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由所谓《李训墓志》谈谈我的石刻研究

编者按：2021年1月9日，北大教授辛德勇在深圳发表演讲，谈到《李训墓志》诸问题。后，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先生向澎湃新闻发来他之前发表的一篇日文文章的中译本，并附“寄语”对辛教授在演讲中谈及的一些问题做了说明。为相关争论有更完整的呈现，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向辛德勇教授求得授权，转载他在深圳的这篇演讲。授权时，辛教授另附说明如下（后为演讲原文。征得辛教授同意，演讲文稿略有删节）：

我想说明一下自己的看法。

第一，我期待着气贺泽保规先生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能够拿出切实的证据，来展示他认定所谓《李训墓志》确属真品的理由。若是讲得合理可信，我会放弃自己的观点。

第二，我在《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国朝臣备的真假》那篇讲稿中提到：“到目前为止，日本东洋史学界并没有其他专家发表过看法。我特别注意到，在王小燕的报道里，只字未提应邀出席这次发布会暨公告会的日本书法团体‘瑞云书道会’的理事长曾田成则先生发表了什么看法。我理解，至少从书法技艺角度，这种沉默，是一种慎重，甚至是否定（不是铭文的字迹写得好还是不好，而是它是不是符合那个时代日本来华人员的汉字书写状况）。”作为一种负责任的学术讨论，我期待着气贺泽保规先生具体讲述包括这位亲临现场的曾田成则先生在内，到底还有哪些日本东洋史学者像他一样认定所谓《李训墓志》必属真品无疑，我还期待气贺泽先生能够直接指出他所“信赖”的那些“中国学界墓志、石刻领域的一线学者”的具体姓名（尽管我对这种三六九等的划分很是不以为然，在我有限的接触范围内，也想不到在现在活着的学者当中谁有资格充当这种高等学者），以便我向他们求教。我愿意同所有感兴趣的学界同仁讨论这一问题，特别是那些不像我这样不值得气贺泽保规先生“信赖”的高端学者，更愿意向他们求教。

第三，感谢气贺泽保规先生还记得多年前我帮助过他的那些生活琐事。虽然远不如对气贺泽保规先生做的那么多，但我还曾不同程度地给其他一些来华交流的日本学者提供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除了气贺泽保规先生之外，其他那些日本学者给了我更多更大的帮助，我和这些学者们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假如气贺泽保规先生愿意，我当然同样愿意同气贺泽保规先生一如往昔，友好相处。学术讨论就是学术讨论，与个人感情无关。

第四，我是不是曲解了气贺泽保规先生的文意以及我在《由所谓〈李训墓志〉谈谈我的石刻研究》那篇讲稿里到底都讲了些什么以及为什么那样讲，原文俱在，读者可自行审断。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支持，感谢道南书院的张亮先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又一次来到深圳，来到这个在四十年前曾经给亿万中国人带来无限期望、因而也令人无比憧憬的城市。尽管面向大海，举头东望，眼前的景象，令人不胜欷歔，可我只是一介书生，在这里只能和大家谈谈我的读书生活。

今天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带来了不久前刚刚全部印出的《辛德勇读书随笔集》。感谢三联书店，特别要感谢三联书店张龙先生，感谢他帮助我在三联书店出版了这套书文集。摆在大家都眼前的这套小书，共由六个分册构成。这些分册的名称，分别是：《读史与治史》《版本与目录》《天文与历法》《金铭与石刻》《史事与史笔》，还有《正史与小说》。在这套书的总序里我已经谈到，上述各个分册的类别划分，不过是按照这些读书随笔的内容大体相近而略作区分而已。不然的话，印成一大本书就太厚了，谁都没法看。同时，区分为不同的主题，也便于读者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去选择自己想看的分册。当然若是有人成套买下，那是对我更大的支持，我当然更为感谢，这也会激励我做出更大的努力，努力做出更好、更有价值的研究。

