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洛克“滴画法”之前的《壁画》，是有意为之的绘画过程

1943年，美国女性收藏家佩姬·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委托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为她在曼哈顿的别墅门厅创作作品《壁画》。这件作品也是波洛克的第一件大尺寸作品。

1943年是杰克逊·波洛克艺术风格转变的关键时期，他开始挑战传统绘画观念，将架上绘画与壁画的绘制方式相结合，同时进一步探索抽象主义。在洛杉矶保罗·盖蒂博物馆完成修复后，时隔20年，《壁画》重返纽约展出。在艺术评论家杰森·法拉戈（Jason Farago）看来，《壁画》是波洛克作品转型的关键，看似随意的画面是通过刻意的绘画过程连贯起来。在这种过程中，波洛克本能和智慧在每一步中都相互交织着。 

对于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来说，是《霍拉蒂的誓言（The Oath of the Horatii）》，对于卡齐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则是《黑方块（Black Square）”》；对于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来说则是《雅各布的房间（Jacob’s Room）》；对于歌手艾米·怀恩豪斯（Amy Winehouse），则是《康复（Rehab）》。 这些都是突破性的作品，是早期和职业生涯成熟期间的枢纽。 在成熟之前，他们的作品看起来都像是在热身，而在那之后，一切看起来又都是那么的自然。尽管在这些作品最初被创造出来的时候，谁能知道呢？

波洛克作品《壁画》（1943年）

而对于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来说，这一链接职业生涯的铰链是在1943年焊接上的。当时，佩吉·古根海姆委托他创作一幅规模宏大的画作，一张20乘8英尺长的作品《壁画》，用以装点她在曼哈顿的别墅的狭窄的门厅。

早年，波洛克受到其老师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和他崇敬的墨西哥壁画家的影响，其早期的超现实主义风格绘画已赢得了一些赞誉。但在作品《壁画》中，波洛克运用了覆盖画布的抽象画法，将原始而宽大的线条与整个身体在绘画时的动感相结合。这时，波洛克最开始繁琐的，象征意义和过分计算的花招被引导到了有节奏、韵律、如同跳舞一般的、随意挥洒的绘画上。

波洛克

佩吉·古根海姆于1951年将《壁画》捐给了爱荷华大学，并保留至今。2008年，爱荷华大学的美术馆被洪水摧毁，所幸馆藏得到及时撤离。在经历了多年的旅途后，这件作品到达了洛杉矶的盖蒂文物保护研究院，历经了一年半的修复后，发黄的《壁画》已恢复了原来的活力。从那以后，这块重达345磅的大画布被搬到了伦敦，毕尔巴鄂，波士顿和苏城，如今正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展出。

纽约第八街公寓中，波洛克在画布前

这是自纽约MoMA于1989年-1999年举办“波洛克回顾展”之后，作品《壁画》第一次返回纽约。这件作品以后可能不会再回到纽约了，爱荷华州希望在2022年重新开放其艺术博物馆，并重新展示它。此次展览还有波洛克采用“滴画法”完成的八幅作品，再加上这张《壁画》，构成了一场偶然的波洛克节。

波洛克，这位来自怀俄明州的年轻画家于1930年跟随其兄弟前往纽约，并在艺术学生联盟（Art Students League）报名参加了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的课程。本顿对波洛克艺术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尽管他当时已在为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JoséClemente Orozco）在加利福尼亚的壁画而努力，后来又与大卫·阿尔法罗·西凯洛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一起参加了研讨会，后两者一起创立了“墨西哥壁画主义”。在惠特尼（博物馆），墨西哥革命领导者奥罗斯科（Orozco）的形象被以粗略的线条勾勒出来，这是波洛克于1940年左右完成的作品《无题（拿刀的裸体男子）》，其扭曲紧缩的裸体预示着作品《壁画》中的曲线。一张无题的大幅作品描绘了斗牛画面中，呈现了灵感来自于墨西哥画家西凯洛斯的活力与暴力。

古根海姆博物馆“离开画架：杰克逊·波洛克的《壁画》”展厅现场，左起，波洛克作品《母狼（She-Wolf）》（1943年），《壁画》（1943年）和《无题》，大约在1949年。

