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读《史记》｜太史公笔下的新年都是怎样的年？

一年又一年。旧的一年正要离去，新的一年就扑面而来——这就是“过年”。过年，意味着甜酸苦辣再被搓上些盐的人生之路，又走去了一大截。五味杂陈，啥感觉都混在一起，真是说也说不清楚，讲也讲不明白，就剩下俩字儿——傻乐。

不过傻乐的法子也多种多样，各不相同。

我的人生，从来就很单调，还很无聊，实际上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当然读书读久了，又有写书。小时候要帮妈妈做很多家务，想读书，没那么充裕的时间。离开家独立生活，时间都是自己的了，就捧着书撒欢读。不知不觉，几十年，就这么暗暗地读着书度过了。

这带着惯性，也生出了惰性。过年，仍然什么别的事儿都不会去做，只是一味想读书。不同的，只是平日里读书大多都有研究的目的和需要，读书总是同写书相联系，而现在一年忙到头了，即使不间断地读书，也该换个法儿来调剂调剂，总不能一辈子就一个节奏迈正步——这就是改读书为翻书，像清风乱翻书一样随意翻书，翻到哪篇是哪篇儿。

乱翻书并不等于就是胡看乱看没想法。相反，没有既定目标的约束，松弛的心态，有时更容易引发一些平时不易生成的思索，从而形成某种独特的认识。翻得多了，新的认识也会随之增多。

今天，我随手摸到的书籍是《史记》，一翻就想到了一些同“过年”有关的事儿，也很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家分享——大家不都是在过年么，我这些想法也许能让大家把这个年过得更明白些，也更有意思一些。当然，对那些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特别情感的人来说，也许会很杀风景，让他的年过得了无喜气。那就对不起了，因为我是个书呆子，只会说真话，只会说实话，真话和实话有时对有些人来说，就是不大好听。谈现实问题如此，谈历史问题也是这样。

巴黎国立博物馆藏敦煌写本《史记·伯夷列传》残卷（据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不仅贯穿古今，还联结着天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著述宗旨，本已清楚昭告了这一点。

太史公讲的这个“天”是什么，后人的理解并不十分清楚。若是换个说法来讲，可以说是越来越玄虚，越来越不着边际。为什么呢？我们头顶上的这个“大天”真的那么难懂么？其实道理很简单，天底下任何抽象的概念都产生于非常具体的事实，天顶上的情况也别无二致，没有眼前的“象”，“抽象”你从哪儿往出“抽”？

那么，这虚空的“天”赖以产生的基础是什么？很简单，是天象，也可以说是天文；更具体一些，还可以指实为日月星辰。这是因为日月星辰都有光有亮，甚至如太阳还照耀着大地，这些天象都举目可见。不过肉眼可见并不等于人们就一定都会瞪着眼睛看。起初，也许是这样，但那个“人人皆知天文”的三代盛世早已一去不再复返，班固在东汉前期已经发出“非天下之至材其孰与焉”的感叹（《汉书·艺文志》。案其实班固自己就不大懂），所以才会出现“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的情况（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三〇“天文”条），其实现在更普遍都是这样，以至很多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国人连上弦月和下弦月都看不明白。

这些所谓“文人学士”既看不懂天象，也理不清天文，整天扯犊子，自然也就把天看得越来越空，把天讲得也越来越玄。

太史公司马迁是天文世家，所以才能在《史记》中写出《天官书》和《历书》（班固就不大灵了，所以写《汉书》的时候，抄袭《史记》，看不懂就胡乱改）——前者重点记述的是天文，后者重点记述的是历法，但实际上二者紧密相连，在很多方面甚至密不可分，所以不管我们从哪一方面着眼，深入的阅读和理解，都需要“左顾右盼”，对这两篇书“等量齐观”。