就像这六个分册的书名所显示的那样，这套文集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在这里，我不想很宽泛、很概括地向各位介绍收在这些书里的这些文稿，时间也不允许我逐一展开做出全面而又深入的说明。下面，我想以《金铭与石刻》这个分册里涉及到的一篇石刻铭文，谈谈我的石刻研究，和大家交流我的读书心得。

这篇石刻铭文，是所谓《李训墓志》，它就收纳在我们深圳的一家博物馆里——镌刻着这篇铭文的那块不是很大的方形石块，就放在深圳的望野博物馆，这也是我在这里选择这一问题来和大家交流的一项重要原因。因为离大家很近，近在眼前，近得让大家更感兴趣，近得也会让大家体会到专业的学术研究其实很真切，它同我们的文化生活是贴得很近很近的。

时光流逝的速度很快，一眨眼，一年多了。事情发生在2019年的圣诞节。那一天，在有关部门和相关领域专家的见证下，深圳的望野博物馆向全社会隆重推出了这方《李训墓志》和该馆负责人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在紧随其后的报道中我了解到，“该墓志已向深圳市、广东省文物主管单位申报，并经专家组鉴定，正式备案登录入国家文物数据库”（详见拙文《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国朝臣备的真假》，收入《金铭与石刻》）。我今天愿意站在这里讲述这一问题，是真诚地希望他们能够公布专家组的名单和专家组的鉴定依据。

李训墓志拓片

请大家注意，我们面对的这方所谓墓志，既不是出自科学的考古发掘，也不是在公开的建筑工程或农田水利工程中所发现，还不是承递有绪的传世文物。那么，首先要排除其出自赝造的可能。

然而，令人十分遗憾、同时也相当费解的是，深圳市文物部门并没有公布他们组织专家做出的鉴定意见；望野博物馆的负责人也没有讲述帮助他鉴定的专家到底都有谁，更没有叙说这些专家凭啥就能看出这方志石不会是河南、陕西的手艺人在自己家后院现做的东西（出售这个石块的陕西人宣称他是购自河南）。

在完全不了解这些权威专家根据什么坚实可靠的证据将其视作真品的情况下，我阅读镌刻在这块石头上的这篇铭文，感觉它必属赝品无疑。本来像这样的石刻赝品，这些年来已成泛滥之势，一般来说，笑笑算了，谁愿意拿它当个宝，就让他珍之重之，哪怕是据之著书立说，也没必要多加理会，但由于收纳这方志石的深圳望野博物馆的大力张扬，引起社会上很多人的关注，在我随手指出它是赝品之后，很多人想要听听我的具体想法，于是，我就相继写下了《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国朝臣备的真假》《由〈井真成墓志〉看所谓〈李训墓志〉的真伪》和《〈李训墓志〉降生的故事》这三篇文稿（这几篇文稿都收录在这本《金铭与石刻》里），详细讲述了我判断其为赝品的理据。

文稿写了，收录这些文稿的书也印出来了，现在它就摆在诸位的面前。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就已经彻底解决了。至于别人怎么看，愿意还是不愿意认同我的观点，这都很正常，我也并不在意。今天之所以在这里重又提起这一话题，是因为日本明治大学教授气贺泽保规先生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对我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一些人看到气贺泽先生的意见后，想要了解一下我的态度。

气贺泽先生对我的批评，发布在日本东方书店配合书籍贩卖出版的小册子《东方》第474号，小册子上标记的印制时间2020年9月，但在8月底，就有日本友人给我发来它的扫描件。气贺泽先生这些批评，是写在《新発見「李訓墓誌」と吉備真備——「井真成墓誌」につつ゛く遣唐留學生史料》这篇文章最后的部分。阅读过之后，我觉得气贺泽先生提出的批评意见，并不足以让我改变自己的观点；换句话说，就是我不能认同气贺泽先生的观点。这就是我对气贺泽先生批评的基本态度。

