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阿飞”诗人遭遇波特莱尔（二）

海关的钟声

最开始从静安区图书馆借来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等于上了一堂启蒙课。一下子给郭沫若、冰心、闻一多等人迷住了。编选者在前言中说编选这本诗集是为了反映“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精神”，并且点名批判了“新月派”的徐志摩、“象征派”的李金发等“反动诗人”，当然不选他们的作品，仅例外选了两首徐志摩的，一首《大帅》，另一首《再别康桥》。出于好奇和逆反心理，我对被批判的特别有兴趣，图书馆能借到的都是革命作家的书籍，而在旧书店里有“解放前”出版的旧版书，于是每当周末就跑福州路上的旧书店，上海的旧书店数这家最具规模。在那里淘到艾青编选的《戴望舒诗选》、朱湘的《番石榴集》、何其芳的《画梦录》和《预言》、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梅里美小说集》、莫泊桑的《我们的心》等，这些都是我的至爱，“文革”开始时小将们来我家抄家，其中好几本连同其他一些书都被抄走了。在旧书店认识了一些年轻朋友，大家聚集在一起谈文学、写诗。大多是光明中学的高中生，其中钱玉林住在旧书店斜对面，我们经常在淘了书之后去他家聚会。

1966年夏天，在“文革”开始前几个月，我在上海旧书店认识了朱育琳。他问我找什么书，我说在找戴望舒的《恶之花掇英》，他说戴望舒翻得不灵，我大吃一惊。在我心目当中戴望舒是很了不起的，就想这是何方神圣，口气那么大？我问他自己翻译吗？他没回答。第二次碰到他，给了我《恶之花》里的四首诗，他自己翻译的。我如获至宝，回家后恭恭敬敬地抄下来。后来老朱断断续续翻译了几首，现在保存在我手中的一共有八首。特别是王定国借到一本《译文》杂志，是1957年纪念《恶之花》百年诞辰的专号。他说只借三天就要还，正好碰上我要去航校领工资，就带了这本杂志。每月14号是我们领工资的日子，同学们聚在一起，十分热闹，而我躲在宿舍里，把陈敬容翻译的九首《恶之花》抄写在印着“上海航务工程学校东方红公社”的信笺上，把法国阿拉贡的长篇评论《比冰和铁更词人心肠的快乐——〈恶之花〉百周纪念》抄写在“交通部第三航务工程局”的信笺上。

我所见到的关于波特莱尔的作品和论文还很有限，却使我对他愈加崇敬，明白厨村白川笔下的“恶魔”不无片面。陈敬容选译的《朦胧的黎明》《薄暮》和《穷人的死》突出波特莱尔对“劳动”阶级的同情；《黄昏的和歌》《忧郁病》和《仇敌》反映了他的精神病态。朱育琳更侧重趣味，译笔带有古文的精炼，他翻译的《烦闷》《裂钟》《月亮的悲哀》和《异域的芳香》更让我爱不释手。有一首以“我打你没有愤怒，/没有憎恨，像屠夫”开头，没有标题，在《恶之花》里题为L'Héautontimorouménos, ÀJ. G. F.，好像是描写SM情状的，我们都看不懂，老朱也没有解释。特别使我震撼的是《恶运》这一首，艺术家自认悲剧性命运的自白，最后两段：“多少昏睡的珍宝，沉埋/在不可探测的深海，/永远无人知晓。//多少憾恨的花朵，虚赠/他难以言说的芳芬，/在孤独中枯凋。”严格的建筑美的十四行格律，字字铿锵，至今我认为在波特莱尔的翻译中是首屈一指。在陈敬容翻译的《不灭的火炬》中，诗人和他的“天使”弟兄们在追求“美”的大路上行进，如一列没有箫鼓的送葬队伍，但是“太阳也遮不住你们的光焰的星辰！”这首诗与《恶运》一样，表达了艺术的尊严与诗人的崇高使命。

从这些译作可见诗人凝视之下的巴黎的日常街景与普通人的生活样态，尤其是朱与陈都译了被雨果誉为“新的战栗”的《天鹅》，诗中一只在巴黎大街上的天鹅，显得滑稽可笑，然而在波特莱尔那里得到神奇的“呼应”，成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诗人被放逐的“寓言”。如最后一段：“一个古老的‘记忆’号角般吹响，/在流放我灵魂的森林里。/我想起水手被遗忘在荒岛上，/想起俘虏、被征服者……一切悲凄！”诗中表达了超乎个人的伤感，是对古今人间所有被压迫者的深广同情，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质疑立场的显示。

