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金融改革看我国经济如何起飞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Allen等2005发表过一篇影响颇大的文章，他们认为，中国在金融发展十分滞后的情况下仍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背后原因是非正规金融对民营企业提供了另类的融资渠道，从而为中国提供经济增长的基本保证（Allen Qian & Qian，2005）。

黄亚生（2012）则认为，Allen等人的研究是基于21世纪初期的数据，事实上，在农村改革起步初期，中国已经施行了影响深远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正是农村工业的发展和金融改革，造就了中国诸多闻名世界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贫困的减少，由个人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以及在上世纪80年代收入分配水平和结构的改善（Huang，2012）。

上世纪80年代的金融改革意义重大，在国外基本无人知晓，在国内也很少被提起。没有那时的农村工业化，中国经济起飞可能延迟；而如果没有当时的金融改革，农村工化的黄金时代不会来临。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以家庭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农村改革不断推进，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两亿多农户变为农村最基本的财产主体和生产单位。大批农民转入非农产业，更多农户从事兼业生产，个体经营也获得发展，农村有很大资金需求，出现了多元化的民间信用主体，对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压力，要求有相应的金融机构，提供灵活的资金融通机制。在此过程中，我国对于农村金融体制作了较大幅度的改革，而温州金融改革试验是最具典型意义的。

温州是改革开放前沿，也是民营经济大本营。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善于经商的头脑几乎生生俱来。

有一则温州人告诉我的真实故事：有一天，一个妈妈带着四五岁的小男孩到银行办事。银行柜台上有糖果盘，大堂经理看到小男孩很可爱，递上糖果盘，让小男孩拿糖吃，小男孩没有反应，经理以为他害羞，抓了一把放进他口袋。回到家里，妈妈好奇地问男孩：“你不是很喜欢吃糖么，刚才为什么没拿？”小男孩回答：“因为我的手小，阿姨的手大呀！她拿的话一定比我拿多很多。”

从上述这个故事中，我们就能明白温州人是什么样的性格。

正因为温州民营经济繁荣，温州人头脑活络，由此催生一个发达的民间金融市场。老百姓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很活跃，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很容易成为金融改革的试验场，坏处是也极易成为民间金融乱象的高发地。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发生过多次较大规模的民间信用风潮，最早的一次就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乐清一带。大家都知道，东南沿海一带一直流行着通过各种“会”（英文简写ROSCA），这在传统社会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资金互助方式，但随着经济活跃，各种会产生变异成为“抬会”“标会”，以至于发生大规模的“倒会案”。

伴随着温州发生的多起民间信用风潮，温州经历了三次金融改革试点。最早一次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面两次发生在2002年和2012年。80年代的温州金融改革在金融自由化方面跨步最大，在当时特殊背景下，农民尝试开办银行，甚至发行股票和债券。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温州已经开始了局部的、自发式的金融改革。1980年10月，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试行存贷款浮动利率改革，揭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序幕。由于民间借贷盛行，农村信用社面临着生存威胁，苍南金乡农信社率先创办“以贷定存，利率浮动”存贷款业务，从而迈出了温州利率改革第一步。他们将500元以上（大额）储蓄存款一年期以上的利率，由月利率4.5‰上浮为10‰，贷款利率也相应调高，由月利率6‰上浮为15‰，增强筹融资能力，平抑了民间借贷利率，支持了个私经济的发展。金乡镇农村信用社成功实行“浮动利率”的做法，引起上级关注，得到肯定后在农村信用社以及国有银行也进行试点，实行“存贷结合，以存定贷，利率浮动”业务试点，取得良好效果。

图1是网络上曾经流传的金乡信用社照片，仅此一张，弥足珍贵。

图1：1980年的苍南金乡信用社。

为加强对中小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提供金融服务，1984年10月，温州市人民银行劳务公司创办第一家集体金融组织——府前信用服务部。此后，在总结“府前社”经验基础上，根据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总体设计和发展“多种金融机构”相关要求，温州人开始组建多家城市信用社。

1986年11月1日，原本经营一家机电厂的杨嘉兴，领到温州鹿城区工商局颁发的“临时工商营业执照”，正式成立“鹿城城市信用社”。同年11月7月，报浙江省人民银行批准，原本经营东方家具厂的苏方中成立了“温州东风城市信用社”。这两家城市信用社以发行股票方式增资扩股，并选择在温州市金融系统短期资金市场开盘日向公众公开发行，而且顺利完成预定计划，从运用市场筹资方式，迈出直接融资的重要一步，社会影响很大。

图2就是东风城市信用社的股票样张，右下方还有这位温州改革开放时期风云人物苏方中的私章。这张股票的发行距离新中国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飞乐音响”（1984年11月上海发行）不过两年时间。请注意，这是一家民营金融机构发行的股票。