由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补充论证，而其他关心这一问题人愿意认同哪一种意见，这本是见仁见智，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怎样看都很正常，我在这里能够继续有所发挥的，实际上只是看待所谓《李训墓志》真伪的方法问题，只是进一步向大家解释我的研究理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敝人的认识路径；特别是气贺泽先生在文中对我研究这一问题的资质和认识方法都表达了十分不屑的轻蔑态度，我似乎也就更有必要谈谈自己的情况，以供大家了解。

首先是关于我的研究资质。谈到我对《李训墓志》的看法，气贺泽先生一动笔，就很是不以为然地写道：“辛德勇的专业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并不是石刻领域的专家。”感谢他提起这一点，让我想起自己进入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是从历史地理学开始的，不然这么多年没怎么研究历史地理问题，我都忘记自己的出身了。不过或许也是因为太看不起我了，气贺泽先生没有稍微做些功课，了解一下我的情况。要是他了解到我上大学念的是理科，根本就没上过历史系，而且那个时代连小学、中学也都没正经上过一天，他是可以直接把我当作史盲甚至文盲来看待的，那就根本犯不上针对我的观点写一个字了。

气贺泽先生这样看待我的石刻铭文研究，大概是觉得他肩膀上有个像模像样的头衔“明治大学东亚古代石刻研究所所长”（王小燕《中日关系史添新史料：遣唐使吉备真备真迹及其研究成果公布》，刊《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9年12月29日），而我的肩头却啥也没有。不过当年他到陕西师范大学向黄永年先生讨教碑刻学研究方法的时候（后来他把黄永年先生的碑刻学讲义译成日文，在日本刊物上刊出），我正跟随黄永年先生求学，我们学习石刻文献知识的起点好像也差不了多少；再加上跟从永年师日久，私下里老师还向我讲过不少课堂上没说过的话，因而他若是正眼看一看我，也不会怎么辱没他这一“东亚古代石刻研究所所长”的身份。

其实看待他人的学术研究，讲究出身，重视名头，这本来是中国学术界在若干年前普遍盛行的陋习。近年来，由于头衔颁发得越来越滥，这些头衔在真正做学问的中国人心中已经大幅度贬值；夸张一点儿讲，甚至名头越大越扯淡。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早已一钱不值。想不到西风东拂，气贺泽保规先生竟然也这么重视这些花样了。气贺泽先生不管在心里怎么对我不以为然，都很正常，可我觉得在批评我的学术看法时把话从这里说起，实在没什么意思。

不过气贺泽先生既然提起这个话头，在这里，也就不妨对气贺泽先生汇报一下，同时也向各位读者介绍一下，我对石刻文献的研究虽然十分有限，但也多少做过一些工作。自己比较满意的论文，有《说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北齐乐陵王暨王妃斛律氏墓志与百年太子命案始末》《〈马天祥造像记〉与北齐武平九年纪年》《北齐〈大安乐寺碑〉与长生久视之命名习惯》《龟山楚王墓塞石刻铭与秦地所谓“百二”形胜》等，这些文章都收入了拙著《石室賸言》。《石室賸言》在日本东方书店是卖过的，气贺泽先生要是肯屈尊看一看的话，应该不难看到。当然，这些都不是气贺泽保规先生可能特别看重的李唐墓志，不过当年我做博士论文，考订隋唐东西两京的城坊设置，是系统翻阅过所能看到的全部隋唐墓志并利用过部分志文的，对这也不算陌生。另外，近年所做石刻铭文研究，比较重要的还有收在这本《金铭与石刻》中的《〈张泛求雨铭〉辨伪》；当然还有在所谓《李训墓志》公布前一年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发现燕然山铭》那本小书。众所周知，《燕然山铭》是一篇镌勒年代相当早的摩崖石刻，而且铭文的内容还出自一代史学巨擘班固之手，在石刻文献演变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那本小书是对这篇铭文的综合研究。