由于波洛克的酗酒状态，他得以在1940年的战争期间留在了纽约。他在仍然崭新的非客观绘画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前身）中找到了工作。但是当佩吉·古根海姆向这位新兴艺术家提供每月津贴时，他却辞职了。她在自己的画廊“本世纪艺术”中展示了波洛克较小的画作，并认为在家中进行大规模的创作不仅可以带来艺术上的突破，而且可以带来商业上的突破。她让波洛克将壁画泼洒在画布上，而非画在墙上，这样她就可以在画廊和家中展示这些作品。给予古根海姆女士这一建议的是马塞尔·杜尚。

波洛克并非是在古根海姆的曼哈顿联排别墅里进行“壁画”创作，而是在与妻子李·克拉斯纳（Lee Krasner）共同居住的纽约第八街的公寓中创作的。为了给巨型画布腾出空间，他拆除了整面墙，用大约7个棕色至黑色的垂直弧线来构成画面，让你像是观看全景图那样去观看它。走进前门，你便会从右到左阅读它，与进入博物馆的中央螺旋通道观看的方式相同，副廊的低天花板也暗示了这幅画的规模。

参观者在《壁画》前

黄色和白色的轮廓在棕黑色线条的缝隙中颤动，宽阔卷曲的画面展现了艺术家运动的回响。画面中还隐藏着别的关注点，在一些滴流中，水平的斑点谈化了血橙色。暗色的曲线形状像S或J，缠结着较浅的曲线。从MoMA借来的代表性展品《 母狼（The She-Wolf）》（1943年）便是对这一手法的试验。而在作品《八个还剩七个（There Were Seven in Eight）》（约1945年）中则已经摆脱了这一点，只留下了线条。

波洛克《八个还剩七个（There Were Seven in Eight）》（约1945年）

这时候，波洛克已经在探索多种形式的颜料应用，可能使用的工具已不再限于画笔。《壁画》中的深青色线使用一种宽毛的工具绘制，看上去非常接近棕黑色的骨架。而较细的粉红色线条看起来则像是被棍子拍打过或是被砍断了。

多年来，人们认为这位传奇人物在经历数月的艺术瘫痪和狂热的夜晚后，突破是一次完成的。他的妻子李·克拉斯纳不止一次地讲述着这个故事。 波洛克最热心的支持者，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亦是如此。

在一个黑夜中形成的《壁画》，构成了1940年代所谓美国绘画胜利的组成部分。纽约在表面上超越了巴黎，成为了艺术之都。而这一事件也足够给予好莱坞发挥的余地。如果你看过2000年的电影《波洛克（Pollock）》，你会记得主演埃德·哈里斯（Ed Harris）盯着一块巨大的白色画布，踱步，抽着烟，无视着演员马西娅·盖伊·哈登（Marcia Gay Harden）。转瞬之间，他用黑色、粉红色、黄色和蓝色反复在画布上涂抹。

电影《波洛克》中，”波洛克“在作画

这是个非常好的故事，但并非是事实。正如盖蒂的艺术研究员所证实的那样，波洛克实际在《壁画》上花费了几个月，每次等缓慢干燥的颜料边干变硬后，才继续进行创作。  而且，与哈里斯先生在电影中展示的大而夸张的手势相反，波洛克在绘制棕黑色的线条前涂上了较浅的黄色调，从而完成了该件作品。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解，因为它使我们摆脱了对于波洛克的误解，尤其是针对其“滴画法”时出现的“我的孩子也可以做到”的评论。实际上，作品《壁画》是通过一个更加刻意的绘画过程连贯起来。在这种过程中，波洛克本能和智慧在每一步中都相互交织着。 

克拉斯纳与波洛克

我曾经看过这件《壁画》，当时是在2015年的威尼斯佩吉古根海姆基金会，之后是在墨西哥看到“美洲生活（Vida Americana）”后再次看到它。在墨西哥壁画家的呼应下，尤其是在西凯洛斯作品边，这幅作品显得十分有条理。同时，有很多大众艺术品并没有被哗众取宠和微不足道的存在主义压制，在经历四分之三个世纪后，它们仍然紧贴着波洛克。正如批评家迈克尔·弗里德（Michael Fried）后来写的那样，“微妙的，寻求形式上的情况”在1940年代中期变得如此模糊，以至于波洛克不得不寻找出路，墨西哥人和本顿为他清除了道路。这些影响会慢慢地被净化，升华。 几年后，将在汉普顿的一个谷仓中解决。 

展览“离开画架：杰克逊·波洛克的《壁画》”将展至9月19日。

（作者杰森·法拉戈（Jason Farago）系艺术评论员，关注于纽约及海外的展览，曾与他人共同创办艺术杂志《 Ev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