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下的中国｜在农村，土鸡蛋为什么越来越难买到了

“兄弟，你回农村老家，帮忙带点土鸡蛋吧。”

“好的，没问题，一定帮你带上一两百个。”

这样的对话，大家一定不陌生。乡村和土鸡蛋，一度是联系最紧密的两个词汇。青山绿水，稻田果园，天然成为了土鸡蛋、草鸡蛋、树窝蛋等“绿色”、“生态”、“健康”概念鸡蛋的出产地。然而，在我的家乡，情况已在悄然发生变化。

2020年12月，我回了一趟老家，出来时，父母想为我的孩子准备点土鸡蛋。奈何自己家只剩五六个，便向村里各家各户去收购。有趣的是，母亲从村头走到村尾，找了二十多户人家，花了两个多小时，三块钱一个，好不容易才凑齐了三十来个。

母亲用小篮子带着“求来”的“百家蛋”回来时，一边一个个地数着，一边嘴里念叨着“天嘞，本来想给你买一百个的，结果走遍全村都收不到三十个”。

我问，是什么原因？

母亲说：“家家户户没鸡了，有鸡也生不了几个蛋，自己吃还不够，根本不愿卖。”

我又问，为啥不多养一点？

母亲说：“养？养一波发一波瘟，发一波瘟，灭绝一波，鸡都要绝种了，谁还有蛋卖。”

我接着问，难道把鸡关起来，或者放到山谷里，隔绝开也没用？

母亲说：“时风（鸡瘟）一来，关到家里几个月不放出门的鸡也会死，放到山谷山窝窝，周边没人住的地方的鸡也会死。”

母亲又补充道，现在村里搞村容村貌建设，怕家里有鸡屎，容易脏，不让马路两边的养，老人家跑山里去养，又走不动，干脆就不养了。

说到这里，我才发现，村里的确看不到什么鸡在跑了，早晨的鸡鸣声也稀稀拉拉。开春时，我们家到两里路之外荒废的梯田里搭了个小木棚，期待干净的水源和清新的空气能让十几只鸡儿免遭瘟疫。

为了躲避鸡瘟而藏在山谷里的鸡棚。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出于好奇，我又问了猪的情况。

母亲说：“猪就更害死人了，像个贼一样，年年起来发猪瘟，去年就害我们死了四五头，损失一万多，气得我两三天没吃饭。现在人人怕养猪，村里一年到头都没一头猪可以杀。”

父亲也在旁边补充道：“好多人都对吃猪肉有点害怕了，干脆多吃点鱼，吃点鸭子，有的人肉都吃得少了。”

一开始，和母亲的一对一答，我觉得没什么。因为从小到大，自己亲眼见证过村里几次鸡瘟、兔瘟、猪瘟的暴发，家家户户扔鸡埋猪，河里的动物尸体一层一层地漂着。甚至自己在7岁时也曾因误食瘟鸡肉，而患过急性肝炎，花了将近半年才医治好。

但细细想想，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继续在村里走了一段，同屠夫、养猪场老板，以及平常喜欢多养些家鸭的人家聊聊，顺带以最近三十年为时间坐标，做了一个比对，这个比对未必完全科学准确，但一些特征却很明显：

特征一：鸡瘟和猪瘟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

经过与多位年长村民的交流发现，从1990年到2015年间，发生鸡瘟和猪瘟的次数共有五、六次，平均四、五年一次。而到了2015年之后，仅仅五、六年时间，我自己家就经历过四次鸡瘟、两次猪瘟：2015年春季鸡瘟，2016年春季鸡瘟、夏季猪瘟，2018年秋季鸡瘟，2019年冬季鸡瘟加猪瘟。可以看出，瘟疫有时单独暴发，有时两种一起暴发，有时一年发生两次。这些疫情，深刻地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却因规模不大，没有引起关注，只能沉没在小山村中。

特征二：瘟疫不断，当地的防治能力和相关机制却难有提升，农民的损失也没有降低。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鸡瘟和猪瘟发生后，兽医站有专门人员到家家户户去给鸡发药片或为猪打针，也有老农民用一些世代相传的土方子自救，或多或少总有些效果。所以，瘟疫的速度虽快，杀伤力虽强，但发展到一半时，基本能够遏制住。

而近几年，一旦猪瘟或鸡瘟发生，三五天之内，从一户人家到一个村庄，乃至周边乡镇，村民根本无法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只好听之任之，默默承受集体性的、毁灭性的打击。村民只能自行处理，很难对发生疫情的鸡舍、猪舍做消毒杀菌的工作，而承担防疫责任的兽医站也失去了原本的功能。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发布数据显示，人类现存已知的传染病中有60%属于人畜共患疾病，至少有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源自动物。然而，据媒体报道，乡村难以留住兽医，有证的乡村兽医更愿意选择在城市给宠物看病，而不是保障基层的动物疫病防护。

在这种情况下，类似我父母这样的普通农民，根本毫无招架之力，一年仅散养家禽家畜上的损失就达几百至数万不等。久而久之，对于“种”和“养”这两大农业支柱之一的“养”，越来越焦虑，越来越失去信心。

2019年猪瘟，我家的几头猪全部死后，父亲推翻土坯的猪栏，重建了猪圈。

特征三：本地肉的供销体系在分崩离析。

与此同时，一车车的活禽从养殖场往各个乡镇市集上运，或走向餐桌，或成为“种子”被养大。本地从散养农户家统一收购和定点屠宰的土猪肉，处理好后高价往城市里送，而大型养猪场的饲料猪肉，以更低的价格流入本地市场。

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交易中，本地的自产肉产品占比被不断稀释，本地肉食产品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本相互依存的本地肉供销体系继续分崩离析。

农民逐渐从嫌弃工业化养殖系统供应的肉食，到不得不一边骂“这个饲料养的东西真难吃，骗死人、不健康”，一边继续消费和购买，因为，不得不选择，不得不依赖，不得不放弃抵抗。

所以，当村民到了越来越难获得土鸡蛋、不得不哄抢本地家猪肉的境地时，曾经令父母骄傲的“绿色健康食品”，就变成了“焦虑食品”。

至于猪瘟、鸡瘟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贼”，会不会越来越常态化，甚至在本地扎根下来，随时给农民致命一击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快要离开村子时，我又发现了另一个现象，村里水塘、稻田、菜地、沟渠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福寿螺和它一坨坨的红卵，福寿螺被列为首批入侵中国的16种危害最大的外来物种之一，在短短一两年间像另一种“瘟疫”一样，入侵了一片好山好水。

看着空空的猪栏，没有鸡屎的村道，以及硕大的福寿螺，不知怎地，我一阵难受，想为家乡建一道健康饮食和绿色生态的防火墙，但这防火墙该从何建起？谁来主导？谁来共建呢？一时间千头万绪，有些丧气。

（作者李艺泓系中国绿发会良食基金策划总监）

以食物见世界，借舌尖论未来。

"舌尖下的中国"专栏由中国绿发会良食基金策划及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