体，基本形成了以“政治正确”为代表的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的专制。而“政治正确”也束缚了这个建制本身自我修复的能力，无法突破政策制定和应付危机的困境，如环保和经济的矛盾，非法移民的群集包围，多元化对传统伦理和价值的挑战，等等。许多问题在传统政客那里虽然心知肚明，但无法说出口。于是，不受“政治正确”拘束的政治素人自然得到了“沉默的大多数”青睐。川普当选前后，正是全球化出现逆转的时候，所谓的孤立主义，已经混合了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本土主义、排外主义、单边主义等。例如过去几年，欧洲国家遭遇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的多次冲击，特别是2014年难民危机爆发之后，原先以政治正确为楷模的欧洲传统政治方法，已无法有效处理各种危机事件，甚至使民众面临生活水平下降、日常生活安全受到影响甚至威胁等问题，政治素人的出现就迎合了这种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情绪。一方面通过这些政治素人自己的政纲和宣传，另一方面民众出于一种乌托邦的想象，塑造了一种“实话实说”、“干净政治”的形象，绕过传统建制派的条条框框，解构了原先长期形成的政策设计谨密程序，以“直接付诸行动”作为行事方式。像捷克前年新上任的总理安德列·巴比什（Andrej Babis），就以宣称“可以做到政客无法做到的事”而在选举中获胜。他本人就是川普的崇拜者，在他推特账号自己的头像中，他戴的帽子上有一句“让捷克强大”的口号，就是模仿川普“让美国重新伟大”的。他的政治素人特性同川普一样，都是从富商参选成为国家领导人，所以他也被称为“捷克版川普”。在新冠疫情期间，他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反对戴口罩，反对采取紧急措施，行为模式同川普没有任何区别。这一切，其中的秘密就是知晓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内心所想。

显然，同所有的政治素人的从政方式一样，在美国，川普的上台，正是迎合了“沉默的大多数”在内心的呼喊。川普上台前，只不过是是一名电视名人、成功企业家，或者说是一个“有可能”成为哈维尔那样作家的人。就美国人来说，他们从来不缺电视名人，也不缺成功企业家。美国作为一架运转成熟的政治机器，在岁月静好年代，他们宁愿这些明星呆在电视里而不必出现在白宫阳台上。但是，川普之前的年代，美国的这架机器出现了故障，而维持这台机器正常运转的两党政治，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危机都束手无策，于是，川普这样的政治素人得以脱颖而出。这既是世界性的潮流，也是美国本身情况发展的一种合理选择。所以，我们说，川普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美国的问题。

东方人（包括我们中国人）看美国，以看“人”为重，这同西方人（包括美国人自己）不一样，所以我们总是期待某个“圣人”出现，或者对某个“恶人”的出现感到“天要塌下来”。美国目前实行的两党政治，是一架运转了两百年的政治机器，而且处于固化状态。美国人从建国之初就充满创新和改革的动力，这是美国长盛不衰的秘密。但是，同样令人奇怪的是，美国在维护或维修这架机器时是举世罕见的政治保守主义。两百年前当先贤制定了宪法，设计和制造了这样一架美国机器之后，政治改革的动力就退场了。在全世界所有国家机器里，美国是改动得最少的，两百年前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两百年前农耕社会残留在政治机器里的历史文化，至今还原封不动，从选举人制度到赢者通吃，尽管不断地有人提出质疑，但实际上没有人真想去动它。这种机器式的文化，反映了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持之以恒的理性文化。这种理性文化见之于白宫、国会、法院等机器里。美国人也有感性文化，包括他们信仰基础的基督教文化，以及以人道和人本为核心的伦理精神，但不是体现在政治机器中，这种感性文化普遍存在于教会、学校、社团、教科书和艺术作品中，当然也表现在好莱坞的影片中。这种理性文化和感性文化的区别，美国人一般不会搞混，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就是这么泾渭分明。就美国人本身来说，他们无意改变这架机器及其运作方式。在面对政治问题时，我们东方人往往把理性和感性放在一个镜头里观察，以看“人”为主的感性文化去看那架冷酷的理性的机器，同时，因这种落差就形成对西方政治包括美国政治的不必要期待，或者无来由的恐惧。

