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阿飞”诗人遭遇波特莱尔（三）

城市漫游者

逛街，阿飞式的逛街，在我妈口中是“马浪荡”，在运动后期我们中间流行一些“切口”，其中之一是“压马路”，常跟“车拉三”（意谓撩妹泡妞）搭配在一起。从八九岁起我住在石门一路上的华顺里，这条路是南北交通要道，每天各种车辆南往北来市声喧闹，走出弄堂北头吴江路南头威海卫路，背书包上学、半夜去小菜场排队、拎瓶子拷酱油、挎竹篮买大饼油条……我的青少年记忆不出这数百步方圆，如今毫无往昔的踪迹，二十年前这一带被夷为平地，代之以亿万元拔地而起的黄金豪宅与商厦。

在《五月风——在街上》里，当然没有这些，而是日常生活的唯美演绎，不惮可笑地把自己描画为一个异性窥视者，想象中对街上的糖果店女营业员、对面越剧院的女演员或女理发师频送秋波。这些想象来自目睹我日长夜大的马路，影片《女理发师》在运动前数年爆红，地点即是我出门可望的“南京理发店”。这篇散文诗可说是青年时代淤积情欲的尽情宣泄，对性压抑的一次清算。“你知道不？在二十岁男子眼中的世界，有什么更引诱人的事物，能像露水滴在花上一样，无端地闯入我们的梦中？还不是女子？一个心目中完美的女子？”进入我梦中的是住在同一楼里的邻家少妇，有关她的不幸婚姻和楼上青年的暧昧流言，不提防地落入我的耳中。那段“我需要爱情”的激情告白凝聚着从古今中外文学读到的爱情修辞。街上一名男子的目光中的“无情的嘲谑”：“一个满身长着触须的伪道者，蝙蝠一样的两重人格者，可怜的单恋者！”其实这“单恋者”是非己莫属的自我揶揄。

以石门路为界，吴江路朝西直到茂名路整条是小菜场，朝东通往南京路一段则显得安静，靠右一排有些新式小洋房，内居有产者。其中一栋楼上的蓝色窗户出现在我的另一篇散文诗《窗下的独语》中。我在窗下徘徊，期待着出现在窗户的一个倩影——仅仅是臆想中惊鸿一瞥的倩影。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说波特莱尔是个“休闲逛街者”（flaneur），在巴黎大街上注视人群，如他自述：“诗人享受着一种无以比拟的特权：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既成为他自己，同时又充当另一个人。他像迷失路径在找寻躯体的灵魂一样，可以随时进入另一个人的躯体中。”（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页54）的确，诗人像阳光一样走进千家万户，与大众分享悲欢，甚至通过天鹅，凭着伟大的“移情”功能，发出被流放者的哀号。作为革命年代的“逍遥派”，我有大把时间休闲逛街，如《五月风》与《雨夜的悲歌》中，感情在力比多的驱使下超量溢出，移情于各行各业的人群、野猫与鲜花，或许是波特莱尔与中国抒情文化在我身上产生的“呼应”。而在《恶之花》问世百年之后的上海，用吴亮的小说《朝霞》里的话：“就是另一个住满了革命党和乡下人的东方巴黎。”没有花都的浪漫情怀，没有拱廊商场，也没有夜生活，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商品本身是个禁忌。上海曾经有过咖啡馆、舞厅和跑马厅，这些摩登时代的一切留存于上一代没落阶级的罪感的记忆中。

“这里他来了，夜行者！冷清清的街上有他沉着的跫声。”像戴望舒在《夜行者》中描绘的，我在夜间溜达在吴江路上，或许是个“最古怪的人”，对一座洋楼上挂着“淡蓝色纱帘”的小窗发生遐想，而《窗下的独语》中希望看到小窗的“迷人的容颜”纯属我的小阁楼里幻想的味蕾。“在这城里烦嚣而污秽的一隅，在我寂寞的小楼里，有复活的记忆在暗角里，向瞌睡的孤灯阴险地讲述老旧的故事。还有怠惰的猫在忧郁的烟雾中伸懒腰。寂寞像一张无形的网，把我的心越收越紧，这寂寞太可怕了。”因此想象与写诗作为一种治愈孤寂的自慰，想象中的夜行者如此胆怯与自制：“我没有奢想过这扇小窗会让一双纤手打开，一个苗条的身影抛下一方手绢或一根绳索。我也不会有福份消受如绛雪之于黄生般的情谊。”文学中不乏这类窗下谈情说爱的段子，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例子无人不晓，而绛雪与黄生是《聊斋志异》中的故事。而“我”仅满足于无中生有的狂想，爱情似不可得也不必有。如果在“五四”以来“浪漫的一代”眼中，这可说是个退步吧。