运动给我的生活带来变化，学校停课“闹革命”，不再去学校与工地，整天呆在家里。说来奇怪，一些以前难得看到的书突然冒了出来，在朋友和同学中间流传，如《基度山恩仇记》《琥珀》《飘》《沙宁》《狗生活》《九三年》以及朱光潜的《变态心理学》等，有的只借一天，于是就通宵达旦地看，还把一些段落抄下来。过了一阵看看风头过了，就把被贴了封条的箱子打开，小心不把封条撕破，读我的藏书，大多是古典方面的。那时每天练书法，觉得自己的钢笔字挺有风格，于是从《诗经》和《玉台新咏》选出喜欢的作品用工楷字体抄在从航校带回来的信笺上，也抄了欧阳修、二晏等人的词，装订成小册子。读了《阳明全书》，阳明心学是一向被当作“主观唯心主义”而遭到严厉批判的，我读得津津有味，抄了许多语录，也订成一小本。读了《韩非子》大受震撼，一边读一边对照正在发生的“文革”，觉得中国两千年前的思想真了不起，心有戚戚之际，也把书中内容整理一番，抄了一本《韩子篡要》。

继续写诗。《瘦驴人之哀吟》之后不再写死亡了，工读生活的压抑似乎消失了，却陷入一种日常的忧郁与恐惧之中。1967年年初的《梦后的痛苦》一诗具有转折的意义。不再沉溺于梦幻，面对的是梦后的真实：“我睁开眼睛，茫茫的漆黑/像一张网，罩住我的恐惧；/我四肢麻木，如解体一般，/如被人鞭笞，弃之于绝谷。”我仿佛生活在两重世界里，住在一个临街杂货铺的小阁楼里，每天一睁眼就能被置身于一片“革命”的红海洋里，整个城市沉浸在轰轰烈烈的声浪中，时而传来在庆祝某个造反兵团成立的锣鼓声，时而响彻“打倒某某”的呼声，驶过押着反动分子游街的卡车，或是“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口号声，某单位发生武斗而出动“文攻武卫”的造反队。我生活在时代潮流之外，更确切地说是被时代洪流所隔离，在小阁楼里营造我的小天地，当然这也很危险，读书写诗本身意味着“反动”，随时有可能暴露在“革命”的光天化日之下，现出“封资修”的孝子贤孙的原形而遭到毁灭的下场。在描写我的“黑暗”心境时，如“萎残的花瓣散落着余馨，/与腐土发出郁热的气息”之句显然是波特莱尔播下的颓废在发酵，是描绘情色之梦后的痛苦与幻灭，其实也是死亡的隐喻。这是青春期的生理隐秘，在我们那个时代，由于性教育的缺失，更觉得羞耻而造成心理压抑。几乎同时我写了两首《致巫山女》，引用宋玉《高唐赋》里的句子：“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所谓“巫山云雨”是个烂熟典故，我在十六七岁时读到旧小说中讲两性“一番云雨”的字眼就会有生理感觉。这两首爱情诗即含有隐秘的欲望。我对古典文学与波特莱尔抱着同样的热诚，两者并头齐进，或者说对波特莱尔的接受离不开本地文学传统的沃土。

福州路上的旧书店已经关闭，我们每周六下午仍在钱玉林家里聚会，谈论文学，也谈政治。运动一开始，“破四旧”就在我们中间引起强烈反弹，对后来被叫做“四人帮”的深恶痛绝。老朱与钱玉林很关心运动动态，常交流一些小道消息，如某个老帅被批斗或某地发生武斗之类，不由得摇头叹息、切齿痛恨。这样的聚谈有时不限于我们四五人，从北京回来的大学生加入进来，这为我们后来的悲剧遭遇埋下了祸根。我对这类政治讨论不那么感兴趣，每次能见到老朱，总是充满期待。在认识他的一两年里，他总是来去无踪，只知道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他在北大外国文学系师从朱光潜，精通英法文学，后来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学建筑工程，思想进步而入党，1957年被打成“右派”，毕业后被发配到新疆工作，后来因病回沪休养。听他讲外国文学如醍醐灌顶，而我总希望他能带来新译的波特莱尔。我带去新作给他们看，因为崇拜老朱，像《梦后的痛苦》之类似乎更是为他写的，但是他好像不怎么在意，使我颇觉挫折。有时我们一起逛街，从福州路朝东走到外滩。有一次在外滩公园，阳光柔和，老朱给我们看他的一首讽刺“红色女皇”的诗，我们兴奋莫名，数十行句子写了两页纸，运用了许多中外文学典故，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我们读罢他就收了起来。

