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你｜医生钟鸣：援助吉林抗疫，就像对新冠的“复仇”

2020年1月23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钟鸣接到国家卫健委调令，支援武汉金银潭医院。他在这家医院的ICU病房里待了75天。

2020年1月23日，钟鸣作为上海最早“逆行”者，支援武汉。 图片来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最恐怖的，远不是传染病医院里的超时加班，也不是初期防护物资紧缺、医护节俭着用的雪白防护服。对他来说，最恐怖的是对病床上的病人丧失医治能力的惊惧，和随之而来无边无际的自我责备。

他多次在采访中说自己“没尽力”，这显然并不确切。他试图描述的是一种失去力气的陌生感觉。

武汉“抗疫”的故事说了又说，钟鸣获得很多“辛苦”和“勇敢”的赞扬。但他还觉得缺点什么。他总想告诉别人，一个危重症医生失去了把握是什么样的感觉。

病人血压骤变，心脏骤停，应对这些变化本是他工作的常态。他说，一定要在头脑里搭建一个关于病理的理论体系。他带着它就感到安全。

记者问，撤离武汉时，对“新冠”明白了多少？“三分吧，是很浅表的了解”，他说。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远离市中心，附近没有高层建筑，去年二三月间，四面包围着大风。边上的酒店里住满赶来支援的外地医疗团队。新闻里老在讨论ECMO（人工肺）是不是够用，当时，钟鸣的心里话是，他还不确定装上ECMO以后，又怎样医治——ECMO根本不是个医疗手段，任何时候都不是，它只维持病人生病体征，给医生赢得时间，可有时间又怎样？

2020年2月12日晚，武汉金银潭医院灯火通明。 长江日报记者 远征 摄

他同时看护很多病人。钟鸣说，有时病人数量多也不困难，可是，“新冠”病人的各项生命体征变化都快，防护服的数量却少，有时要“紧着”护士。病人的情况又有变化，要病危了，护士和其他医生先穿防护服去看。他们看不明白，问他怎么办。他也不明白。

这与他往常的工作状态太不一样。他像一座钟，这一回他走不准。下一回他还不准，再下一回，他还不太准。

病人昨天还在吃饭、喝水，与他谈话，第二天，神志清醒的情况下，病人气道压力抬高，气管里充满二氧化碳。他安排上呼吸机“高流量吸氧”，像给涨满气的气球打气一样，打不进去。病人走了。

钟鸣后来才明白，很多黏冻样物质堵在他们小呼吸道的终末端。但他坦言，远不能确定合适的应对方式。

时间洗刷了大多数的痛苦回忆，钟鸣最近对记者说，有的事要是现在还不忘记，那就永远不可能忘记。他记得那些求生的眼神。

“你觉得你对下属变严厉是应该的吗？”听闻他受武汉工作的影响，目前对团队管教更严，记者追问。

“可能他们逐渐就适应了。也有可能他们努力一下，达到了我的高要求，那我就又不严厉了，你说是吧？”

1月18日，他还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境外输入型新冠患者救治，第二天再次接到国家卫健委的指令，去吉林援助抗疫。

就像去年一样，他迅速回家收拾了行装，带了许多厚衣服，对付东北的冬天。他还带着一点“复仇”的感觉，重新面对新冠这个老对手。

钟鸣说自己一贯感性，去年4月他从武汉刚回上海，随随便便地哭起来。不过他最近 “康复”了。

过去大半年，他看了许多论文，昼夜思考总结，做事情更“有条理有章法有逻辑性”了。从吉林回来，他自我评价干得还行。

给病人上机器、开一剂药，得到的效果是他能预料到的。他校准了自己。科学精神使人免于恐惧。

钟鸣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病房清洁区留影。图片来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资料图）

【以下是与钟鸣的对话】

澎湃新闻：您除夕晚上怎么过的？

钟鸣：在隔离点的酒店，一方面跟家里人视频通话，看了他们丰盛的晚宴。另外跟在武汉的战友，有一个云吃饭的环节，之前我们就约好要线下聚，但因为疫情关系一直没有机会。所以在除夕那天的晚上，线上聚了一下，寒暄了很长一段时间。

去年这个时候，还处在一种五味杂陈的情感中，面对与日俱增的病例，面对大量我们并不了解的病例，有很多的困惑和疑问，遭受很多打击，也受到鼓舞，有很多感慨，人间百味都尝尽了。