本雅明说波特莱尔享受人群拥簇的都市景象，“而这种景象最吸引他的地方却在于：他在陶醉其中的同时并没有对可怕的社会现象视而不见”（页57）。在我的诗中似乎看不到“可怕的社会现象”，如《无题》这一首针对青年男女早婚的“社会问题”，应当是唯一触及“社会现象”的，其实算不得“可怕”，也没收入我的诗选（见陈思和主编《青春的绝响》，武汉出版社，2006，页75-76）。今天的青年读者对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可怕的社会现象”，即使听说，也不会感同身受。对我来说，可怕是每天的现实，不是视而不见，而是见得太多，因此麻木、恐惧而逃避。记得那天街上锣鼓喧天，运动开始了。我回家见到父亲单位来人抄家，父母在弄堂里被勒令站在长凳上接受群众的批判，由是明白我的家庭属于革命的对象。写诗本身伴随着担惊受怕，自觉写的内容无非“封资修”的东西，像《绣履的传奇》明显为“历史垃圾”悲悼，至于写下“悲泣”的“伟人”“燃烬”的“太阳”时，那种又刺激又颤抖的体验难以言说。我曾经煞费脑筋发明一种符号来写诗，或者在抄诗时改动写作年份，都是恐惧使然，事实上终于尝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也是因为写诗。因此对《窗下的独语》中所表现的爱的胆怯不妨作一种自我解读，其中含有政治与美学的隐喻，在诗里一再表现出来，如《嗜烟者》：“他像沉醉于一个旖旎的梦，/看见一切愿意看见的东西。/静默地观赏吧，别把手伸，/它只像云雾一样空虚而美丽。”吐出的烟雾像“追求自由的勇士越出牢狱，/却化成尘埃，被更快地吹散。//小缸里升起一缕最后的浓烟，/像一声长叹满含无奈的愤怨”。甚至在《无题》中劝年轻人别忙着结婚：“诗人教你们欣赏‘期待’，/它比‘满足’更富于美感。”这种对现实的规避心态是恐惧心理作怪，却合乎康德式的艺术“无用”论，美感产生于对事物的距离的鉴赏。

这一点对我至关重要，是我的创作追求个人主观表达的基础。这种规避也有助于免除外来的干扰而进行纯美的探索，包括免除各种理论的干扰。实际上《无题》中的“美感”一词背后已有相当明确的理论支撑。六十年代初所谓“修正主义”的大学教程已相当完备，王力的《古代汉语》、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周予同的《中国历史文选》等皆在浏览之列。因为钟意王阳明的“心学”，对朱光潜所讲的克罗齐的“移情”说一拍即合。这方面朱育琳专讲趣味，对他来说，波特莱尔一言以蔽之，“文学即鸦片”。我下过一番功夫的是美国帕克的《美学原理》，翻译者张今，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克罗齐移情说的基础上作了系统阐述。我写了十几页的阅读心得，如同情是审美的出发点，艺术家通过白日梦想象与完美的形式而获得情绪的快感等，这些说法对我犹如玉液琼浆，今天看来是老生常谈，在当时作为“内部读物”发行，书前有李泽厚的题为《帕克美学思想批判》的长文，说此书“鼓吹本能冲动”“疯狂腐朽”，是“处于没落垂死阶段”的资产阶级的“悲观绝望”的理论表征。这些批判对已经逆向思维的我并不起什么作用。

颓废精神的开掘

我写了好几篇散文诗，也与波特莱尔有关。穿过吴江路到南京路，贴对面有一家国营旧货商店（叫“南国旧”，另一家在淮海路上，叫“淮国旧”），花了十几块买了一架英文打字机，记不得从哪里借来一本英文诗歌选集，有四篇波特莱尔的散文诗：《窗》《老艺人》《点心》和《“已经过去了”》。我等于发现新大陆，把它们打了下来，只是这架机子实在老式，色带已经褪色，打出来像鼠牙啃的，还是挺开心。我的散文诗中，《梦幻香》是较长的一篇，其中“我”在一个盛夏的深夜漫步于幽静的马路上，跳上一辆驶向市中心的电车，由座位的香味引发关于“香”的漫长的幻想，集结了我的所有相关的文学记忆，先是由座位的香气连接美人的套路，本能地诉诸从《玉台新咏》到《花间词》的“艳情”风格，各种景观纷至沓来，如中世纪古堡的假面舞会，自己扮成骑士，与淑女在喷泉边喃喃情语，继之以幼时端午的火树银花与彩灯上西厢、红楼故事的画面，接着是如中秋节的月宫与仙女散花，又来到野外的墓地，记起亡友日记里的留兰香，又飘向一个幸福的岛屿，少男少女在篝火边歌舞狂欢，最后是即将出现的夜都会的景象，由是中西杂交地编织成整个文本。