由于不懂天象且不晓天文，后世学者在阅读《太史公书》时，大多已经不能清楚理解《天官书》和《历书》中很多具体的内容，古人过年都过的是怎样的年，就是其中之一。

谈到过年的年，我们就先来说说眼下正要过的这个“大年”。眼下正要过的这个“大年”，最晚近十几年以来又被一些人称作“中国年”，还歌之乐之，吹拉弹唱，满世界热热闹闹地表演。可要是认真追究，这一称谓是与政府的规定相违背的。按照法定的规矩，这个日子的正式称谓根本不是什么“年”，它只是一个“节”，名称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春节”。

孙中山先生题词

官府在国家制度层面取消“中国年”，让这个“年”不再是个“年”，几乎是与民国肇建相并行的历史事件。放眼漫长的中国历史，这是很晚很近的事情，晚得即使算不上“当代”史事，也是地地道道的“现代”史事。为什么？就是国民党的国父孙中山讲的那几句大白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中山等先贤颠覆大清，肇建共和，为的就是顺应这个世界潮流，改一家一姓之朝廷为万民做主的天下，这也就是孙氏所说“人民来做皇帝”的“民权”政府。西洋人标准的称谓，管这个叫“民主”。

国体已经跟着民主的潮流变了，百姓的日子也就不能再照着过去的样子过，而日子是通过日历、也就是历法历书来量度、来体现的，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年”的过法——中华民国一开张营业，就宣布废除此前沿用的历法，改行西洋的历制，即采用罗马教廷制定的所谓“格里高利历”。

人们“过年”过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一年开头那一天。进入这一天，就标志着展开了全新的一年，所以古人把这一天称作“元旦”。为什么？“元”的本义是脑袋，就是“首”；“旦”的本义是早晨。一日之计在于晨，人们每一天的活动都是从早晨开始的，因而“旦”字也就代表了这一天。把这两个字儿凑乎到一起，表述的便是新年的第一天。如此而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过去有皇帝的时候，是由朝廷的钦天监来颁行黄历，人们过的自然是所谓“中国年”，正月初一就是“元旦”。这也就是实实在在的“大年”。到了中华民国，这个“元旦”改到了新历书的一月一日，“年”也就随之改到了这一天。相对于前朝以至前前朝的“中国年”，这个“年”产生的晚，所以，往往又被称作“新年”。

中国共产党在大陆虽然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但却依然顺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继续过这个“新年”，于是，这个始自孙中山的“新年”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的“年”。不过既然把这个堂堂正正的法定之“年”称作“新年”，也就意味着原来那个旧有的“年”魂魄未散，还有很多人想要接着过。

党和政府体恤民情民意，实际上还是让人民群众按照大清的老规矩，欢天喜地地过“旧年”。不信你站在上海滩上问问那些南来北往的中国人，有谁会把一月一日当“年”看？甚至几乎没几个人会想到中国以外的那些洋人也需要“过年”、也会有个“年”过。

世界太大，也很乱，包括历法在内的很多事儿，一下子都不大容易叙说清楚。不过中国旧有的历法和民国时起采用的西洋历法，二者的性质和差异都十分明显，这是一清二楚用不着多事论证的事儿。相对而言，人们把中国旧有的历法称作“阴历”，而把从西洋引进的新历法称作“阳历”。与之相应，中国旧有的“年”，便被称作“阴历年”，伴随着西洋历法而生的这个“年”，就被称作“阳历年”。

所谓“阳历”是因为它以太阳视运动的一个周期作为一年。“阳历”的“阳”，指的就是“太阳”。那么“阴历”呢？“太阳”是天上的日头，相对地，月亮便被称作“太阴”。所谓“阴历”并不是基于月亮环绕地球运转的一个周期，而是积累若干个这样的周期作为一年。在中国传统的历法中，这个“年”的长度或者是十二个这样的周期（平年）、也就是十二个月；或者是十三个这样的周期、也就是十三个月（闰年）。

这样的说明，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可实际上却非常、非常重要。明白这个基本的原理，再去阅读《史记》相关的记载，就不难发现，其实在中国古代，本来就有和西方的“阳历年”性质完全一致的“年”，而且还不止一种。