生长于上海的我，对外滩最熟悉不过，总有一种依恋之情。小时候住在虹口七浦路，出来转弯是苏州河，一纵眼便是海关钟楼、沙逊大厦。后来住在静安区石门一路，有时独个儿，有时和弄堂里二三小子沿着南京路走到外滩，常会在外白渡桥上，在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界之处，眺望两边的无限风景。那四五年里拍照的机会不算多，而留存至今却有十几张都是以外滩为背景的。此刻我注视着其中几张。一张和黄仁在驶向浦东对岸的摆渡船上，后面是海关钟楼，一张和施锡雄坐在老树横枝上，下面是水。那天我们三人先在外滩公园，又摆渡去浦东。我最钟意在荷花池边的阿飞诗人印记的那张，白衬衫，蟹青色涤纶裤子，略带尖形的皮鞋，花纹袜子，在光影徘徊的荷叶倒影之前作一个蒲士。

从浦东看外滩，1967年

在黄埔公园，1967年

现在与锡雄失联近三年了，黄仁不知在哪里。自小听着海关的钟声长大，如今这钟声不再响起，却凝固在我的诗里。在1967年的《钟声》里：“这临江的公园里我常常看见/几个老人微合着眼坐在树荫间，/神情凄然倾听海关楼顶的大钟/一阵阵沉重而纡缓的敲响。”在运动开始后海关的钟声改为东方红曲调，每天传到我的阁楼里，令我倾听而陷入沉思之中，不禁想到时间对人生的意义：“角落里万千只钟一起敲响，/城墙又增添几多皱纹；/促膝的恋人抬起迷惘的眼，/啊，黄昏如此无情地来临！”在波特莱尔的《忧郁病》中：“几口钟一下子疯狂地跳起/朝空中迸出一声可怕的尖叫，/就像那些无家可归的游魂，/突然发出固执的哀号。”我已经读过陈敬容的这首译诗，因此“角落里万千只钟一起敲响”之句也许是记忆发酵的结果，而自觉“城墙又增添几多皱纹”这个意象颇为新奇。钟声给波特莱尔带来忧郁，在老朱翻译的《裂钟》里：“嘹亮的钟儿，你多么幸福，/尽管苍老，仍健康而惊醒。”然而时间催人老，诗人把自己比作“裂钟”，在岁月飞逝中加深了忧郁，对我：“倾听这钟声，像失帆的小舟/在宏大起伏的波浪上颠簸，/无奈凝视着空空的双手。”虽然无奈，却不无进取之心。然而这首诗的关键是第三段：“像一个变换黑衣白衫的怪影，/大笑着从空中逃遁。谁能留住你/——匆匆的熟客，你使伟人们/心力交瘁，徒然悲泣。”在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并三呼“万万岁”“万寿无疆”的日子里，对“伟人们”的感叹当然属于政治不正确，从“阶级斗争”观点看，这是在亵渎神圣，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海关大楼传来一下一下的钟声”，这出现在1968年1月所作的散文诗《雨夜的悲歌》中，我在小阁楼里聆听着这远处传来的钟声，“像水珠滴在无底的深渊，哽塞在雨雾之中”。如果说《钟声》的“伟人”意味着我的想象超乎个人的小圈子投向广大的世界，那么在《雨夜的悲歌》中，诗人“用饱蘸泪汁的笔，把人间一切不幸织进他的诗行。这雨声像悲壮的交响，鼓励着所有喜爱苏醒在黑夜中的灵魂辛勤地工作，不倦地沉思”。从哭泣的月亮、雨中的猫、愁苦的寡妇、棚户区漏屋的小孩到夜半回家的劳动者，于是想起摆摊在弄堂口的理发师，他常常慷慨悲歌。“我心中也响起一支歌，像一群囚徒唱响在阴暗的牢房，像一片翻腾的海水，浮动着无数头颅，他们的脸容是这么苍白而憔悴……”这显然来自波特莱尔《天鹅》一诗的启示，然而最后的句子：“啊，冬天，你这个病人眼中冷酷的刽子手，蹑足而来的贼，无情地偷去我们仅存的一点温暖。啊，看那阴云密雾里的太阳，也像一支快要燃烬的蜡烛……”这里是对波特莱尔的反转，在他的诗中不乏太阳的美丽意象，对此阿拉贡赞不绝口，在他大量的引述中包括“太阳把蜡烛的火燃照黑了”之句，这被我转化为对太阳的诅咒，当我这么写的时候，不由得阵阵战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