这个“可怜的梦幻者”已养成早上赖床的习惯，在梦幻想象中消度“幸福时光”。那时用纸吝啬，不惯在纸上抄写修改，而躺着一遍遍打腹稿，细节也不放过。美文的写法渊源于朱自清的《匆匆》与《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香”的灵感来自波特莱尔，他的《异域的芳香》是最初老朱给我的四首诗之一，前面两段：“当温暖的秋夜，我的眼睛闭上，/闻着你灼热的胸脯的芬芳，/一片幸福的海岸在眼前展开，/那里浸透着火热的纯粹阳光。//一个慵懒的岛屿，为自然慨赏，/奇特的森林，还有美味的果子；/男人的体格瘦削而又健壮，/女人的眼神惊讶他们的大方。”这首诗诱发我对健康与自然的想往，尤其那奇特的想象力，让我不时感受到它的驱动。因而在《梦幻香》中化为大段的演绎：“我眼前展现了一片幸福的岛屿，那里是溶银的月夜，盲人在树荫里弹着月琴，动情地歌唱；少女少男们围绕在欢跃的篝火旁，携着手跳舞，眉目间飘漾着微笑和甜蜜。满岛飘回着椰子树的香味、红豆的香、蔗田的香。这成熟的香呵，幸福的香呵，沁入我心中，酥软而迷醉。”

《梦幻香》是一种新的叙事，以这样的句子开始：“她叫什么名字？忘了看演员表了。那灯光缤纷的变换，油彩与衣裳的缀饰，也许会显得美丽而迷人的。那么，那个跑龙套的花脸，就所谓丑陋的吗？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呢？”自言自语的心理独白，自由联想穿梭于不同的时空，段落之间没有逻辑的衔接。这么写是因为读到袁可嘉的《论英美“意识流”小说》一文，介绍乔伊斯与伍尔夫的“意识流”创作手法。他们对“真实”持一种新的看法，认为世界是“变化莫测、错综复杂与不可理解的”。伍尔夫“肯定‘真实’是由‘人类感性的无限丰富’所决定的，指责老一辈的现实主义作家没有表现人物‘私有的幻想’，因此人物是‘不真实的’”。这些说法跟我以往所接受的文学观念大相径庭，一时难以完全理解，因而逐字逐句读得极其认真。袁可嘉的这篇文章和他的另一篇《略谈英美派诗歌“现代派”》也同样被我奉为“圣经”，甚至抄写了两遍，分别在练习簿与日记簿上。袁文在运动发生前不久发表，带来了二十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与“现代派”的丰富信息，且很少粗暴的批判。

“可怜的梦幻者”即将到目的地——“都会”，语调欢欣：“在这不夜的都会里，我有一个充溢着更浓更甜的香味的去处。如在我理想的家园里，得到销魂的陶醉。”自己将坐在一家Café里倾听留声机的音乐，萦绕着威士忌、夜来香、郁金香的香味。虽是简短一段，都市的美好虚构与阅读经验并不一致。巴尔扎克的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彼得堡、狄更斯的伦敦，几乎是罪恶之渊薮。不消说波特莱尔的《恶之花》是在巴黎绽放的。中国作家很少写都市，那时“新感觉派”还在历史中沉睡。在闻一多的《现代诗抄》中读到王独清的《我从CAFÉ中出来》：“我从café中出来，/身上添了/中酒的/疲乏，/我不知道/向哪一处去，才是我的/暂时的住家……”写得很有气氛与节奏，不过跟《梦幻香》中把Café当作“理想的家园”没有关系。我生长在红旗下，城市和大家穿的人民装一样朴素，留下我多少童年的印痕，在马路上飞香烟牌子、打弹子、钉橄榄核、造房子……记忆中的这些像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这些刻写在“都市”与“家园”之间的亲密纽带上。关于老底子上海却常从父辈那里听到。他们最难忘那些好莱坞电影，当父母与邻家阿叔阿姨闲聊时，说起《魂断蓝桥》或《出水芙蓉》便眼中发光，一派荡气回肠的神情。数年前一次我从香港回家问起老爸，他给我写了一张纸，开列了一长串影片和明星的名单，那时他年届九十，每次叮咛给他带影碟，点名要林青霞、刘嘉玲和舒淇。

