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论‧访谈｜具海根：我无法在劳工困境中赞扬韩国经济奇迹

首尔明洞区的乙支路上，时不时出现烈火中的青年画像，像是街头暗号，一路延伸到河边的全泰壹纪念馆，也是韩国劳工运动的纪念中心。1970年，二十二岁的全泰壹，作为工人代表和资方以及政府谈判未果，手握《劳动基准法》在和平市场自焚，希望唤起大众对于劳工的关注，留下的遗言“我们不是机器”、“不要让我白白死去”，激励了一代人的劳工抗争和运动。2020年，全泰壹逝世五十周年之际，总统文在寅追授他国民勋章，以“美丽青年全泰壹”的事迹，作为新一轮劳工运动和改革的意象。东亚经济体的繁荣，新兴数字经济下，劳工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围绕劳工权利的公共讨论也随之愈演愈烈。中国外卖骑手被“困在系统”时，韩国骑手在算法压力下事故频发，“骑手联盟”分别以互助网络和合法工会的形式在两国出现。青年人猝死在中国互联网大厂时，韩国的快递工会正在为因分拣而过劳死的员工组织罢工。比起其它地区，东亚的横向比较显得急迫，劳工状态揭示了当代生产模式的矛盾：为什么在经济发展向好、数字技术普及的“未来式经济体”，过劳和内卷成为日常？即便东亚国家体制叙事不同，当下的经济中，劳工的困境和边缘化趋向一致，权利抗争和运动又会走向何方？

全泰壹

带着这些问题，我找到了具海根（Hagen Koo）。我们在刚刚恢复开放的咖啡厅中，隔着保持社交距离的塑料板，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访谈。具海根是享誉全球的社会学家，东亚劳工研究的前驱之一，以十年时间完成了经典之作《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关注在高压的国家机器和保守的儒家文化下，冷战时期的韩国如何诞生了最为激进和强势的工会运动，而高调的抗争又为什么在1990年代走向衰落。近年来，他的研究转向新兴的全球中产阶级，对应占领华尔街运动中“1%/99%”的口号，提出“10%/90%”的框架来分析当下的收入分化，批判的目光扩大到“焦虑的富裕中产阶级”所加深的阶级不平等。退休四年后，他仍然保持每早在图书馆工作，往返美韩之间，以另一个十年来完成下一部专著。他以低调的姿态颠覆经典的社会阶级理论，其落脚点又不在于“非西方”的视角，总在寻找精准的实证基础，以描述对抗演变的社会不公。我们对谈中，他时不时地问起中国的情况，但表示不会写中国，因为“自己只能把韩国的事情说清楚，而这已足够，因为如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历是完全独特的”。

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衰落

澎湃新闻：能在首尔碰见真是意外，我以为您长期在美国。您是1940年代出生的吧，经历了朝鲜战争，是怎么在六、七十年代到了美国，开始了学者的职业？

具海根：我这周末就要回夏威夷，能在走之前见上一面很好，我还是习惯见面聊天。我记得朝鲜战争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1960年，发生了学生领导的“四‧一九”革命，我那时候是首尔国立大学的新生，不是积极的领导者，但运动就是人文社科的学生带起来的，我当时参与了运动，算是政治启蒙的时刻。我一直对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感兴趣，主要因为家庭背景。我父母是由农村移民到城市的，家庭贫困，高中时父亲因心脏病去世，我的姐姐比我聪明得多，但她当时决定辍学，找到工作以补贴家用。我就是在这样的工人阶级中长大的，知道大家的生活状况，他们辛苦诚实地工作，但却很少摆脱贫困，所以这样的问题一直在我脑海徘徊。