图2：温州东风城市信用社股票样张。

东风社和鹿城社这两家股份制城市信用合作组织，是全国首创的民营股份制金融机构。《人民日报》等媒体将它们誉为全国首批股份制“民间银行”。两家城市信用社一直在为谁是第一家股份制民间银行而大打笔墨官司。实际上，东风社是先批后开，鹿城社是先开后批，不相上下。

1987年，市人行拟订了《温州市城市信用社暂行办法》进行规范和推广，并扩大到县城延伸农村集镇的民间金融机构（称金融服务社）。截至1990年底，共有城市信用社26家，其中市区16家；金融服务社16家，从业人员734人。城市信用社是80年代金融改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对经济和金融改革在客观上起了积极作用（陈明衡，2008）。

杨嘉兴和苏方中他们发行股票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具有充分合法性。早在1986年3月，温州市政府审议通过《温州市发行股票、债券暂行管理办法》，在规范资本市场运作程序方面进行有益探索。除了信用社发行股票，1987年3月，股份合作企业——苍南金乡包装材料厂得到地方政府审批，也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见图3），募集技改项目投资资金150万元，开创了股份合作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先河。发行金乡包装材料厂股票的叶文贵这一行为在当时几乎是破天荒的事情，正因为得到了当时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的支持，农民发行股票在当时成为真真切切的事实。

有着“温州第一能人”美誉的叶文贵系苍南金乡人，是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最早涌现的一批创业能人之一。1986年10月11日，《温州日报》在头版以《新一代企业家——记金乡镇经营大户叶文贵》为题，报道其创业事迹。之后《温州日报》再次在头版头条刊发通讯《农民企业家的气魄》，并配发市委书记董朝才评论文章《希望涌现更多叶文贵式人物》。1987年，叶文贵被评为全国100名优秀农民企业家。

图3：温州金乡包装材料厂股票样张。

不仅如此，直接筹融资主体开始突破经济所有制（成分）的限制，1986年12月，瑞安锁厂（集体企业）同样经过地方政府审核批准，开始向社会发行三年期“可转让企业债券”，发行总额15万元（图4）。除此以外，经人民银行批准，1987年温州市工商银行信托公司建设立了证券柜台交易，开办证券转让买卖业务。1990年11月，温州东方企业集团等五家企业合股创办了“温州股权转让咨询服务所”，办理股权转让业务。

图4：温州瑞安锁厂债券样张。

上世纪80年代，温州还一度出现“私人钱庄”。1984年9月，经苍南县钱库区委批准，钱库镇工商所发给临时营业执照，方培林成立“方兴钱庄”公开挂牌经营。由于遭到合法性质疑，方培林将钱庄转向地下。私人钱庄出现后，各方面都争论很大。1986年11月，人民很行发文，私人钱庄不能发给《经营金融许可证》。温州人民银行对“方兴钱庄”业务范围和存贷款对象全面调查，原先与“方兴钱庄”有业务往来的八个批发大户转向农行开户，并签订“以存定贷，利率浮动”业务合同，“方兴钱庄”由于失去往来客户，主动收缩业务，自行关闭消失，没有出现账务清理纠纷和社会混乱问题。

温州的金融改革，是当时中央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有序组成部分。1986年5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兼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到温州考察，肯定温州经济发展，并对金融体制改革作了指示。同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国家体改委正式确定温州为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之一。随后，温州制订了《温州市金融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对浮动利率政策，发展民营金融机构以及地方资本市场都作出一系列规定，使温州原先自发的、无序的状态走向规范化和合法化。

图5：左二为陈慕华，右一为应健雄。

温州80年代的金融改革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自下而上的试验，是改革开放40年来“摸着石头过河”的写照。2002年温州也作了一些金融改革试点，2012年温州在经历2011年民间信用风波之后再度设立金融改革试验区。后面这两次金融改革都是在中央政府允许下，自上而下的试点。虽然其他地方也陆续有过不少金融改革试点，但对于整体经济的推动而言，温州80年代的金融改革显然是最有成效的。

黄亚生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经济起飞就始于这个阶段。如果没有同一时期的金融改革，农村工业化根本不可能。回顾40年来我国经济成长史，80年代的金融改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窥一斑而知全豹，温州就是当时那段金融改革的典型。我们应该重新梳理这段历史、正视这段历史，这不只为了简单评价这段历史，更重要的是给我们今后的金融改革带来有价值的启示。

（作者丁骋骋为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本文图片除特别说明外，均由早些年应健雄先生提供。应健雄先生历任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行长、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交通银行温州分行首任行长，2018年应先生仙逝，在此表示深深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