但是，川普这样的政治素人，仅干了四年就折戟，证明在美国还是“机器”比“人”强。在这之前，八十年代上台的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也是一个电影演员出身的政治素人，同样也是年纪偏大，但是，他却能连干两届，不但全身而退，而且留下不少重要政治遗产。这里的秘密在于，里根同这架机器相处很到位，磨合也好。美国这架机器里，本来就不在乎谁当了总统，那架机器有现成的庞大的优质的技术和官僚团队，总统不过就是“班长”，他只要放手，什么事情都会顺顺当当。作为电影演员出身的里根，他的成功就在于明白自己的角色不过是一个零件，这是保证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的身份识别。

但是，到了川普，事情变得复杂了，川普与这架机器为敌，而且要按自己的喜恶把机器“人格化”，问题是，建制派在他之前早就把这架两百年前的机器按他们的模式“人格化”了。两党政治已经成为高调认输、互相认同对方合法性的默契和新秩序，财富巨头、媒体帝国、精英阶层在三位一体之后根本不会容忍对他们建立的新秩序的挑战。本来，川普的上台，是建制派政治精英无法接受和忍受的。川普对他们发出挑战，把他自己的问题变成了“美国问题”，当然会被全面围剿和追杀。在2016年和2020年两次大选中，民主党对川普的抵抗，远远超过他们对自己候选人胜选的关注程度。

在全世界政治素人的黄金时代，川普在美国的遭遇，有一定的特殊性。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具有久远政治传统的国家，而且在世界具有一定的领导地位，这同欧洲和亚洲不一样，像捷克、乌克兰、斯洛伐克这样的小国，不但转身容易，而且政坛本身就充满了变动，政治素人的出现乃至搅局，都不算大不了的事情，而且这几年更多政治素人的成功，都不是在国家层面上，而是在地方或基层政府中，因此在全球的关注度不会太高，影响也不大。但是，就川普来说，“美国无小事”，他具有里根所没有的极强的个人性格，夸张的甚至是极端的行为方式，会让整个美国和它的盟友总是处于一惊一乍的心理状态。“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正是美国政治的大忌。所以，建制精英视川普为恶梦，决心不留下隐患，在他下台后继续启动弹劾程序，目的就是让他不可能卷土重来。

“川普的问题”终究敌不过“美国的问题”。在美国，川普本来就不可能成为问题，而真正的问题是“美国问题”。但是，川普最大的成就，也许就是发现或揭露了这架机器本身的问题，这架机器不但已经陈旧，而且本身就隐含着某种自毁程序，而它自行修复的机制则遇到了梗阻，这就是川普公开揭示的成果。因此，正如本文重点指出的，美国的问题不是川普问题，而是美国本身的问题。川普的成功和失败，就是美国精英政治本身的问题。基本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美国精英的政治文化本身，或者已经陷入资本的陷阱中，或者自己本身成为一个与社会脱节的封闭的政治阶层体系。正如《纽约时报》指出的，政治精英正在形成一个“对裙带资本主义过分容忍的政治阶层”，他们既抗拒政治上的改革，也不关心民生，而把政治斗争放在首位。据美国国会研究处发布的报告，2019年开始的本届美国国会535名议员（期间去世3人）中，全部100名参议员、95%的众议员都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众议院有法学学位者161人、硕士学位者99人；参议院法学与硕士学位获得者分别有53人、18人。分别有25名议员获得博士、医学学位。而美国普查局的资料显示，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在全美总人口中的占比仅略高于三分之一。这还是仅指国会层面的，至于影响国家决策的精英政治学家，包括专业人士、智库人士、专家学者等，其实都生活在象牙塔里，现成的机器促使他们缺乏进行改革的动机和力量。这种阶层固化又形成一种相对特殊的利益团体，显然也是民粹主义兴起并展开对抗和冲突的主要原因。川普在竞选中最煽动人心的就是那句话：“我喜欢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挑动的正是人们对政治精英的仇视。结果两次大选，有三分之二的本科以下学历白人选民把票投给了川普。

