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戚墅堰：出国后，才发现我从未读懂过故乡 | 小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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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一个特殊的新年，很多人就地过年，在异乡遥望老家的热闹和欢喜。为此，镜相编辑部特别推出新春策划"小城故事"，在那些不知名的小地方，宴席正盛，戏在上演。神州大地上，小城故事多。

文 | 刘文

编辑 | 王迪

还有一位小学同学在小区附近的4S店修车，母亲去的时候，他总会甜甜地喊她“阿姨”，再礼貌地招呼她坐下。

我小学毕业已经整整二十年了，母亲告诉我那些同学的名字时，我左思右想，都没有办法回忆起他们的脸庞，看小学毕业的照片，大家都穿着藏青色的校服，灰扑扑的，我差点找不出来自己在哪里。

小学毕业后，我先是去了市中心读中学，继而去了香港念本科，最后去美国读硕士并且定居了下来。人生仿佛坐上了一辆高速列车，我没有真的为哪个人哪件事而停下自己前行的脚步。

可是在我老家戚墅堰，时间却像静止了一般。这里没有大型超市，而是保留了热热闹闹的菜市场，从早晨四五点开始，就有郊区的菜农陆陆续续地前来，他们开着小型货车，装着自己家地里种的蔬菜水果，亲手喂大的几只母鸡，和去池塘里捉来的鱼虾。

在几乎所有东西刷手机就能买到的当下，这里的许多人还用着现金，买着路边老爷爷烤出来的喷香软糯的红薯，手推车里皮薄又脆的烤鸭，早点摊上氤氲着热气的小笼包子，和深夜小店里飘着辣油还加了鸭肠的粉丝汤。家门口的网吧已经开了十几二十年，招牌的字都生锈了，有一个还缺了几划，但依然有中学生下了晚自习就骑着自行车去里面通宵“开黑”。在所有信息都能从网上获取的现在，依然有好几家书报亭，人们踩着单车去上班的途中，脚一点地，拿上一份报纸就走，到了有空的时候，把几天的账一起结了。

这里就连流行的食物也没什么变化。现时时髦的喜茶、一点点、茶颜悦色这些茶饮店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这里的小店还在卖十几年前流行的那种用奶粉和香精冲出来的奶茶。戚墅堰是个很奇妙的地方。这里地方很小，离市中心也颇有些距离，算是自成一体。在小轿车没普及，快速公交和高架桥也没造好的时候，人们想去市里面，不得不坐一个小时的七路汽车，所以大多数人的活动空间都局限在家门口的一亩三分地那里，连去运河另一边的游泳馆游泳，都是一场兴师动众的家庭出游。

这里的人们互相之间的联系也很紧密，几乎所有人都与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和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关，他们或者在工厂里工作，或者在工厂配套的小学、医院、电影院、食堂、疗养院、超市、澡堂里工作，人们互相之间不光认识，而且知根知底。谁家被单位分配了房子，谁和谁在谈朋友，谁和谁结了婚，谁家小孩叫什么名字，连小孩考了什么初中，高中，都是人尽皆知的。

童年的我对于这种程度的熟悉总是又恨又爱。好处来自于没有带钥匙父母又不在家的时候，总有邻居叔叔阿姨看到，把我迎到家里面坐下，给我倒上水，切好水果，然后一个电话打去我父母的办公室，让他们回家给我开门。刘婆婆家里总是有儿子出差买回来的高级巧克力，我有时候偷偷盼望外婆不在家，这样我就能去刘婆婆家里了。