相关内容，见于《史记·天官书》的记载：

凡候岁美恶，谨候岁时。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

上面这些记述，实际上相当简单，但对那些同天文历法知识还很隔膜的人们来说，需要多花费一些笔墨，慢慢解说。在这里，只是先说明一下，上述引文中“四时之卒始也”的“卒”字，今中华书局印本的点校者因不懂天文历法的原理竟妄自将其删去，谬误殊甚。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孝宗干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二家注本《史记·天官书》

首先是“候岁美恶”的“岁”字，在古代本有两重涵义。泛义的，是指任意一种年，即“岁”就是“年”，“年”也可以称作“岁”。像“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样的诗句，就是这样的用法。狭义的，是指太阳年，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阳历年。如前所说，其本质性特征，是以太阳视运动的一个周期、也就是地球公转的一个周期作为一年，这也就是狭义讲的“一岁”。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这段话中讲的，是前一重泛义的语义。

“候岁美恶，谨候岁时”，是讲预测一年境况的好坏，要恭谨地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去做占视。一年开始的时候当然就是这一年第一天，行话叫“岁首”。好了，那么什么是一年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所谓“岁首”是在什么时候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甚至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来说，一定会觉得这话问得实在有些太傻：一年开始的时候，不就是前面刚刚讲到的阴历正月初一过的那个“大年”么？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可情况还真的就不那么简单，在《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一下子就讲了四种岁首。他是按照先后顺序，从前往后数的。

第一个岁首是“冬至”这一天。司马迁用“产气始萌”、也就是生气萌发来描述这一天的象征意义。

第二个岁首“腊明日”是指腊日的下一天。这腊日与其他三个岁首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日期并不固定：既不固定于某个月中一个特定的日子，也不固定于太阳视运动轨迹中的某个特定的点。它是被选定在冬至后某一地支所值之日，而这一地支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支，也是因人因时甚至可能还会因地而异，经常变换花样。

早期的情况，目前所知，有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解释“腊”字说：“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这讲的，显然就是我们在这里谈论的腊日。许慎所说的“冬至后三戌”，就是冬至以后的第三个戌日。《汉书·元后传》载王莽篡汉后元帝王皇后对此极为愤恨，王莽“知太后所怨恨，求所以媚太后无不为，然愈不悦。莽更汉家黑貂，着黄貂，又改汉正朔伏腊日。太后令其官属黑貂，至汉家正腊日，独与其左右相对饮酒”。这个故事说明王莽新朝的腊日同汉朝刘家人的腊日是完全不同的，而许慎身为汉臣，这里讲的就应该是汉家的腊日。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元修本《说文解字》

许慎说腊日要祭祀百神，司马迁则说腊之明日会因“人众卒岁”而“一会饮食”，并且是以“腊明日”为一年开始的“初岁”之日，这些都显示出腊日和腊明日既是一个遍祀诸神的祭酹之日，也是一个大众狂欢的节日。颇疑祭神仪式是安排在腊日之夜，而祭祀结束之后，庶民百姓即于其明日之晨聚餐欢庆。

第三个岁首的“正月旦”也就是正月初一。这就是现今大家熟知的那个“中国年”，用不着多做解释。

第四个岁首为立春之日。司马迁讲，这一天的天文历法意义为“四时之始”。所谓“四时”是指春、夏、秋、冬四时。在严格意义上讲，这春、夏、秋、冬四时同春、夏、秋、冬四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若是相对于刚刚过去的上一年，司马迁讲到的这四种岁首也就是四种“新年”。如果仅仅是“年”多了一些，有些朋友或许还不会感到太过诧异，因为古今相通，过年就意味着欢庆，意味着吃吃喝喝，而这类朋友应当都对司马迁生活的那个西汉时期的社会生活多少有些了解——西汉人的生活像堕落的罗马时期一样，快乐地享受，放纵地享受，无拘无束（至少那些有条件的皇家贵族和高官显宦都是如此），多设置几个寻欢作乐的“年”来过，还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稍微仔细一想，大多数人就不能不为之惊诧不已了——在这四种“新年”当中，除了“正月旦”之外，那三个年都是地地道道的阳历年！

