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汉学家施舟人去世，信仰与温情让他如此亲切

2月18日凌晨，著名汉学家施舟人教授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所医院于家人陪伴下去世，享年87岁。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1934年出生于瑞典，祖籍荷兰。施舟人以研究中国道教知名，同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领域和宗教人类学方面颇有建树，出版有《道体论》《道藏通考》《中国文化基因库》等数十种论著。

本文作者程乐松系北大哲学系教授，回忆了施舟人先生的点滴往事，原题为《信仰与温情让他如此亲切

——怀念施舟人先生》。

施舟人

辛丑年正月初七下午五点四十五分，从宗昱老师那里得知了施舟人先生于今天早些时候在阿姆斯特丹羽化的消息。彼时刚刚从学校的食堂吃完晚餐回到办公室，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有些茫然，自六点半开始，断续地有朋友通过微信告知或询问施先生辞世的消息，消息来了，就一直十分机械地回复“知道”。直至八点零五分宗昱老师转来高万桑教授的邮件，悲伤和不舍才慢慢溢出来。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施舟人先生都是具有标志性的，他的辞世终结了一个时代，终结了一种模式，也留下了难以估量的文化和学术遗产。万桑教授说得好，“我们很难想象任何一个做中国宗教研究的人没有读过他的著作或受到过他学术工作的启迪。”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当代道教研究学者都是他的学生，无论是从他的课程、讲座，还是著作中获益，我们都是在他的指引之下接近和理解道教为中心的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他都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我们这个时代对道教信仰的文化态度和研究方式，也引领着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整个学术共同体对道教信仰和中国文化的理解。

从欧洲汉学传统的承续、道教研究的当代图景、中外文化交流等等方面，他都是一个伟大的传奇！一个来自荷兰的汉学家创立了当代道教研究的所有问题域和方法论，道藏学为基础的经典文献与思想的研究、科仪文本和实践的深入诠释与结构性分析、社会历史学视角下的道教信仰与中国社会、民间社会生活与庙宇中的道教，直至中国古代思想经典的多语种翻译，他学术研究的宽度、深度和达到的高度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他代表着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学术精神和最诚挚的文化热情。施舟人先生可能是整个道教乃至中国宗教学界最深切地理解道教文化，最深入地参与道教实践，最热情地拥抱道教信仰的学者。

我特别不善于把某些细节性的记忆固定在一个时空坐标之中。记忆的点滴涌出来的时候，是零散的，它们在我眼前一闪而过，让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我们总不自觉地纠结于日常的繁冗和琐碎，然而，只有当你尝试回忆并且拼凑出一个可以叙述的当下时，才会惊讶地发现，任何一个场景的丰富性远远大于我们的表达能力，却又远远小于我们的感受力。

1999年的秋季学期，我在北大静园四院的会议室里第一次见到施先生。彼时他拿着一沓打字机打出来的道藏通考的初稿，内容是“六朝天师道经典提要”。第一次接触数十种道教经典的内容提要，第一次帮我开启了关于道教经典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到了道藏学以及在欧洲已经进行了近三十年的“道藏通考”项目。以此为起点，我开始逐步知道并熟悉了法国道教研究的系谱，也熟悉了沙畹、马伯乐、康德谟、石泰安、司马虚、贺碧来的学术研究。我已经记不得是在哪一次课上或者讲座上，他提示我要去阅读宗昱老师写的《道教的六天说》。我后来知道这是宗昱老师在莱顿访学并在先生指导下学习道教研究的时候完成的，施先生特意提示我要注意从六天到三天转变过程中重整祭祀系统的努力。我大概花了三四年才逐步理解他的用意，以及他何以对六天的祭祀系统以及天师道的文化价值如此重视。

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第一次听宗昱老师说起，施先生居然在台南当过八年道士，而且是一个受职的高功。我至今都很难形容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震惊，这种震惊很快便转变为钦佩和赞叹。我后来听过施先生和陈鼓应先生谈天的时候直接用闽南话，先生还和陈先生说，讲闽南话比讲普通话舒服多了，毕竟他是用闽南话施演科仪的，唱诵之功让他觉得闽南话更加亲切吧。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仅凭这一点，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像他那样的道教学者。也就是凭这一点，我始终坚信，无论在学院里做多长时间的道教研究，我仍然是道教信仰的门外汉。他确立起来的范式，是浸入自己的研究对象并投身于其中，大大超越了同情的理解和深度的诠释。这个范式让我至今保持着对自己研究对象的敬畏，保持着对自己研究能力的克制认识。

