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批评哈贝马斯：新时代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原创 元 兔 Political理论志

公共领域的第二次结构转型

编者按：

哈贝马斯当年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这已经成为了后续关于市民社会、民主等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该书在谷歌学术上的引用也超过了20000次。哈贝马斯将理想化的公共领域视作参与式民主的根本场所，同时也是抵抗国家和市场权力的堡垒。哈贝马斯关注了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如何产生公共领域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并形成其进入晚期现代性轨迹。但是，近年来在晚期现代性和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构成公共领域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哈贝马斯在当时的分析中所无法预见的。因此，作者认为公共领域已经发生了第二次结构转型，社会学家需要重新关注一整套全新的社会机构、社会实践和组织力量是如何重构新的公共领域，希望本文也能对中国情境下的公共领域转型研究提供思路。

摘 要：

本文以哈贝马斯对二十世纪中期的制度变迁分析为背景，对构成当代美国 "公共领域 "的新的社会环境进行了解读。首先，本文回顾了公共领域理论化的最新发展，这些理论发展得益于对场域运作背后的制度变迁的重新关注。其次，本文发现并总结了近期社会学研究的三条线索，它们记录了当代公共领域新的结构性转变：(1)通过新媒体进行的公民交流；(2)社会运动的专业化；(3)新的、混合型机构，如智库、非营利基金会和其他公私合作关系。第三，本文认为这些新的形式定义了一个独特的、自主的、中间性的社会场域。

文献来源：

Stewart, E., & Hartmann, D. (2020). The New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Sociological Theory, 38(2), 170–191.

公共领域的第二次结构转型

（1）新媒体传播技术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这些技术扩展了个人可获得的社交关系的数量和种类，因此也催生出了“网络个人主义”。但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网络结构不一定导致孤立和孤独，相反提供了行动者生产各种社会资本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由于个体的社交网络结构提供了大量的连接，通过在社交媒体上的快速传播和分享的信息，使得直接接触到公众(public)成为可能。在过去，公共领域的大众信息传递依靠大量的印刷材料；而现在，传播技术和个人社交网络降低了与他人沟通的障碍，信息通过快速分享和复制进入公共领域。

但是关于传播技术带来的革新，有三点需要警惕。首先是存在“数字鸿沟”，这会导致新的社会分层模式的产生。一方面并非所有人都能够使用互联网，另一方面个人在学习使用互联网获取社会资本上存在种族、阶层、性别等差异，因此造成了互联网使用中的社会分层，这不仅决定了谁可以参与网络公共事物，还建构了人们如何学习使用这些技术来影响公民社会。其次，人们使用新技术会带来对政治极化和过滤气泡的担忧。比起创造一个针对多元公众的开放空间，人们更喜欢根据自己的党派喜好形成同质性的小型社交网络。最后，传播技术平台设计本身的结构性特征也需要关注。人们日常交往通过脸书、推特等技术平台，但是由于存在推送算法、大数据预测等技术会潜移默化决定我们看什么，让我们以特定的方式交流。

（2）社会运动的增长和专业化

新兴传播技术的发展也催生了一些列正式或非正式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发现了三种趋势，需要对运动与公共领域的关系提出新的理论。首先，有证据表明，新兴的社会运动以不同于过去的方式与公众发生关系。社会科学家观察到，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效率和效能逻辑，社会运动正在专业化。那些能够帮助新成员迅速过渡到具有正式责任的领导角色的运动团体，往往在整体上更加成功。其次，随着一些公民组织中非正式的、自愿性的成员减少，社会运动趋向于更正式的、小众的、专业化的团体，普通公民向这些团体捐钱而不是捐时间。最后，专业化也产生了一些隐形的策略来介入公共参与。其结果是，社会运动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形成公民团体与公共领域互动的组织特征和互动方式，而不是单纯的资源动员、政治背景或作为公民团体的身份认同。

（3）新机构以及精英杂糅(Hybridity)

精英如何影响的公共生活的经典模型表示，这些权力集中的政治和企业领导人精英很大程度共享了利益，并作为一个统一的集团来塑造政策。我们可以用哈贝马斯关于市场力量如何塑造公众参与的论述，用来理解文化产业中这一群体出现。然而，美国社会的两大结构性变化要求我们重新构建这种解释。首先，为了短期经济安全的利益，许多大公司正在撤销对噶规模慈善项目的支持。其次，政治信任的下降和政治极化导致政治气候出现更严重的分裂，政治分歧中的精英们不太可能合作，因此，两党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的大规模投资也不太可能发生。

这些变化导致精英组织的公共基础设施日益分崩离析，从而导致了多重公众(multiple public)的出现，最明显的是全球的非政府组织和智库等机构的出现，这些组织致力于同时从主流和边缘的政治思想中影响公共政策。精英机构的结构性发展，也伴随着人们对什么构成了可靠的公共知识和信息判断的变化。由于精英具有混杂和杂食性(hybridity and omnivorous)的文化消费特征，因此精英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多面化。为了在公共领域形成有效的关系，精英们需要更广泛的技能和专业知识。这种混杂鼓励了不同风格的公众参与，而不是根据单一利益或行为准则从而在某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公众参与。

公共领域结构变化的启示

上述的三类制度性的变化，具体而言，即新技术介入到信息交换和公众对话中、新的专业化介入到运动组织中、新的混杂介入到精英组织中，这些发展要求研究者重新反思公共领域。

首先，我们可以拓展过去对于公共领域的文化二元论的研究，通过观察关于社会和权威的共享的文化假设如何形塑制度化的结构，从而更好地理解公共领域的多元交流方式。公共领域理论研究必须关注公共参与不是简单的理性审慎思考或者市场渗透的结果，而是从市场利益、新运动的行动者和组织，多样的文化类目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重要的是，公共领域的行动者现在更有能力利用来自多个社会场域的文化理解，并使用新的技术和交流模式，重新协商用作治理公共审议和决策的规范。

其次，我们可以通过将公共领域重新概念化为“中间社会场域(interstitial social field)”，从而能够更好地处理公共领域的多重性质（pluralistic）。公共领域是介于经济、政治和公民场域之间的中间空间。Medvetz对通过对智库出现的研究发展了“中间社会场域”这一概念，用来描述这些组织的发展和获得影响力的地位。在这样的空间中，熟练的行动者从多个相关但又不同的场域中汲取不同种类的社会资本，从而变成政策专家，并提出有效的公共言论主张。这些 "社会熟练行动者 "并不是任何特定场域的专家，而是一个同时平衡学术、政治、经济和媒体等多个场域需求的 "杂耍者(juggler)"。这种活动产生于独特的结构性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进入任何一个特定领域的门槛较低，使得行为者可以更容易地在多个场域中运作。

最后，我们可以采用这些更有力的文化和中间社会场域的概念，并利用它们来断言，在既定的社会场域之间存在着多种公众(multiple publics)，这些公众创造了一个自主的社会-组织空间，并按照自己独特的制度逻辑运作。通过将公共领域作为一个中间社会场域，学者们可以追溯组织卷入该场域背后的 "形成过程"，寻求提供关于它们与公众的联系如何 "被塑造、重塑或被带入 "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的描述。这些描述突出了这些组织如何不仅是知识和权力的宝库，而且也是个人行为者和人类机构的集合体，因为它们有能力动员和协调个人行为者，包括普通公民和社会-组织精英。

编译 | 元 兔

原标题：《编译 | 批评哈贝马斯：新时代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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