坏处则是这里几乎没有秘密。那些叔叔阿姨公公婆婆知道我每一次考试的分数，还有钢琴考过了几级。如果考砸，在家里挨骂之后，出门散步，又会被一群人围着说：“你要好好学习，才能对得起你妈妈和你外婆对你的培养。”任何有一点儿出格的行为——比如在河里捞蝌蚪的时候摔了一跤，或者双手脱把骑自行车的时候差点撞到树——都会被发现，然后被告状到父母面前。在小学班里，老师认识所有人的家长，一旦考砸，自己没看到卷子的时候，家长已经接到了通报电话。有个男生的父亲的工作地点离学校很近。有时候，上午考完试，中午他爸已经接到他考砸的报告，他爸风风火火冲进来，一个巴掌冲他脸上扇去。有一次，他鼻子被打出了血，周围女生全吓得尖叫起来。

我享受过戚墅堰的方便。这里流行的是熟人经济，经济学课本上解释这是一种经由熟人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经济模式和消费模式。运用到现实生活里，就是母亲在要去银行存款前，先打电话给她在银行工作的高中同学，说明要办理的业务，约好时间，去了之后很快就能办成。医院的小儿科大夫是同班同学的父亲，我生了急病，一个电话打过去，医生就从被窝里爬出来替我看病。所有人之间都有一种靠知根知底而维持着的信任。有人因为家里老人生病，需要借点钱周转。人们也都慷慨解囊，从没有听说有人捐款逃走，或者欠钱不还。

长辈们给刚来厂里工作的小年轻介绍对象时，可以把对方祖上三代人的籍贯、职业、收入都娓娓道来。工厂区里离婚的人特别少，倒不是说大家都是特别幸福美满意气相投的夫妻，但是有了周围邻居强大的情报搜索能力的加持，结婚之后发现对方有什么陋习或者欠了什么债务的情况，却几乎从未出现。

工厂附近摆摊的人也都和大家混了个眼熟。赊账是很普遍的。晚饭后一家人一起散步时，看到水果摊上有了新鲜的西瓜，冷饮店里刚运来几盒赤豆棒冰，一摸口袋没带钱，老板恨不得把东西塞在我们怀里：“西瓜甜，先吃着，等你下次有空再来付钱，拿着拿着，不急不急。”

放了学之后，我在报刊亭上看小说，看得入迷，老板就挥挥手，让我拿回家，说待会我妈来买报纸的时候，让她顺便把我这本书的钱也付了。

“我就跟她说这本书其他学生都在买的，说看了对学习好。”老板冲我眨眨眼，让我快走，想了一想，又从货架上抓了一包无花果干塞在我手里，说这个零食卖得特别好，让我也尝尝。

托老板的福，我看了各种各样的武侠小说、玄幻小说，而当时很流行的使用很多颜文字和火星文的韩式校园小说也没有拉下。有的时候，出版社送过来样书，他会先让我拿回家看完，我告诉他好看之后，他再去大批量进货，卖给其他同学。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邻里之间过于熟悉而带来的个人隐私边界的模糊让我越来越不安和别扭。我第一次体会到这种别扭是十岁那年的夏天。临近钢琴考级，我还是没有把曲子背下来，因此被母亲狠狠地揍了一顿。手臂上被竹制的痒痒挠打出了一道道红痕，像马路上的斑马线。出门时，邻居家的阿姨故意走过来问我，昨天晚上哭那么响是不是挨打了。我摇摇头不肯说话。她又指着我的胳膊问这是不是被我妈打的。我还是不说话，努力把步子迈得飞快。

“你这小孩，见到长辈怎么这么没礼貌！”她有些气急地说道。

我怕她再去向母亲告状，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挨打，过了好一阵才憋出来一句，“被蚊子咬的。”

我至今仍然记得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站在树荫下，抱着双臂，一脸等着看笑话的表情，和她听到我的回答之后，“嗤”地一声笑出来时候的不屑。

我小时候那会儿，“打是亲骂是爱”是各家家长们的口头禅。我在家里也常常听到邻居孩子们被家长揍的场景。我听到他们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喊“我下次再也不敢了”，也听到响亮的耳光“啪啪”地落下，以及家长气急败坏地吼“你怎么还不认错，我让你再犟”。

