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理论动态丨中国人口问题治理的战略取向（外二则）

人口问题需要积极治理（治理态度要积极乐观）、科学治理（治理方法要科学合理）、统筹治理（治理手段要全面综合）。人口治理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以数为衡。

“以人为本”即以人的权利、健康、发展和福祉为根本，将其作为人口问题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数为衡”是对过去“以数为本”的纠正，即以亚人口之间数量的协调和结构的平衡为要求，防止极端少子化，过度老龄化，长期男女性别失衡，大面积的有血脉亲情联系的人口分离，国民健康、人文、创新素质欠缺和能力贫困等诸多问题的出现和蔓延，这也是人口均衡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一，及时确立现代人口治理的价值取向。

首先，是弱权力-强权利的价值取向。生育权是天赋人权、自由人权、基本人权，中国需要明确一个“国家共识”，即保护生命、尊重人权、家国和谐、持续发展、造福人民。要及早彻底还权于民，用“家庭自主的孕育计划”来替代“社会强制的孕育计划”。权力应该为权利服务，公权力应该为私权利服务。有了这样的国家共识，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其次，是薄功利-厚福利的价值取向。中国应该以权利为导向，权利背后紧跟社会福利，国与家不应该对峙，而是应该结合。应采取强有力的家庭福利政策，为“全面二孩”真正落地保驾护航，让孕育新生命成为家家向往的“甜蜜事业”和“美好生活”。应将生育部分外部化，将生育福利内部化、家庭化，从两个方向努力，既要给弱势群体和困难家庭雪中送炭，也要给非弱势群体和不困难家庭锦上添花。

再次，是轻总量-重结构的价值取向。人口数量是人口问题的表象，人口结构是人口问题的内核。人口结构决定了人口的关系、功能和力量。真正意义上的人口问题都需要从结构功能的视角进行考量。

最后，是去控制-求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需要用优化人口发展的加法和乘法来替代控制人口出生的减法和除法，用鼓励生育来发展人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生生不息的人口力量和人口动力。

第二，及时确立现代人口治理的目标导向。

首先是人的全面发展。笔者理解的人的全面发展，是指在确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和谐的状态下，使最大多数的人终其一生都能自由表达、得到公正对待、得到充分保障和全面实现自身价值。当今中国需要更加强调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思想，重视人口人才化的过程。这个目标非常高远，是国家发展的人文目标。

其次是家庭的幸福发展，即优化生育以增强家庭能力、抵御家庭风险和促进家庭发展。在生育政策层面，要激发年轻家庭对两孩及以上的选择热情和偏好；在人口政策层面上，要维持两孩家庭占多数，多孩家庭和一孩家庭、零孩家庭占少数的人口生态；在家庭政策导向上，要将控制独生子女家庭、减少人口结构残缺家庭、发展两孩及以上的合适家庭结合起来。

再次是人口的优化发展，要树立“三个最大”“三个最小”和“三个重点”的理念。“三个最大”是指人口均衡最大化、人口红利最大化和人口保障最大化。“三个最小”是指人口风险最小化、人口代价最小化和人口负债最小化。“三个重点”是倡导适度生育、平衡人口结构、投资人力资本。要通过保护和优化人口生态来平衡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同时投资人口的全面自由发展，投资人口的健康和教育。

最后是社会的和谐发展。家国同构，家庭和社会的利益应该得到整合统一。家庭好，社会就会好。要加强家庭建设，打造合适之家，优化家庭人口生态。就家庭的幸福发展而言，重点在于建设和谐的家庭内部关系；就社会的和谐发展而言，重点在于建设和谐的原生家庭与再创家庭的“父（母）子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第三，及时转变人口治理理念和方式。

中国须及时摆脱以数为本、以控制人口（限制生育）为中心的人口治理理念和方法，实现人口问题人文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

