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九顶山，他带领巡山队保护羚牛和斑羚

高梦宇

四川九顶山，海拔3500到4000米的高山岩壁上，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他们皮肤黝黑，脸上有着深深的皱纹，手上长满老茧。他们穿着深色棉衣，戴军绿色布帽，背着玉米面干粮，口袋中装着相机和红外相机。

由于岩壁陡峭险峻，几乎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方，这些人只能依靠简易的树枝牵引，相互扶持着向上行进，几乎与岩壁融为一体。唯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们胳膊上那只明晃晃的红袖标。

他们是九顶山上的农民护林员，也是九顶山野生动植物之友协会的成员，领头人余家华今年71岁了，仍奋斗在巡山一线。

余家华（中）和巡山队员们在一起 欧阳凯 摄

从狩猎者到护林人

1970年代的余家华，手里拿的不是相机，而是猎枪。

他出生于茂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世代以种植、放牧为生。靠山吃山，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打猎也成了一家人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

“我从14岁的时候开始跟叔叔学打猎，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是打猎给我和家里人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当时，余家华和大多数猎人的打猎活动始终遵循传统狩猎的基本准则。

这些准则包括，严格控制狩猎时间，春夏不打猎，以及严格执行狩猎禁忌，不打怀孕和未成年的动物。这种模式为野生动物保留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因此几十年来，九顶山的物种数量一直维持在比较稳定的状态。

1980年代以后，为了进一步改善生活，九顶山附近的猎人数量激增，原来只有几十人的狩猎小队一下扩大到了上千人。猎人变多了，九顶山的动物却是有限的。

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猎人们对九顶山的野生动物展开了疯狂的猎杀，狩猎时间拓展为一年四季，狩猎范围也打破了从前的限制，从强壮的“青年”动物到难以行动的“老弱病残孕”无一幸免。

斑羚 余家华2013年7月于巡山途中拍摄

这样的狩猎模式无异于杀鸡取卵。“我爷爷和父亲都是爱树又爱动物的人。”从小就受到家人淳朴环保教育的余家华，敏锐地嗅到了一丝不妙的气息。

这种不详的预感在余家华日常的狩猎活动中得到应验。90年代以后，九顶山物种数量急剧下降，“有时候走一天也看不到一只动物脚印”。眼看着身边的动物一天天减少，余家华果断放下了猎枪，也开始劝导身边打猎的村民。几年间，他转行放牧，靠几头高山牦牛养活一家老小。

但巨大的经济利益仍引得人们趋之若鹜。为了打到猎物，猎人们采取了更加极端的方式：放火烧山。他们往往七八个人为一组，2个人去山脚下放火，其余人埋伏在山顶等待猎物上钩。短短几个小时，就能毁掉几千亩甚至上万亩的森林，跑不动的老弱病残动物在大火中被活活烧死，侥幸逃脱了也成了猎人们的枪下亡魂。

在山上放牧的余家华每每听到动物的惨叫，看到国家花几千元一亩的价格建造起来的林地化为灰烬都感到十分痛心：“这些人心太黑了，这样下去我们的子孙后代什么也没有。”   

单纯的劝阻已经不能阻止猎人们的疯狂行径，为保护祖祖辈辈生存的家园，余家华萌生了建立九顶山 “巡山队”的想法。

智斗盗猎者

1995年，余家华发起一支巡山队，当时主要成员是他弟弟、儿子、女婿和其他亲戚，巡山队主要任务就是保护九顶山的野生动植物，与盗猎者作斗争。

25年来，他带领家人们每年上山8到10次，在海拔3000到4000米的高山上风餐露宿，啃着玉米面做的干粮，喝着融化的雪水。清除猎人留下的捕兽夹、预防森林火灾、劝导打击盗猎活动，成了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工作。

左起余家华、其子和其孙在一起 欧阳凯 摄

他记得2004年某天，一个4人盗猎队潜入九顶山，短短几天时间就打了不少野生动物。正在放牧的余家华听到消息，用玉米面做好了干粮，带着手电筒，天不亮就带着团队出发。经过15公里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在早上9点赶到了盗猎者休息的木屋。盗猎者正在屋里煮早饭，屋子一角堆着他们几天前打到的动物，墙上挂着4只猎枪，门外还有3条凶猛的猎狗。

余家华定睛一看，凭借多年巡山的经验，很快判断出墙角堆放的10只动物分别是4只斑羚、5只猪獾和1只绿尾虹雉，都是九顶山濒危的保护动物。

盗猎者对余家华等人的来访感到很意外：“你们是什么人？”

余家华急中生智：“我们是上山挖药的农民。”

等到盗猎队完全放松了警惕，余家华才亮明自己巡山队队员的身份：“你们那政府没有向你们宣传保护珍稀动物吗？”

盗猎者一惊，其中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中年人立刻反应过来，想跑去拿猎枪。余家华则眼疾手快，一把制服了他，一场护林员与盗猎者的混战由此打响。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1对1。余家华团队一共5人，刚好多出一个，就成为场上的“自由选手”。不到5分钟，4个盗猎者抱头求饶，嘴里喊着：“打不得了！打不得了！”