上大学后，因为对社会议题的兴趣，我选择了社会学。那时候不太了解社会学做什么，主要是想做记者，毕业后，我如愿在《中央日报》做了两年的记者。我的大学教授觉得我应该做学术，他也知道我的经济状况，帮忙在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找到有奖学金的硕士机会，我在六十年代末出了国，之后申请到美国西北大学的奖学金，去那读博士。当时在美国，没什么人关注韩国的劳工问题。我在西北大学是1969-1973年，1970年发生了全泰壹的自焚事件。朴正熙执政时期，报纸不能自由报道这件事，我只看到一句话的新闻，然后从做记者的朋友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给了我巨大的冲击。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韩国的劳工情况，我应该多了解。但当时没有渠道触及更多信息，所以论文没写劳工问题，写的是韩国的个体户。我从小在这些人之中长大，美国社会学界当时不怎么研究个体户，因为欧美国家自我雇佣还是少数，但是在中国或是亚洲其它国家，你总看到在街头的小商小贩，这后来成了经济学的重要的领域：“非正规经济”。1970年代，有了亚洲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我当时做的是政治经济学里的阶层问题，关于台湾和韩国的土地改革和阶级的变化，研究小有成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澎湃新闻：我没有意识到，您是博士毕业有了长期教职之后才开始做劳工问题。

具海根：直到1980年代初，有一次回韩国，偶然发现了女工的日记，这些女工在进步教会和学生领袖组织的夜校里写下记录。她们都是从农村地区来，进城工作是为了赚点钱、支持家庭，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每天12到14个小时，但还是很想上学，过来参加夜校。学生组织者把女工日记以地下出版的方式发行。我把这些资料带回了夏威夷大学，即便知道社会不公的存在，读到这些亲身经历的时候还是深感震撼，决定要做点什么。当时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我知道有很多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帮助工人，当时工人和学生的联盟叫“劳学连带”，学生退学或休学进入工厂（访谈者注：1980年代以运动为目的进入工厂的学生约有三万人），我就想，我自己竟然舒服地在美国做助理教授，还在写韩国的经济奇迹。读到这些日记的时候，我想至少应该把它们翻译出来，让世界知道韩国工人的处境。当时学生在写很多抗争政治的东西，但很少是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出发。

负罪感和政治良心之外，我也有学术上的抱负。我在课上懵懂地读到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是大师之作，我就想未来写一部这样的书。发现女工日记后，我接触到更多一手材料，觉得可以在海外做韩国劳工运动。然而，仅以社会运动的视角来写工人的抗争是有些狭隘的，这背后还有工人阶级的形成——工人成为独立的阶级，形成经济意识和团结的文化。韩国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工人阶级，和英国美国的历史过程有什么区别呢，这是我在学术上的出发点。我出于人道关怀做劳工问题，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或是左派的立场出发，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变革的主体等等。

澎湃新闻：这把您的研究路径区分开，一方面，不同于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的视角，另一方面，以东亚的时代和地域经验，不同于传统的社会阶级理论。您重点提到国家和文化这两个点：国家的强势介入和资本的扩张结合；儒家文化中“听话”和“服从”的训导。然而，恰恰是在在这样的高压下，诞生了激进的、具有攻击性的劳工运动文化。

具海根：东亚或者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模式里，国家的角色至关重要，这把亚洲经验和早期工业化国家区分开。从朴正熙到全斗焕政府，韩国保持了出口导向的国家资本主义，政府不断镇压劳工和公民运动，表现出赤裸裸的亲资本、反劳工的立场，这辩证地促生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工人运动的展开。工会领袖被逮捕，上了黑名单找不到工作；混入工人的学生活动分子，一旦被查出，面临退学和找不到雇主的处境。国家权力机关不招安这些力量，让他们走投无路，只能团结起来反抗，所以从1970年代开始，我们看到了工会、学生和教会之间结成了联盟，造就了“民众运动”的基础，那比起“无产阶级革命”更可行，具有广泛的支持。