澎湃新闻：去年快回上海的时候，您对新冠的了解是怎么样的？现在当然是“老对手”了，当时了解到了几分？

钟鸣：当时大概了解三分。

澎湃新闻：听上去您对当时的自己不满意？

钟鸣：其实是非常不满意的……所以，在回上海后的各种总结中，包括对专业知识的总结，以及一些感性的、勇气层面的总结，我都感觉不够。其实，我有非常多的遗憾留在武汉。我感到自己没有尽力。

澎湃新闻：您在武汉的“挫败感”是怎样的？您当时怎样面对“挫败”这种以前都没有遇到过的、连续的感受？

钟鸣：平时在工作中，可能对一两个病人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会有短时间的挫折感，但还谈不上挫败。一般做得不好的病例，我们很快就会去总结，在下个类似病人那里改善、提高。

但在武汉，连续不断地有病人恶化，而且都是超出预料的不好。这种是真正的挫败感。

作为一个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在病人的床旁坚持，这是一种这么多年职业训练的本能。职业训练告诉我们，病人出现这种那种不好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但是开始的医治尝试效果都不理想。）有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有意义，只是看到身边的同事，有的比我年轻的，也在坚持，我是组长，更不应该去退缩。

我一度觉得，这毛病是不可战胜的，我是不行的，我就是不会看这毛病的。

但看到病人求生的眼神，没有办法，（那种眼神）让你觉得，你要发挥你更多的潜力去做，不然会遭遇到更严重的良心上的谴责。

中南医院重症隔离病房，医护人员使用体外人工膜肺来替代肺的工作。澎湃新闻记者 郑朝渊 图

澎湃新闻：良心上的谴责？

钟鸣：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有这种感觉，觉得我们没有尽力，做得还不够好（有的病人没抢救过来）。

刚回来的时候，泪点非常的低，甚至会很容易就伤感，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有一段时间，每天都要沉浸在对（武汉）那段时间发生事情的回忆之中。我相信大多数去过武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澎湃新闻：您作为一个资深的医生，应该见过许多生死，为什么武汉的经历还是有这么大的冲击。

钟鸣：确实我们专业看过非常多的生死，因为死亡是大自然的规律，当我们知道生命是无法挽回的，会很平静地接受这件事情。但在武汉我们心里没有准备好，因为我们对这个疾病不了解，所以有反复不断的病人，没有在你的意料之中就恶化了，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

澎湃新闻：有想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自我调节吗？

钟鸣：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去想，但是做不到。我自己状态真正好回来就是去上班了，回到熟悉的工作环境，然后让那些正常的工作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

澎湃新闻：在隔离点的时候，怎么去跟那些回忆做斗争？

钟鸣：就不停翻看我们工作群里的对话，去回忆当时发生的事情，然后也去总结那些病人的资料和数据，不停去和曾经在武汉金银潭的战友聊天，我们经常会聊得非常的晚，从七点聊到半夜两点。

也会用线上的会议软件，轮流唱个歌或者念首诗，大家在一起彼此倾吐交流，甚至只要看到对方的人在那里说话，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慰藉。

澎湃新闻：是那种紧绷的神经放松不了的感觉。

钟鸣：无法释怀，一下子离开武汉，发生了这么多事的地方，反正从我个人来讲没有办法短时间释怀的。

澎湃新闻：您现在还会经常想起那些想要活下去的求生的眼神吗？

钟鸣：会，要是现在还记得，那就永远不会忘。

澎湃新闻：武汉以后，您觉得这样的事情会影响到很多工作的自信心吗？我觉得这种需要快速反应的工作很需要一个果敢的精神，武汉的经历会影响到您决策的敏锐吗？

钟鸣：它不会影响到我的自信心，反倒是增强了我的自信心，从武汉回来之后，再去面对日常的工作，我觉得都不那么难了。

（反过来）医院的很多同事都觉得我从武汉回来，好像性格上有点改变。比如说这个病人情况不好，某一项指标恶化了，我就一定要他详详细细地告诉我这个病人为什么会不好，如果他只是说搞不太清楚，那我就要就火了，我就说你能够这么容易的走到病人床边，获取病人这么多信息，你有什么理由还搞不清楚。