当然，阅读施先生不同主题的研究是贯穿着我过往二十年的学术经历的，这些阅读的经历让我不断体悟到何谓道教研究。这些阅读让我真切地感受到，道教学是以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为语境的学术探索，以极其复杂和晦涩的文本资源为出发点，面向历史时段与地方社会生活的巨大跨度，说明自然主义底色的超越性何以成就了中国人的信仰生活和社会礼俗。不妨说，他用他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果让我始终保持清醒和有限的热情。在香港读博士期间也有幸听过施先生的课，他授课的主题是法国汉学与道教科仪的研究，他提及他受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的影响，也受到了茅斯的社会学理论的启发。跟着他的课程，才慢慢读懂他关于不同主题的专题研究。那段时间是第一次时常有机会和施先生谈天，具体谈的什么我已经彻底忘记了，大抵是他和饶宗颐先生、柳存仁先生的学术交往，以及他在康德谟先生那里听来的掌故。时间长了，就不确定那一段轶闻的出处是施先生，也就不敢细究了。

2004年夏天的时候，在傅飞岚教授和黎志添老师的帮助之下到巴黎访学，期间还去了施先生曾经任教的莱顿大学，在莱顿的汉学图书馆的书架之间见到了许理和先生。施先生说过，他为许理和先生提供了很多道经的文献梳理，为许先生关于六朝时期道教灵宝经中所见的佛教元素的著名论文提供了很多资料。访问期间，也拜访了马克教授、吕敏教授、马颂仁教授等施先生的学生辈的知名汉学家和道教学者。于是就有了难得的机会听到施先生和法国道教学界的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往往都是施先生已经提及了的。在法国远东学院碰到了方玲老师，她也和我说了不少施先生的事情。很奇怪，这些当时记得十分清楚的事情，而今竟丝毫都想不起来了，大概是这些被转述的故事很快就被与施先生面对面交流的鲜活记忆淹没了吧？

2013年以后，施先生受哲学系和道家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在北大哲学系开过数次道藏学的密集课程。郑开教授和宗昱老师嘱我参与这些课程的相关安排，因此有很多的机会与先生谈天讨论。印象中，与先生的谈天，几乎没有特别严肃和专门的学术讨论。现在想来，可能是因为觉得学力不逮怕露了怯，干脆就东拉西扯，顺便听先生讲一些掌故。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他，先生总是穿戴整齐，一丝不苟的。最近两次来北大的时候，他有腿疾，所以拄着拐杖，但总坚持不要人扶。我记得有一次在校园里碰见宗昱老师给他送去台灯和咖啡机。为了方便授课，他总选择住在条件很一般的勺园。为了不给人添麻烦，他总尽量吃得简单。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坚持中看到他的热情与期待。这种热情和期待往往让我们倍感压力。他总用很温和的语气称呼我，每次他叫我“程老师”的时候，我都感到愧疚和窘迫。毕竟，在他面前，我觉得我甚至缺乏最起码的学术能力！

课上，他用很缓慢的语速讲授他精心准备的道藏学资料。这个语速，与他想把自己所知的都一股脑儿传授给我们这些听课的中国学生的急切，形成了奇妙的反差。他总爱强调儒家的叫儒生，而道教的专家则是道士，更是道官，以此凸显道教在中国的精英性和道士在文化体系中的定位。此外，他也总要强调“科”、“仪”、“律”的差别，特别要细致解释什么是“科”。虽然他的课程是从道藏入手的，但这绝不妨碍他随时跳跃到科仪实践中的某个细节之中。他喜欢在课上带着同学一字一句地读道经，更喜欢有人用提问打断他。他不喜欢提问的时候没人应声，更不喜欢听课的人太多，他说那样他会顾不过来。对于课程教学的认真程度，以及他在道藏文献方面的熟悉程度，让包括我在内的听课者都有些怯，有几次，我都因为害怕被问得瞠目结舌而有了一种默念“你看不到我”口诀的冲动。