换个角度表述前面讲过的阴历年同阳历年的区别，可以说前者是积月为年，后者则打破自然月份的完整性，太阳视运动的一个周期就是一年。当然需要特别强调说明的是，这里讲的自然月份是指月亮环绕地球公转的一个周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通常是指月亮圆阙变化、也就是所谓“月相”变化的一个完整周期。若是用学术术语来讲，它也就是所谓“朔望月”。

以这样的特性来判别，则不难发现，冬至是太阳视运动、亦即地球公转过程中一个转折性的节点，即地球南行至南回归线而折返北上的时点；腊或腊明日虽不能固定在太阳视运动轨迹某一具体的位置上并周而复始地循环，但它所锚定的冬至却是固定不变的，不管是被选在冬至日后哪一个地支日，其变化的幅度也都相当有限，所以本质上还是太阳视运动轨迹上一个特定的点；至于立春，它同太阳视运动轨迹之间的固定对应关系，就更加明显了。附带说一下，立春是二十四气（也就是世俗所称“二十四节气”）中的一气，而这二十四气都是太阳视运动轨迹上具体的点（说详拙著《话说二十四节气》，收入拙著《辛德勇读书随笔集》的《天文与历法》分册）。

太阳视运动轨迹是一个封闭的圆圈，不管是在哪里截开，形成的线段，都可以构成一个标准的太阳年，这也就是所谓“阳历年”（说详拙著《说岁释钺谈天道——由浙江博物馆展出的青铜钺讲起》，收入拙著《天文与历法》）。

具体地讲，在上述三个阳历“新年”中，冬至日的天文节点意义最强，最突出，因而也最神圣。所以帝王们选在这一天祀天于南郊，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又《史记·封禅书》）。相比之下，腊日或腊明日在社会层级方面的地位，正好与之相反，不管是所祀的神，还是参与祭祀和欢庆的人，都显示出很强的庶民特征，下里巴人的气息相当浓郁。

从我们目前所知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在这三个阳历“新年”中，最具有普遍通行的历法意义的一种，是剩下来的那个立春之日。

在传世文献中，从《夏小正》开始，经《吕氏春秋》之“十二纪”，《礼记·月令》，到《淮南子·天文》，载述的都是太阳年或称阳历年。相应地，其所记月份，也是同月相变化周期毫无关系的时间段，只是其时间长度与一个朔望月的天数大致相近而已。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这种太阳年中是绝对不能插入所谓闰月的。这一点，过去普通的文史研究者往往缺乏清楚的认识；至少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做过相关的表述。

最近清华大学公布的战国竹书《四寺》（案篇题取自竹书内文。整理者拟题此篇为《四时》，但“四时”二字非竹书原文所有且不能很好地体现原书的内在旨意，故敝人改题如此），载录的也是这种太阳年，而且内容相当丰富，展现了很多过去无以知晓的中国古代太阳历的细节。《四寺》和《吕氏春秋》“十二纪”等都一一开列有太阳年中四时十二月的具体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其一岁开始的时点，都是在立春这一天。

这种上古的太阳年历法，在民间命相学中一直传承未断。现在一般人论某人的属相，或者是以干支纪年，都是以所谓“中国年”的始末来区分。譬如前面的庚子年或称鼠年，是终结于大年三十，而接下来的辛丑年或称牛年，当是启始于正月初一。然而在命相学家眼里，这前后两年交接的时间点，却应该是在前面公历2月3日立春那一天。