我经常对他们说，这些工作做得不好，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在武汉那么困难的环境下面，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好，现在条件非常的好了，没有理由做得不好。“做得不好，就是你不够努力，你没有迸发出你应有的力量”。

澎湃新闻：如果那时我对您说，“钟医生，您已经是挺好的大夫，有的事不应该怪您”，您会如何回答？

钟鸣：大家都是从关心我和我们的角度来讲这些话，但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情感上、情绪上的波动。只有让这种情感在自己的内心沉淀下来，靠时间消化，才能够真正地平静下来。

近一年，我也在看各种论文。经常有很多好的文章出来，会回答我之前的一些疑问，也有一些疑问，我还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

我也慢慢给自己搭建一个理论体系，比如说，为什么当时遇到的这个病人会这样，为什么会突然呼吸衰竭，用呼吸机治疗效果不好？那个病人为什么血压有这种表现，心跳为什么会停？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在武汉金银潭看到的一些病情最重的病例，在后面的工作中反而没那么难处理，这也是让我们有很大疑问的地方，我还在思考，是我当时做得不够好，还是这种疾病就是有这个规律特征？

澎湃新闻：通知您要去长春做志愿的时候，您当时怎么想的？“又要碰上它了”这样吗？

钟鸣：我其实有心理准备，我很坦然、很平静。从武汉回来之后，无论是心理上、还是专业上，我都一直在反思总结，实际上就是一种准备。就像一个士兵，练兵很久，终于有机会可以到战场上去检验一下。我就觉得，终于又有了一个可以去重新检验的机会。

澎湃新闻：会有一种复仇的痛苦的快感吗？

钟鸣：有一点点这个感觉。

这次明显感觉，有了后面大半年的总结，重新面对“新冠”，我做得比之前好太多了。长春的工作基本回到了我平时上班的节奏——病人的病情的演变，我们要做哪些事情，都是非常有条理、有章法、有逻辑性的，我又回到了平时的这种工作状态。

所以我现在特别开心。感觉离开武汉这么长时间后，心里留下的“小疙瘩”好像解开了，欠下的那样东西终于还上了。

钟鸣在病房内。 来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资料图）

澎湃新闻：您觉得会永远对下属严厉下去？

钟鸣：我觉得武汉的经历对我有深远的影响。但也可能他们逐渐就适应了，也可能他们努力一下，达到了我的高要求，那我就又不严厉了，你说是吧？

澎湃新闻：您已经有很长的工作经历，那么，使“新冠”病人得到病情缓解，会让您感到一些特别的喜悦吗？

钟鸣：平时我们看到病人治好了，还是会有喜悦的感觉，看到一条生命因为你获得了挽救，这种感觉是不会麻木的。每一个人、每一条生命都是不一样的，这感觉不会麻木。

但对于“新冠”病人，这种喜悦的感觉会更强烈那么一点。不仅仅是拯救了一条生命，或者是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有之前武汉的情结。

很有意思，后来我们到长春整建制接管的病房，本地的团队也去过武汉，而且是最后撤离的整建支队伍中的8支整建是队伍中的一支。所以我一进他们的病房，我就感觉很有亲切感。虽然我在的时间不长，而且工作压力很大，我们还是跟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澎湃新闻：以后如果您又重新回忆起当时那种深刻的挫败感，您打算怎么安慰自己？

钟鸣：我觉得不大可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时间挺有意思，它会自动留下你认为值得珍惜的部分。我现在回忆过去，一些负面的，悲伤的东西正在慢慢淡忘。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些令我感动的人和事情。

我们和武汉本地的战友、其他地区的支援队刚分开的时候，我们就说，将来一定会再去武汉去互相看望的。我们都约好了，以后要一起再回去看，非常期待这一天。还有一个同事，说他已经泡好一瓶梅子酒，打算等回去的时候打开来喝，所以肯定会有这么一天。

2020年4月20日，钟鸣解除隔离当天回到中山医院，同事们为他接风洗尘。图片来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澎湃新闻：今年有什么展望吗？

钟鸣：对我个人职业和学术发展，我带的团队都有一些工作目标，希望这些工作目标能实现。也希望全球疫情可以彻底控制下来，这几天我们看到新发病例曲线是往下走的，这都是好的现象，希望今年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不需要再为疫情做特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