对文化的关注也来自汤普森，不同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观点，他提出阶级不是经济结构的直接产物，而是个人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做出反应和理解才形成阶级文化身份。韩国工人的觉醒，要面对长久以来主导的儒家文化，特别是“教育”问题上的意识形态，触及社会方方面面。访谈工人时，我就发现，工人对于“教育”和“素质”的敏感，远超对于经济剥削的不甘，他们被社会认为是低人一等的，受到精神上的蔑视和羞辱。谈到体力活，往往用“脏”、“臭”，工人也会被称作是“打工仔”和“打工妹”，这样带着轻视的称谓。关键是这样的文化身份是怎么改变的？教会活动和夜校让工人可以自我发声，1980年代的独立工会中，专有负责表演的“文化派”团体，工人阶级内心对不平等的“恨”（访谈者注：“恨”常作为是韩国的国民情绪和精神气质）强烈表达，主体性就出现了。1987年全国大罢工，1990年现代重工业罢工时工人爬上戈利亚起重机，都出现了“产业战士”的形象，这是一种不服从、充满自尊的工人身份。

《美丽青年全泰壹》电影海报

澎湃新闻：这样的反抗算是一种历史的遗产吗，还是说是工业化中的新现象？您对韩国工人阶级的分析里，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您关注到女性在工人运动初期的先锋和领导地位。

具海根：历史延续论的观点，是说韩国社会长期有这样的反叛精神，地处大国之间、遭到外来介入，即便知道抵抗是无力的，会有深层的情感去反对不公的压迫。因此，虽有强有力的国家（strong state），却一直存在社会层面的“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传统。但我还是认为，工业化时期的高压，对于这种抵抗文化的兴起更重要，国家持续地站在资本的一方，任何劳工权利的争取都被冠以“共产主义”遭到打压。

女工的先锋性是韩国工运历史上非常有意思之处，女性工人不仅参与工会运动，还扮演了领导的角色，这在世界工人运动中也是罕见的。女性工人相对集中在劳动密集的轻工业中，生活联系紧密，一个厂里的女工可能来自同样的地方或是学校，她们的待遇也比男工差，通过工作达成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小，由此可能成就了她们的斗争性。这里不能忽视进步教会的作用，它们为女性工运分子提供了保护伞。当时对于女性领导工会的镇压，也有煽动男性工人去瓦解和对抗的做法。到了1980年代，女性在工人运动中的角色减弱了，此时韩国的工业发展转向重工业，男工在数量和重要性上都占优势，劳工运动的风格也变得男性化、准军事化。

澎湃新闻：冷战时期，韩国教会的扩张也有显著的女性参与领导，当时是因为男性挨家挨户地走访会被怀疑地下结社和搞运动，反而女性被视作“非政治性”，能够相对安全地串联走动。到了1990年代，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女性角色在工运中的衰落，而是整体上工人抗争和工人文化运动的式微。工会不再能有效地保护各类劳工的权利，随着零工经济的兴起和非正式雇员的普及，劳工再一次陷入到边缘和“底层”的状态。

具海根：1990年代我写完《韩国工人》那本书的时候，对劳工运动的发展十分乐观。1997年金融危机后，工会的立场变得保守，包括我在内的一些活动分子对这样的发展是失望的。工人阶级终于以独立主体和文化运动的面目出现时，韩国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组织的纾困。1998年，政府牵头组成工会、资方和政府的三方委员会，作为调解劳工运动的框架，工会在雇佣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允许公司大规模地解雇员工，以短期合同代替长期雇佣。产业结构上，中小企业和大公司财阀（Chaebol）的分化加剧，财阀集团工会和资本的关系暧昧，它们默许了临时雇工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和资本家合作，利用和剥削了非正式的劳工，以保护自己的工作安全感，紧张的劳工关系和抗争转移到了临时雇工那里。

《韩国工人》书封

与此同时，进入新时代的企业改变了管理战略和方法，不再对正式员工的工会采取抗拒姿态，而是通过提高待遇福利缓和劳资关系，大公司的员工拥有稳定舒适的生活，他们成了“工人贵族”。以往的政治运动同盟，比如学生和社会团体，转去关注身份政治和其它议题，以社会抗争为目的的劳工运动消退了。如今工人阶级并没有直接的政党支持，因此也没有成型的利益代表，政治学家崔章集（Choi Jang-jib）把民主化后的韩国称作是“没有劳工的民主”。我2000年初回到韩国的时候，曾经的工会领袖住上了高等公寓，开着SUV，对我说，对不起啊教授，你看我们现在都成了中产了。我说，这没什么对不起的地方，只要不要忘记自己的理念和立场就行。可惜的是，我觉得他们已经忘却自己起初的信仰了。