人们似乎从不介意在孩子面前说出贬低甚至有些恶毒的话语。我因为使用激素治疗哮喘加上青春期而发胖长痘的那段时间，许多邻居都当着我的面告诉我妈妈少给我吃点，因为我太胖了。还有人当着我的面学我有些内八字的走路姿态，让我妈妈帮我纠正。

孩子有没有出息是新村人们社交时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这是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厂里工作的人的生活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住同一个新村，房子的面积和结构也几乎一样；早中晚三顿饭都是在食堂吃，想吃点好的，也不过是去疗养院或者招待所点几个菜，或者买几样熟食；春天的粽子，夏天的冰棍，秋天的月饼，冬天的年货都是工厂里发的，冰棍更加是工厂冷饮店自己的品牌。

穿的衣服都是厂里发的工作服，交通工具一律都是自行车，看电影就是工厂电影院里放的那几部，体育运动就是在工厂体育馆里打羽毛球和乒乓球。

人们在物质上的差别很小，所以一个个都在自己孩子身上较劲。我们出生在工房区的孩子，似乎从刚出生就被放在一起比较。小的时候，比谁先学会说话，学会走路，学会认字，之后比谁成绩好，英语好，写作好，谁的毛笔字写得更漂亮，谁的钢琴考出的级别更高。母亲朋友的女儿超超很擅长钢琴，再难的曲子到了她手下都显得毫不费力，她也自然是我母亲嘴里的“别人家的小孩”。我在很长一段人生岁月里都把她当成是假想敌，把她当成是我并不幸福的童年，和颇有些糟糕的母女关系的罪魁祸首。但我快三十岁的时候才知道，在超超母亲的嘴里，我是那个“别人家的小孩”。

夏天最热的那几天，每家每户都把凉席或者板凳搬到新村门口的空地上，摇着蒲扇吃着西瓜乘凉。新村里出来的最优秀的几个小孩，总会成为大家不约而同讨论的话题。我记得有个男生，是工厂所办的高中里有史以来第一位考上清华的，他的爸爸很是风光了一阵，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更在他后面问育儿经，一边问一边拿笔记下来。

当我离开新村去香港工作和生活，每次回家过节的时候，便愈发不适应这种过分亲密的人际交往。我在大学和工作的头几年一直保持着单身，而每次遇到邻居的三姑六婆，她们都会拍着我的肩膀，说我长成大姑娘了，又让我快点嫁人。她们说起某某某的孩子，嫁给了有钱的老公，住进了黄浦江边的高级公寓，又给娘家人买了高档轿车。转而又扭头，对我母亲说：“让你刘文也嫁个家里有钱的，可以少奋斗几年。”

也有人向我母亲炫耀她孩子给她买的奢侈品衣服，也有人炫耀她的孩子每天晚上都给她打电话，而这些炫耀的结果，便是我和母亲之间的一场又一场争执。

我二十五岁那年，跟着母亲去银行存款，而她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拉着我的手，苦口婆心地说，女孩子学习好事业好都不如嫁得好，又说她的女儿在嫁了人之后，才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母亲当时脸色已经不好，回家之后更是哭了很久。我那段时间谈了几段很是糟糕的恋爱，而且发话说宁可单身一辈子。她是觉得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嫁人了，也一辈子都不会体会到这种真正的快乐。

二十六岁那年，已经成了众人口中“大龄未婚女青年”的我几乎是逃一般地离开了戚墅堰。在美国定居后，我搬过六七次家，几乎从来都不知道我的邻居是谁，也从未有真正地去融入我所在的公寓、新村、或者社区。我即使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没有人问我的身高体重，已婚未婚，是否有小孩，甚至都不需要我附上照片。再亲密的朋友，也不会询问赚多少钱，有没有打算结婚，什么时候要小孩这些敏感问题。偶尔在小区的健身房或者打印室遇到邻居，人们都只谈论天气、橄榄球比赛这样无关痛痒的话题。大家都很小心地遵守人际交往之间的那根界线，绝对不会对别人的私人生活指手画脚。

