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观察｜“绅士化”是善还是恶

“绅士化”（gentrification）这一概念产生于20世纪中叶，用以描述中产阶级、土地所有者与地产开发商对于工人阶级居住区的占有和取代过程。传统观念认为,“绅士化”不利于低收入者。而高收入居民特别受到谴责，理由是他们挤走了原来的房主和租客、扰乱了当地工作、破坏了原有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联系。

最近有文章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

以反对增长来抵制绅士化

反对“绅士化”的一方往往反对项目开发，认为项目开发不利于城市住房的可负担性。一场“抵制增长的革命”（growth revolt）试图把来自不同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凝聚起来，使富裕的房主和低收入的房客并肩与开发商抗衡。

在《大西洋月刊》年初的一篇文章中，研究20世纪美国史（关注美国阳光地带城市发展）的哈佛大学在读博士雅各布·安宾德（Jacob Anbinder）对“旧有社区的开发建设会招致绅士化”这一流行观点提出了质疑。

“这一反对增长联盟，假定土地持有者和无土地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假定对开发严加监管，既可以为拥有财产的人产生财富，又可把财产重新分配到无产者手中。” 

安宾德称这个观念为误导，并以2020年美国城市房租下降为证据。疫情之初，偏远地区的打工人最先逃离城市核心区，逃向小城镇或父母的地下室，城中徒留空置公寓。事到如今，据Apartment List公司2020年11月的调查，美国繁华大都市房屋租金也出现了显著降低，波士顿降低18％，西雅图降低19％，旧金山降低25％。房租下降的原因很简单，很多人逃离大都市，增加了住房供应数量。

新冠大流行让城市生活出现巨大变化，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绅士化”与住房供应、生活成本和城市政治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高房价归咎于新建高档公寓及其开发商，指称高档住宅开发是导致工薪阶层和中产社区分崩离析的原因。与这样的开发行为作斗争，不仅能逆转房价上涨、民众高攀不起的趋势，从政客和进步派的角度看，这样的过程也是为工薪阶层居民提供支持。

然而，把新建住房指责为绅士化的诱因，恰恰加剧了亟待解决的住房危机。1970和1980年代渐次出现的设计审核委员会、建筑限高以及其他密度限制等，持续影响着当今的城市开发。然而这些措施都是隔靴搔痒。

根据安宾德的估计，缓慢增长政策实际上会限制房屋供应数量，从而加剧当前的住房危机。开发项目是开发商牟利还是为社区带来福祉？区别在于功能定位和所有权。

“良好转型社区的显著标志不是瑜伽工作室或高层公寓大楼，而应该是精心翻修的老旧联排住房。”

“绅士化”，善还是恶

更有甚者，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官网的一篇文章为“绅士化”正名，认为其非但不会损害穷人利益，相反还有助于减少城市贫困。

文章指出，已有若干调查对“绅士化赶走低收入社区原有居民”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但反“绅士化”仍然是城市政治中的一种强大力量。比如，亚马逊总部从纽约城的撤离。

费城联储的一篇工作报告（署名作者为Quentin Brummet和Davin Reed）表明，“绅士化”不仅让社区贫困居民受益，而且有助于其子女摆脱贫困境地。文章使用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和2010-2014年社区调查数据，对多个绅士化和未绅士化社区加以比较。结论与以前的研究相似，他们发现，“绅士化”（此处定义为受高等教育居民占比不断增加）只会稍微增大原住居民的搬离率。重要的是，那些选择离开的人，其就业情况或通勤距离并未受到显著不良影响。 

上述研究表明，“绅士化”使得住区贫困率显著降低，就业率、收入中位数和房屋价值显著增加。与此同时，“绅士化”并未导致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所承担房租的显著增加。由于房租中位数往往会掩盖市场细分，因此经历了“绅士化”的地区，某些房屋价格可能会急剧上涨，而很大一部分租金将保持不变。 

“绅士化”对于当地孩子带来较大助益。社区便利设施和社会经济多样性都是向上流动性的有力预测因素。贫困率降低之后的社区，可提高贫困家庭孩子的入学率，并可提升其未来职业收入。这些孩子日后不大可能成为单亲父母，从而形成了有益于下一代的良性循环。“绅士化”带来的经济繁荣会为贫困儿童带来更多机会。通过减少对于社区集中贫困的暴露，增大与职业稳定的成年人和稳定家庭的接触机会，住区中的儿童长大后有更大可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对于原本脏乱差的社区而言，无论是环境的改善，还是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数量增加，都将改变贫困家庭孩子们的未来。

无论是反对项目开发，还是抵抗“绅士化”，都可看作是对于城市权利的抗争。这样的抗争由来已久，抗争的各方以及抗争的诉求也在因时而变。因此，难以脱离大背景断言，“绅士化”是善或恶。而是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

借用莎伦·佐金《裸城》结尾的两句话：“倘若街头的社会生活真的非常重要，那么国家也应该确保所有使用街道的男男女女都能享受廉价的租金，以便他们能够继续在社区中生活下去……赋予居民、工人、小企业主，以及建筑物和区域一种落地生根和留在当地的权利，这将会在城市的起源和新开端之间达至一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