1967年写诗近二十首，1968年仅存六七首。这无疑与8月里我们“东窗事发”有关，随着老朱之死，写作中断了。诗风突变，视域更为广阔，思考更为深入，也更讲究形式的完整，或许标志着走向成熟，然而失去了青春的抒情、童真的梦幻与古典的色调，殊生焉知非福之感。或者说我在走向波特莱尔，如5月里写的《空虚》：“这城市的面容像一个肺病患者/徘徊在街上，从一端到另一端。/晴天被阳光浸成萎靡的黄色，/阴云下泣悼一般苍白而凄惨。”好似一个都市漫游者，从其视角下的现实片段，接上了《梦后的痛苦》的线头，所谓“擦肩的腻语，转身有眸子回顾，/她们在眼角抛情，唇边展靥”，也在重复《五月风》中的性心理母题，放弃了绮词丽藻而转向写实。在革命初期的狂风暴雨之后，各种名目的运动仍在一波一波地开展，于我却无所事事而感到心灵空虚，城市也成为个人颓废的镜像投射。最后一段：“负载沉重的暮色疲惫归来，/阴湿的过道充斥刺鼻的煤烟；/拉开门，屋里沉闷而暗黑，/两只坐椅像幽灵默默对言。”是我家一间灶披间的实景，前面是店堂间，从后门进去一道板壁把水龙头与煤炉隔开，屋里一扇窗面向狭窄的弄堂，阳光从来照不进，白天也黑戳戳的。如果要解释最后一句的出处的话，那么老朱翻译的《烦闷》可拿来做注脚。诗中最后两句：“红桃杰克和黑桃皇后在闲谈，/阴险地谈起他们死去的旧爱。”

在前法租界私家花园，1967年

还有几张照片也可用来做我的颓废唯美的注脚。运动开始后，前法租界淮海西路和复兴西路那一带有些私人住宅空荡荡的，主人被扫地出门，无人照管，却成了我们光顾的地方。那一张我身后的玻璃窗都被砸碎了，作为背景颇有现代艺术意味。我穿一件深咖啡色衬衫，是从南国旧淘来的。另外两张在另一私家花园，神态忧郁，鞋尖上几瓣叶子，当然是我在摆拍，掌镜的是初中同学嵇幼霖。前不久和他在徐家汇港汇广场的小南国叙旧，我给他看手机里这几张照片，问：“这是什么地方？”他说：“应该是在衡山路上。”“不然就是在复兴西路上。”实在年代久远，记不真切了。我说几时要去找找看。

在前法租界私家花园，1967年

在前法租界私家花园，1967年

当我读到陈敬容翻译的《仇敌》中这些句子：“我的青春只是一场阴暗的暴风雨”“此刻我已接近精神生活的秋天”，在我心头引起共鸣，久久缠绕。在1968年初作的《荒庭》中发出类似的哀叹：“啊！我精神的庭院已一片荒凉，/断垣颓墙被无情的风雨摧残，/从此不再有花红叶绿的繁荣。”但此诗反映了我所陷入的一种焦躁不安的精神形态，时时听到被鞭笞的击打声，自己犹如一头在“灵魂的地狱里”挣扎的“猛狮”：

当我独自一人默默而语的时候，

一只猛狮从灵魂的地狱里跳出，

戴着脚铐乱舞，发出震裂的怒吼，

暴突的眼睛把燃烧的光焰喷吐。

它要挣脱，回到自由的森林!

那里有成群的野狼向它屈膝。

但来了狰狞的狱卒，将它死命

鞭笞，它终于倒下，昏在暗角里。

从人的自然属性描写精神的痛苦，是一种超出“阶级斗争”的二元思维模式而转向人性本能的认识，这多半与读到朱光潜的《变态心理学》有关。当时这本书流转到我手中，被限定两天要还，于是能抄多少是多少，简直忘寝废食地把关于催眠术、迷狂症与多重人格、压抑作用和潜意识、弗洛伊德的泛性观、心理分析法、梦的心理等部分抄在一本日记本里，其意义确实非同寻常。在稍后的《致命的创口》中描写人的情欲的原始力量，以“狼”自比：“来到野火蔓燃的森林，/辨认、俯嗅祖先留下的脚印；/这是我致命的创口在流脓，/如今又听见它发起冲锋的号令！”又把在牢狱里受“烙炙”的“蛇”作象征：“纠集所有帮凶——本能、堕性和情感，/发出放纵的狂笑，把铁窗震撼！”这样的表达却触及更为深层的现实，如果说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根本目标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要把人的欲望连根拔掉，那么这首诗则扬起一个否定的手势。

2013年秋我从香港科技大学退休，回到上海。次年从复旦古籍所运来近五十箱书，搬进我的寓所。全靠我的同门兄弟们保存了三十多年。一箱箱打开，原先以为已经遗失的两小册手抄诗稿赫然在目，发现其中一首《初恋》的手稿，第一段：“‘沉默’像一具死尸，横在你我之间，/彼此窥见了心底的厌烦。/啊，极乐鸟在遥远的云天飞翔，/我们像鸵鸟，因见沙丘而伤感。”当时没有另纸誊抄，后来没能收入诗集。此诗也等于与我的心爱的诗作别，至于那些涉及我的罗曼情怀的诗，以后有机会再回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