10% VS 90%：权贵中产阶级的焦虑

澎湃新闻：传统工会和进步型政党似乎都陷入了“代表性的危机”，和他们理应代表的团体渐行渐远了，这在欧洲的左翼政党中也可以看到。劳工内部发生了分化，很难以一个共同体和共同利益诉求来统合。这和历史不一样，二十世纪初期，工人阶级在组织国际劳工联盟，似乎还有全球性的阶级身份感，而现在，除去零星的例子（访谈者注：一个例外是2010-2011年韩进重工罢工中韩国和菲律宾工会的彼此声援），很少有这样国际劳工运动的串联，甚至连“一国内的工会”都难以形成。

具海根：这样的劳工分化，是我转向去研究中产阶级的原因。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经济的不平等更加显著地发生在中产阶级之中，而我们对于中产阶级的认识相对简单。现行观念里，中产阶层要不然是在扩大——像是中国、印度，或过去的韩国，政府也用“新中产”的意象巩固自己的合法性；要不然是在衰落——像是欧美的后工业国家。这样的看法没有看到中产阶级内部的分化，我们理解经济分化，经常是1% vs 99%的框架，那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流行起来的口号。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不是所有的中产阶级都收入减少了，如果你看上面的10%或者20%，他们的财富增加了。所以我们要多看一下这10%，他们是谁，他们的阶级性是什么。

我的观点是，这10%的人群，他们可能是中高级的管理人员、工程师或者咨询顾问，正在脱离他们原来的中产身份，把自己视为不同于普通中产的塑造消费和教育文化的主要力量，借助全球化获得了自己的特权。比起曾经带领文化风向的布尔乔亚，这一批中产的新贵，在物质主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他们所处的国家也把经济增长作为近乎是唯一的目标，中产的定义主要以经济指标来衡量。如今临工经济中，经济不稳定，富裕的中产阶级想要保住他们的地位，并传递到下一代。这种安全感驱动的自私自利、充满机会主义的文化，成为了现在权贵中产的特征。

我关注这些权贵中产，是如何脱离普通中产阶级的立场，想办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特权。你听到过“曹国事件”吧（注：曹国，韩国政治家，2019年出任法务部长，因子女入学走后门等一系列丑闻引发抗议后辞职），很多曾经的工会和学生运动分子都变得保守，成为了建制的一部分，享受着舒服的经济地位，他们住在江南区，现有“江南左派”的讽刺说法。曾经为了民主和公正奋斗的人，成了享受特权的新贵，因为过去的“功绩”，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改善韩国社会的力量。我们之前提到的短期工，事实上同时被传统的工会和“进步型”政府抛弃了，至少部分的责任，就在于这些新兴的权贵中产阶级。

澎湃新闻：权贵中产或者富裕中产是一个充满焦虑和倦怠的阶级。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其它阶层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但是焦虑不减反增，好像这个群体无法以积累财富来缓解焦虑，反而越陷越深。

具海根：这样深深的焦虑感和他们出现的经济环境相关，机会主义盛行的时期获得的特权，带着不稳定的特性。我们可以看到，权贵中产是多么痴迷于“隔断”，隔断在独立的社区，孩子送去私立学校或是出国留学，他们建立起新的社会规则，希望在生活上和其他阶层隔断。教育问题上尤为重要。不仅是教育质量的差别，而是对所谓精英教育和小圈子的趋之若鹜。英文教育狂热之下，韩国产生了“候鸟家庭”的现象，即孩子的父亲独自在国内工作，供养在海外学习的孩子和陪读的母亲。