你要是充分了解上面讲述的这些天文历法知识，就会理解，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荒诞不经的算命先生所依据的那种阳历年，其实比 “中国年”要科学得多，也合理得多。原因，是不管什么样的“年”，其最最核心的本质，是太阳视运动一个完整周期所经历的时间。从天文历法的科学意义上讲，哪个“年”跟这个周期接近而且便于周而复始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哪个“年”就是个“好年”，反之就是个不该过或可过可不过的“坏年”。

那么，好好的人，谁会愿意过这种“坏年”呢？司马迁说，这样的人身为“王者”，也就是当时那些统治平民百姓、欺平民百姓和剥削平民百姓的反动统治者。《春秋》开篇记述的“元年春王正月”这几个字，就与这种历法制度具有内在的关联。“元年”虽说是鲁隐公即位后的第一年，可接下来的“王正月”三字，指的便是周天子这个“王者”之年的正月。言外之意，它不是《吕氏春秋》“十二纪”中那种太阳年的正月。历代经学家们对这“王正月”三字曾喋喋不休地大做文章，微言大义，讲得煞有其事，头头是道，而依我看，却都未必中其肯綮。

清道光四年扬州汪氏问礼堂仿宋刻本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据拙著《学人书影初集》）

不用说你也明白，这种过去很坏的“中国年”，对当时的反动统治者而言，是颇有便利之处的——这就是它的月份同月亮的朔望周期是严格对应的，看看黄历上的初一、十五就知道天上有没有月亮，小民们要是夜里谋反，控制起来就会便利很多。

不过天下事儿总是有利也就有弊。这种“中国年”，由于要照顾月亮朔望变化的周期，就不得不牺牲了“年”的合理性：十二个月平年的话，比真正的太阳年要短那么十多天；多插入一个闰月吧，又长出来将近二十天。不是短，就是长，根本就不是个像样的“年”。

需要指出的是，刚才提到的《春秋》起首文句“元年春王正月”那个“春”字，严格地说，乃是春、夏、秋、冬四季的“春”。这春、夏、秋、冬四季同春、夏、秋、冬四时的区别，是春、夏、秋、冬四季是对带闰月的“中国年”的季节划分，因为有闰月，便同天文节点失去固定的联系，而春、夏、秋、冬四时则是对一个太阳年的四等分，它同特定的天文节点存在固定的联系。

譬如四时开始的时间，便分别为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这“四立”。从这个意义上讲，《公羊传》谓“春者何？岁之始也”，所说并不准确。盖《春秋》纪年用的是王者之年，因而这个“春”乃是四季之春而不是四时之“春”，似是而非也。与春、夏、秋、冬四时配套的必然是阳历年，同春、夏、秋、冬四季匹配的则只能是阴历年，而只有四时才能“考寒暑生杀之实”，因为它同“分至之节”是严格对应的（《汉书·艺文志》）。

我这么说，有人可能还不明白。常语云：“每下愈况。”那我就拿眼下的情况再更具体地给大家讲一下：在公历2月12日过的这个“春节”，是四季中春季首月正月的第一天，即《史记·天官书》所说“正月旦”，是春季首日之节；而与此相对应的四时中春时首月、亦即孟春之月的第一天，乃是立春之日，它在公历的2月3日，我们在“过年”之前早就过完了这个“四时之卒始”的日子。

了解到我在上边讲述的这些历史事实，大家就会明白，我们若是老老实实奉行国家的法规，正儿八经地过“洋年”，非但同这个国家传统的文化没有冲突，而且还上承着一个更为久远的历史传统，实际上正是发扬光大这块土地上自古以来就有的优秀文化。

拉拉杂杂写下这些胡乱翻看《史记》的感想，希望能多有一些朋友理解，也能多有一些愿意直面历史的朋友喜欢。若是这样，我很愿意借《翻书党》一角之地，继续写些这样的感想来与各位朋友分享。想到什么，就来说道说道。

不管眼前这个“年”有多不地道，它既然来了，总得对付着过。祝大家，过年好。

2021年2月7日晚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