首先，人文治理体现“以人为本”，体现对人权的尊重、对生命的爱护、对人民的关怀。反思过去，我国人口问题观、人口价值观、人口发展观、人口治理观都存在一定问题。传统的主流人口观是从负面角度看人口，将人口视为负担、包袱、压力、问题和挑战。错误的人口问题观就是简单片面地把中国人口问题归因于人口太多。其实，许多问题的原因是国家的发展程度不足，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人口资源、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投资和开发而已。

其次，经济治理承认生育是一种值得尊敬的社会劳动。人口再生产是最重要的社会生产，低生育时代的经济治理，就是要让家庭生育成为一种社会福利，让主流家庭成为有2至3 个孩子的合适之家，鼓励和奖励生育使之提升到适度水平，实现近更替水平生育率，跳出超低生育陷阱，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再次，社会治理明确生育不仅是家事更是国事，生育既具有内部性也具有外部性。中国需要构建起良好的优化人口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体现鼓励生育、家庭友好、人口优化的价值取向。

（本文原题“优化生育与人口优化：中国人口问题治理的战略取向”，原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作者穆光宗。）

中国人口的长期战略与未来政策选择

中国人口学界对于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总体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战略分别为人口负增长战略、人口零增长战略和人口适度增长战略

人口负增长战略认为，中国1980年代初的人口规模存在明显过剩，中国适度人口低于7亿人，因此中国未来应大规模削减人口。1992年中国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数据普查公布后，低生育问题日益严峻。不过，人口负增长战略的继承者仍然认为中国人口适度规模在3亿至5亿人之间，因此当前人口基数依旧过大，应该继续加大削减人口规模的力度。

人口零增长战略不赞同以追求适度人口规模为目的的大规模、有计划地削减人口，认为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后不宜出现人口规模的大幅缩减，而应该逐渐实现人口规模和结构的稳定化。进入低生育水平时代后，人口零增长战略的支持者们一般认为既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局面已经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应该将目光转向解决人口结构不均衡的问题上。

人口适度增长战略认为虽然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需要应对高速攀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但是人口剧烈衰减同样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过度控制生育率从而大幅度削减人口同样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最好将生育率维持在人口更替水平附近。

中国生育水平于1992年首次降至更替水平以下，至今已近30年。遗憾的是，中国人口学者错过了两次重要的人口政策调整信号。

第一次发生在1992年，即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元年，当时几乎所有学者都将调查得到的低于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归咎于出生漏报和瞒报，因此错过了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初信号。第二次发生在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之后，除了极少数人口学者之外，大部分学者仍然将1.22的总和生育率的普查结果归咎于出生漏报和瞒报，通过各种主观性很强的间接估计方法将总和生育率调整到1.8或以上。

真正的转机发生在2010年1.18的总和生育率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之后。从1992年至2010年，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人口普查、人口小普查、人口抽样调查、生育调查以及其他全国性经济或社会调查所得出的生育率结果都明显低于2.1的更替水平，一致表明中国已经实现了低生育甚至极低生育水平。在这种人口形势下，越来越多的人口学者认识到中国的生育率不仅真的已经明显低于更替水平，而且很可能已经明显低于1.8甚至低于1.5。

具体到人口政策主张方面，许多人口学者建议放宽生育限制，尽早调整人口政策。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先后启动了“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两孩”政策，力图通过适度提振生育率从而减缓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

近几年的人口政策改革实践表明，人口政策调整尤其是“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确实起到了有效提高二孩生育率的作用。但由于一孩生育率的明显降低，导致中国总体生育率仍旧较为低迷，2018年和2019年连续两年的出生人口规模同比不升反降：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出生率为10.94‰；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出生率为10.48‰。（据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2月8日发布的《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有社会学者表示，这一数据是公安部的户籍登记数据，从人口统计上来说并不是最准确的，但从侧面反映了2020年生育率继续下滑的势头。——编注）