追求隔断、不计成本地投入教育，似乎没有办法被满足的焦虑，这源于新兴富裕中产的清楚意识：这一代所积累的特权，很有可能无法传递到下一代。某种程度上，全球的新晋中产都陷入到了英国社会学家Philip Brown说的“机会陷阱”（访谈者注：“机会横沟”指不同阶层拥有的社会机会不同，而“机会陷阱”指的是为了弥补鸿沟的一些措施，比如普及高等教育，仍然导致失业和机会不足，比如文科博士在“僧多粥少”的工作市场里无法找到工作）。持续加入对下一代的投入导致的激烈竞争，可能让孩子的机会越少，而不是越多。比如送出国的孩子，回到韩国后仍然没有安全稳定的工作，要和父母住在一起，父母也要继续介入后代的生活，包括婚姻等等。中产阶级需要明白，他们的做法恶性循环地加剧不平等，会让他们下一代的处境更加艰难。

澎湃新闻：谈到中产阶级的困境时，并不像之前劳工运动那样，有清晰的抗争脉络，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高压是自加的，依靠“自醒”改变状况是有些困难的。我看到韩国的文化界一直在做出批判性的回应，像《寄生虫》这样的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共鸣。“觉醒”，是否需要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和联合，让劳工认识到自我的境况是全球经济结构的产物？

具海根：《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是延世大学社会学出身，韩国文化界对现实的关注是让人欣慰的，但多大程度上能改变社会的思想很难说。我说过，中产阶级的境况很大部分来自欲望，转而变成对下一代的期望。这种自私和保守的心态，是因为1990年代的产业变化和市场改革。1980年代前兴起的劳工运动，基于义愤和盛怒的团结，还没建立真正坚实的劳工意识和组织时，便被打散了。取而代之的是迫切向上流动的中产意识。小部分工人阶级步入了富裕的中产阶级，以前工人的激愤的来源，是对外界对他们社会地位的否认，当一小部分人晋升为上层的中产后，欲望转换为对现状地位的维持。这也是为什么工人阶级运动的诉求和路线相对“简单”，但是到了新时代的中产阶级这里，他们的利益和诉求都分裂了，情况就复杂起来。你说到的“全球意识”，劳工运动中并不是没有，但他们发声和团结的方向，可能还是对着欧美，寻求在欧美的听众和资源的支持，在那里得到的认可大于他们对亚洲地域的兴趣。

1970年韩国大宇汽车工人

澎湃新闻：我们谈到民众对现状的“反弹”，有一种倾向，是回到“国家主义”，不稳定的经济中受困的人，转向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保护网。比如在面对新兴资本或是传统财阀无能为力的时候，劳工可能依靠国家作为最后的介入和调停力量。同时，也有一种面向未来的想象，认为随着自动化的普及，尤其是在积极拥抱新科技的东亚国家，体力劳动可能变得不再重要，我们已进入了“后劳动”的时代。最后我想问问，您是怎么看待未来的？

具海根：转向国家主义的倾向，我不太清楚，国家的含义在过去的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让国家介入，是不是还是因为国家被认作是外界的力量。对“工作”的讨论，在社会学中热火朝天。我觉得工作本身不会消失，我们在讨论要消失的“工作”时，习惯还是指体力工作，这意味着对于体力劳动“可淘汰”和“低端”的看法还在。你如果去问那些从事在我们看来不算是工作或是没有实际产出的人来说，他们可能觉得那是工作，而且觉得工作的高报酬理所当然。

至于说未来劳工抗争的方向，我们现在看到劳工组织和公民组织的分野，后者更多关心性别、环境的议题，短时间内看不到整合的趋势。但是过去劳工激烈的抗争传统并没消失，而是转移到之前提到的，零工和非正式员工的权利斗争中。长时间的罢工、绝食抗议、新工会的方式，以及斗争性强、由女性领导等特征，和早期工运的发展很相似（访谈者注：2005年，由起隆电子公司女工发起的罢工，持续1895天，成为韩国历史上最长的罢工，韩国于2007年开始实行《非正式劳工法》）。这是令人激动的一点。我想去找详细的资料，但意识到自己年事已高，恐怕没办法跟着现场，追踪这一趋势的发展。这是留给未来学者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