课下的谈天就轻松多了。

有一次，他提及，1979年他作为第一个研究中国宗教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参访了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而且期间巧用计谋，拜望了彼时在住院的顾颉刚先生，难掩得意之情。就是这次参访期间，他和任继愈先生提及了他在欧洲正在进行的道藏通考项目，由此带动了国内学者开始关注道藏，并且有了《道藏提要》的团队工作，并以此项目培养了一批具有突出文献能力的道教学者。施先生说，他在欧洲申请道藏研究项目的时候，用了文化基因库的比喻。道教是中国的文化基因库，也是人类文化的基因库的一部分，因此欧洲人也有责任去研究道教经典，描绘人类文化基因库。持续了三十多年的道藏研究项目，是施先生最引以为傲的成就之一，这个项目实际上也让他有机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道教和中国宗教学者。

施先生有一次和我提起，他第一次见到陈国符先生的时候，行了跪拜大礼，据说其时着实把陈先生吓了一跳。施先生诚恳地说，陈国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是他道教研究的入门，也让他始终关注道藏学的研究，并以道藏为道教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他也会说起1960年代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直接告诉大学教授和研究员们，他想拜访道士，而教授们的回复是台湾没有道士，也不认识道士。无奈之下，他就自己走访，在台北碰到了灵宝派的道长。有一件他总会说起的小事就是，要让道长给你讲真话，认真对待你的问题，你必须首先用喝酒的方式把道士混成好朋友，成为自己人才行。我想他就是先和道长们混成了兄弟朋友之后才得到入道的机会的吧？我见过施先生的受职仪式的文书，颇有兴味，其中明明白白地写着荷兰皇家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学术头衔。我私意里觉得施先生对他的道士生涯是颇感得意的，因为他是学术的行里人，更是道门的门里人。

施先生总会强调自己的道士身份以及他的道家信仰。在他身边，我会时常怀疑我们俩到底谁不是中国人。与施先生对中国文化及信仰的投入和热情相比，我倒更像是一个与中国文化和道教信仰格格不入的外人。他也会跟我念叨他的“爱山”基金会以及洞天福地的研究，也会和我讲述他的父母和家庭，讲述他在巴黎如何在康德谟先生的指导下阅读《汉武帝内传》。更会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斯宾诺莎的思想如何受到了道教的影响，甚至整个欧洲的自然神论都是源自道教的猛断。他总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了。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责任，他也有责任、有义务做好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统，因此，他总在坚持做中国经典文本的翻译工作。

我从没有问过施先生，他何以会信仰道教，何以会对中国文化有如此兴趣。可能由于年龄上的差异吧，我总觉得施先生历来如此。作为一个外国人信仰道教，并且保持对中国文化的持久热情，似乎在施先生这里不是问题。他的信仰与热情应该是常识之外的特例，却在我眼里没有任何特别。

这些记忆的点滴，往往经不起记述。感觉上很丰富且生动的回忆，一旦变成文字之后就显得单薄和苍白。想起施先生，我总觉得自己的幸运的，毕竟一个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意义上的传奇人物，曾经以如此贴近的方式与我交流，让我感受到他的热情和温润。

撇开学术研究，施先生于我是十分亲切和谦和。他对于每一个道教研究的学生都有一份难得的热情和始终不变的亲切，那是因为他对于道教研究有深切而真诚的期待。他将自己对道教的信仰和对中国文化的温情转换为这种期待并寄托于我们。

信仰和温情让他如此亲切、如此谦和，于我，那是温润，更是沉甸甸的期望。作为一个学院里的学者，我并没有施先生的那种热情与深切的信仰，因此，我注定要辜负他的期望，然而这仍然不影响他的热忱。他把自己活成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的价值恰在于始终让我这样的道教学者感到惭愧和自责，也保持清醒与敬畏。

生活就是如此，你永远不知道，平常得有些无聊的一天会给你带来什么变化，你不知道哪一天的晚饭之后你会面对怎样的相聚或离别，你更不知道某些回忆扫清你无聊的抱怨之后升腾起来的不舍与伤感、乃至愧疚。

离别，不过是怀念不断升腾的起点……

程乐松

2021年2月19日

农历辛丑年正月初八

凌晨一点一十七分完成初稿

十点十四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