可以说，中国当前低生育的人口形势已经非常明显。

中国长期的人口发展战略，事关中国未来人口政策的具体走向。在当前低生育形势下，首先需要尽早确定中国长期人口发展战略的人口发展目标，坚决拒绝人口负增长战略主张的大幅削减中国人口的观点；其次，应该尽早完全取消生育限制，将生育决策权尽快完全还归家庭和个人；第三，应该在完全取消生育限制的基础上，实施更具包容性的人口政策，更好应对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双重挑战。

（本文原题“中国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与未来人口政策选择”，原载《青年探索》2021年第1期。作者王军、周思瑶。）

中国人口的惯性负增长

对封闭人口，在分年龄段死亡率稳定的情况下，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变动主要由生育水平决定。人口规模对生育水平变化的响应在时间上存在滞后，这就是人口动量的表现。在生育水平由高向低或由低向高转变时，人口总量不会立刻发生方向性改变，而是会沿着原有方向继续增长或减少一段时间后才会转向，这就是人口惯性变动现象。

人口惯性变动分为惯性增长和惯性减少。如果原先高生育水平推动人口较长时间增长，那么即使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数量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增长，这期间的人口增长称为人口惯性增长;如果原先低生育水平导致人口较长时间减少（负增长），那么即使总和生育率上升到更替水平以上，人口数量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减少（负增长），之后才会停止减少，并转为上升，这时的人口减少称为人口惯性减少。

人口惯性增长期和惯性减少期均大约等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与人口代际间隔之差（或出生人口预期寿命与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之差），与之前人口增长或减少的时间与速度关系不大。假设一个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80岁、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为30岁，如果这个人口出现惯性变动，无论是惯性增加还是惯性减少，其持续时间长度均大约为40至60年。

人口惯性增长现象的存在，表明同样是人口增长，其性质可能不同:一是由高生育水平推动的人口数量增长;二是人口动量引起的惯性增长，即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但人口数量还在增长。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人口增长是高生育水平驱动的“真增长”，但进入90年代以后，人口生育水平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并一直保持，这时的人口增长为惯性增长，是低生育水平潜伏其中的“假增长”。

本研究根据中国实际人口数据，模拟在低生育水平恢复到更替水平的三种方案下，可能出现的惯性负增长及惯性负增长期间的人口变动情况。

方案一假设，总和生育率从2020年（1.5）起用20年时间逐步回升到2040年的2.1，之后保持在略高于更替水平的2.13 ;方案二假设，总和生育率回升速度略慢，用30年时间恢复到2050年的2.1，之后保持在2.13;方案三假设，总和生育率回升速度更为缓慢，低生育水平持续时间更长，直到2080年才达到2.1的更替水平，之后保持在2.13不变。

方案一的模拟结果是，按照惯性减少定义，人口惯性减少期从2040年起到2092年结束，持续时间为52年；在整个惯性减少期间，人口总量由2040年的13.70亿下降到21世纪90年代初的11.17亿，降幅为2.53亿，下降比例为18.5%。

方案二的模拟结果是，人口规模由2050年的12.90亿下降到2102年的最低值10.55亿，人口减少2.35亿，下降比例为18.2%。

方案三的模拟结果是，2080年后人口一直减少，到模拟期截止的2110年，还没有停止减少，即惯性减少期仍未结束，而这时人口规模由2080年的9.88亿，下降到2110年的不足8.99亿，预计2130年前后达到最低值，届时人口可能不足8亿。

上述人口模拟结果显示，在本研究假设条件下，总和生育率上升到更替水平后保持略高于更替水平，这时不管何时出现人口惯性负增长，其持续时间均大约为50年，与理论估计相符。

模拟结果还显示，在人口惯性减少期间人口规模会继续下降，降幅为2至3亿，显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降幅，而且还不包括惯性期出现之前已经发生的人口负增长。

（本文原题“中国人口惯性负增长模拟分析”，原载《中国人口科学》2020年第6期。作者周长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