但是母亲却对这种充满了疏离的客套的人际关系嗤之以鼻，她早就说了，哪怕我请她去美国住着，她也不愿意去住。她已经退休，曾经的同事和邻居有些也搬离了戚墅堰，去和子女们一起居住，帮他们带孩子。但是她很快在老年大学的同学里建立起了新的社交圈。她们一起上课、一起聚餐、一起去郊游、不上课的日子里，还要打电话发微信，讨论作业。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母亲松弛了很多，仿佛这么多年来，为了让我成材而绷紧这的弦一下子松了下来。她和这些同学一起弹琴、练毛笔字、养花、做菜、练习走时装模特台步，不亦乐乎。

她有时候会因为同学之间互相的攀比而受到伤害，忍不住来抱怨。最近的抱怨则是因为人家把美国讲得一无是处，仿佛在美国的人都过得水深火热一般。“你知道我不在乎他们的看法的，我只是和你说说玩玩的。”母亲这样对我说，但还是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不开心。

我逐渐意识到我再也无法在戚墅堰居住，因为我无法再把自己完全打开，展露在各种各样的陌生人面前。但美国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我所在的社区竟然也像戚墅堰工房区那样，突然开始建立起非常紧密的联系。

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有单亲妈妈因为不够钱买奶粉和尿布而求助，也有无法出门的老人求人帮忙从超市带回一些日用品，有刚刚下岗的人找熟悉政府机构运作的人帮忙填写福利申请表，好心人很快就满足了这些人的需求。

我短暂地有过成就感，也因为在异国他乡和陌生人产生了奇妙的联系而欣喜。我甚至想到了在戚墅堰的那段时间，冷到不想走去澡堂的日子，就去有太阳能热水器的阿姨家洗澡，搬来了新的邻居，总会送上一些自己做的饺子包子作为心意。

但是很快，人与人之间的边界也被打破。有人开始抱怨，住在几幢最昂贵的别墅里面的人从来不参加社区里筹集免费食物的活动，又说要写大家写联名信放到他们家门口。有人看到发帖子说没有钱买尿布的人在街角一家有些贵的意大利餐厅吃饭，又开始声讨他们是不是真的没钱。有人在二手网站上发现了自己捐给邻居的旧沙发和旧茶几，有人则写了长篇大论诉苦，请别人打电话来陪自己聊天。我看到渐渐出现的争执，很快退了群，又缩回到自己的小屋子里，不再与邻居产生过多的交集。

与此同时，我还在戚墅堰的父母和外婆都在那样热热闹闹亲密无间的社区里混得如鱼得水。我九十多岁的外婆从退休开始，就天天去专供退休职工休闲用的“退管会”看报纸，打麻将。原本和她打麻将的都是她的同龄人，后来是比她小十来岁的人，现在有人比她小了二十多岁。她依然头脑清楚，行动爽利，说话条理分明。在家里的时候，她就一边磕着巴西松子，一边看电视里《同一首歌》这样热热闹闹的歌舞节目。

母亲在老年大学学会了很多技能，她即弹琴又跳舞，侍弄花草之余又钻研书法。她每年都去旅游几次，爬山下海，在希腊的爱琴海上坐帆船，比年轻人还有冒险精神。父亲最近正准备退休，同事给参与研发了二十多个专利的他开了欢送会，许多他亲手带出来的 徒弟都特意赶回来看他，给他送花，切蛋糕。年少的我急于下判断，急于逃离，急于切割自己和家庭与故乡的牵绊，急于前往一个自由又烂漫的远方。为了证明自己不属于戚墅堰，我甚至很抗拒学习和说家乡的方言，以致于我现在唯一能流利讲的方言，反而是在香港几年里学的粤语。

到最近这几年，我才明白，我与我的家人，也并没有那么深的隔阂，而我的故土和我的家人，永远都会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