二是目前操控这架机器运作的政治精英，囿于政治正确的惯性思维，同时又面对庞大的特定群体的社会压力，例如黑人问题、非法移民问题、贫富不均问题、环保问题，无法在美国既定的价值原则和政治框架内解决分裂的问题。政治精英无法突破政治正确的囿见，结果在不同价值观中采取中立，或者装聋作哑和稀泥，甚至利用这种分裂谋取政党的选票，使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恶性循环，冲突不断，无以宁日。同时，由于人权问题，尤其是少众的人权（如同性恋、非法移民、毒品吸食者等）问题，引起整个社会在价值和伦理上的分裂。政治精英如何在维持美国社会原本的价值观和多元化之间的平衡，始终无法在政治正确下得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像川普这样的政治素人，就得以趁势利用政治精英和社会的矛盾提出自己的主张，甚至以“快刀斩乱麻”的非传统政治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当然会得一部分民心。川普上台后大刀阔斧整治一些问题，包括移民问题，那种极端做法固然引起争议，但也引起相当一部分选民的共鸣。所以，川普的问题只有从美国的问题来看，才能接近问题的本质。

在美国这样一个以传统精英政治统治的国家，川普要彻底对其进行扭转甚至解构这架机器，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大国，他缺乏制定政策时的战略眼光，也缺乏政党政治中应有的谈判的技巧和妥协的境界，不能尊重政党之间和国家之间应有的话语权利，而是采取颠覆和解构的主导思想，当然违反了政党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川普的下场表明，世界其它地方出现的政治素人一帆风顺的局面，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是不会出现的。

川普走了，但是，他任内把许多政治正确的窗户纸捅破了，让所谓的“川普问题”回归到“美国问题”，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美国国会大厦被暴徒攻占的画面也许在很长时间内会让人把它同川普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它所象征的美国社会的分裂早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川普就像地震一样撼动了这个巨大帝国，有些砖头被震了下来，有些建筑被证明牢固不破，这些都可以为拜登政府清理废墟而创造条件。这也许是真正的川普遗产。一届总统任期四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在没有川普的年代，民主党再也无法以“川普问题”为借口而回避矛盾，除了在政策上兑现自己在竞选中的承诺外，拜登必须要注意到政策上的一致性。凭心而论，川普的政治遗产，其中有些其实是帮了拜登很大的忙，例如，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在对外国的贸易谈判中，在与盟国的改善关系中，他握有了川普转移来的成果，而自己只要小作调整或象征性地扭转，基本都处在主动和有利的地位上。当然，民主党捡了便宜还会卖乖的，这个是可以预期的。

川普刚下台，拜登的一系列新政陆续出台。从目前看到的，除了必须兑现竞选期间部分承诺外，美国的政策仍然保持了很大的一致性。拜登就职演说中所讲的美国必须团结，一方面固然是胜者的惯例说词，但另一方面也为自己保留川普在任时主要政策埋下伏笔。在本次大选中，拜登共获得7940万张普选票，川普获得7353万张选票，两位候选人的得票数均创造了美国选举历史的新高。媒体认为美国已分裂为两个国家，因此拜登要“团结”美国，就不可能完全抛离川普的路线。在某些方面，拜登会实行没有川普的川普路线。事实上，在此后的一系列新政中，人们发现，要期待拜登改变某些东西可能不现实。而根据共和党竞选策略师利亚姆·多诺万（Liam Donovan）的说法，“很多人都在试着仿效川普做事”。也就是说，川普的一系列举动，就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尤其川普之所以受到选民欢迎，他的民粹主义符合国内部分民众的利益和诉求，不管他做错了什么或说错了什么，民调支持率一直保持稳定。即使川普退出政治舞台，但未来的共和党“川普化”肯定是一种趋势，并以此吸引选票。而拜登当然会从中发现成功的秘诀，民主党悄悄地川普化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川普走了，政治素人的美国已不复存在，精英统治美国再无后顾之忧。美国真正的问题是这个国家已经分裂，民主制度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脆弱甚至无能。除此之外，其它都不是问题。随着川普离开的日子越久，人们会越来越有共识：没有川普问题，只有美国问题。

【作者简介】：乡庐子夜，加拿大华裔资深媒体人。早年下乡在黑龙江兵团农场任新闻干事。1979年入中国社科院新闻系读研究生，后在媒体工作。1992年赴加拿大访学，并筹备和创办学术刊物。现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客座研究员，文化中国学刊总编辑（加拿大），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理事，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和研究员。出版有《走出法律迷宫》等著作。长篇武侠小说《茶醉》获台湾温世仁武侠小说大奖赛评审奖。发表有不同主题的学术论文、散文、小说等。

原标题：《没有川普问题，只有美国问题 | 子夜@北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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