余家华见状，收缴了他们的猎枪和猎物，带了两个领头人，准备一起上交给当地林业局处理。结果还没走出一华里，那两个人就躺在地上装疯卖傻，找个借口偷偷溜走了。没能抓住那批盗猎者，让他们接受应有的惩罚，也成了余家华巡山生涯中难以忘却的遗憾。

“好在那4个盗猎者回去之后，就在自己的村子宣传，说不能再去九顶山打猎了，有一群少数民族在保护，去了就要挨打。从此之后，打猎的人就很少了。”余家华说。

2004年，九顶山野生动植物之友协会正式成立。在余家华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投入环保事业，上到70多岁的老人，下到十几岁的孩童。

通过劝阻、宣传和巡护，九顶山地区盗猎者逐年减少，森林乱砍滥伐现象得到遏制，草场及其他高山植被有序恢复，野生动物族群数量也实现了稳步增长。

马麝 余家华2012年7月20于巡山途中拍摄

让羚牛重回九顶山

作为一座海拔4500米的高山，九顶山周围被八个县市包围，地理环境阻隔了外来物种进入，这让原生的高山物种显得弥足珍贵。

上世纪末，由于盗猎者疯狂猎杀，九顶山羚牛几乎灭绝，只剩下零星几头。

2012年的一天，余家华在巡山时通过望远镜在远处山谷看到了几个斑点大小的影子，凭借多年经验，他断定这就是绝迹已久的羚牛。兴奋的余家华没有多想，收拾了干粮，吃过午饭就一个人出发了。

山路崎岖，他从中午一直走到天黑，也没能到达望远镜观察到的地点。此时原路返回显然已经来不及，他只能在一棵大树下生了些火取暖，草草过了一夜。

羚牛 余家华2020年7月20日于巡山途中拍摄

九顶山巡护途中风景 欧阳凯 摄

第二天，余家华继续前进，终于在日落前到达了山谷，但却始终不见羚牛的踪迹。余家华有些沮丧地低下头，惊喜的发现沙地上竟然有几个浅浅的羚牛脚印，一旁的草丛中还散落着几堆羚牛粪便。这样明显的证据几乎坐实了九顶山还有羚牛活动的推论，余家华也总算没有白跑一趟。

他迫不及待要将这个消息告诉协会的成员们，就选择了一条没有走过的近路。行至一处悬崖边，恰好有斑羚经过。“我看斑羚很顺利的过了河，以为人也可以走。”可刚走到一半，脚下的冰面就出现了细小的裂纹。余家华心道不妙，那时已是冬末，河流开始渐渐融化，这里的冰面只有几公分厚，并不结实，无法承受一个成年男子的身体重量，他被迫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那一瞬间，余家华的脑海中闪过了无数可能性，甚至死亡。最后关头，他终于重新唤回理智，小心调整姿势使，自己整个人趴在冰面上以减小压强。冰面很滑，余家华手脚并用、慢慢移动才得以脱险。

这之后，余家华一直在苦苦寻找羚牛的踪迹，却始终没有正面发现过羚牛，这也成了余家华的一块心病。直到2020年1月11日，余家华才第一次在红外相机中看到了羚牛的身影，这也是时隔20年他再次见到羚牛。

多年的巡山护林，余家华对九顶山每一个生灵的热爱早已深深刻进骨髓。

雪鹑 余家华2013年9月于巡山途中拍摄

2019年，美国环保摄影师欧阳凯曾跟随余家华参加了为期一周的九顶山巡山活动。欧阳凯回忆，虽然每天都要攀爬近15公里的山路，70岁高龄的余家华也总是团队中最先醒来的那一个。因为清晨是野生动物活动最活跃的时段之一，也最容易抓拍到好的照片。

余家华独自扛着几公斤的相机，深入林间，用“抢”来的时间去完成那些巡山任务之外的拍摄工作。“我能感受到，他对这份事业是真正的热爱。”

2020年秋，被誉为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野外科学机构之一的世界探险者俱乐部发起“探险者俱乐部50：你应该知道的50名正在改变地球的人士”项目。余家华在48个国家的400多个提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终50名获奖者之一，也是第一个加入世界探险俱乐部的中国护林员。

余家华在九顶山巡护途中 欧阳凯 摄

“余家华不仅仅是个优秀的护林员，也是个优秀的环保组织领导者。”余家华的推荐人欧阳凯说：“做环保，最难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但他就是有这样的魔力。虽然我认识很多护林员，但感觉余家华做的事情完全超出了一般护林员所做的事情。希望我能用中英文能力和图片帮助他得到现实的支持，这才是自然摄影师的梦想和意义吧。”

受到爷爷影响，余家华的孙子余彪长大后也选择投身护林事业。平日里，他在成都打工，但一接到余老电话，就会马不停蹄的赶回九顶山，参加例行的巡山活动。因为会使用手机，他也成了团队中开展宣传活动的中流砥柱。护林，已经成了余家人光荣的“家族使命”。

余家华说，“希望我们这个协会能够持续、长期的保护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到护林事业。能力大的人多做一点，能力小的人少做一点。大自然好了，子子孙孙才能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