当然这些情况并不足以消除气贺泽保规先生对我的轻蔑。尽管在我看来，按照他对我的批判尺度，严格地说，在研究石刻文献这一点上，他同我一样，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内行，因为他走入学术圈时，“起家”的专业是隋唐史，这实质上同我“中国历史地理”也没什么差别，只不过视野还要更狭窄些而已。譬如像中国石刻文献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时期、也就是先秦秦汉时期的情况，他好像就比我还要陌生；至少我没看到他在这方面写出过什么像样的文章。

我想，在气贺泽保规先生看来，若非目不斜视地只盯着死人的墓志看，或者膀子上在扛着个“石刻研究所所长”之类的肩章，你就不是专家，你也就没有资格谈论像所谓《李训墓志》这样的货色是真还是假。不过，对不起得很，我并不这样看待石刻铭文的研究。我从黄永年先生那里学到的研究方法，是既然治史，就得什么形式的文献都要看，这自然一定要包括石刻文献，而且对所有形式的文献，都一视同仁，看古代石刻铭文的眼光同看古书一个样，审视的标准，同样只是历史的实际。符合历史实际的，我就信；不符的，我就不信。古人的墓志铭文和纸面上的内容都是人写的字儿，没什么特别的，也不是非得像气贺泽保规这样的“专家”才能看得懂，更绝不是只有像他这样的“专家”才能对古人的墓志做出正确的研究。

如上所述，我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资质，过去并没有妨碍我对石刻文献进行研究，过去的研究历练还使我逐渐积累经验，同时也逐步加深了对石刻文献的认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一看到这通所谓《李训墓志》，就清楚感觉到其必定出于赝造。

做出这一判断，是我在审辨、利用石刻铭文时所遵循的一个“大道理”，即清人陈介祺所说“读古人之文，不可不求古人之理，不可专论其字”这段话（陈介祺《簠斋鉴古与博古·辨伪分论》）。那么，我认的这个“古人之理”是什么？是后辈为逝去的先人安置墓志，同竖立墓碑是同样性质的事儿，即目的是想为先人增光添彩，也就是俗语所说“树碑立传”那四个字。虽然说书丹上石这种事儿，在汉朝还是个匠人的贱役，但到唐朝的时候，早已变成了一个很有面子的工种，人们对书写志文这事儿很是讲究，若请他人撰文写字，都是要尽可能邀请具有较高书法水平和社会声誉、地位的人。当然，是要在志石上清楚镌记撰文书丹者的社会身份的，要不，不白花钱请人了么。

基于这样的认识，当我一看到所谓《李训墓志》片段照片上“日本国朝臣备书”这行字，就认定这篇铭文必定出自贾人赝造，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辛德勇自述”上指出：“所谓‘李训墓志’当属赝造。”具体地讲，就是“观‘日本国朝臣备书’七字即可知《李训墓志》必假”。

为什么？因为墓主李训是大唐王朝外夷主管机构鸿胪寺的高官，唐人是带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来看待岛国日本的，更不用说这位“朝臣备”的身份只是位入唐求学的“留学生”，李家后人怎么可能让他上手为自己的父亲写录铭文？让我来具体举述墓主李训和墓志铭文撰稿人褚思光两人的官阶，就能更加直观地看出他们社会的地位同“朝臣备”的差异了：墓主李训身为鸿胪寺丞，从六品上；褚思光是秘书丞，从五品上。请褚思光撰写墓志，显然会给李家带来荣耀，相比之下，教授所谓“朝臣备”读书的老师赵玄默，任官四门助教，仅仅是一个从八品下的小官。虽然“朝臣备”的老师比“九品芝麻官”还大那么一点点，但他教授的学生，若是按照唐朝的官品来衡量他的地位，就一定要去掉比芝麻大出那一点点，顶多也就是“九品芝麻官”那么大了。即使不考虑其化外岛夷的身份，这也实在太低微了。李家后代特意去找这么个人来为老太爷书写墓志铭的文字，能符合社会通行的常理么？当然不能，当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唐朝野上下比这位“朝臣备”字写得更好的人多了去了，又不是别人都不会写字儿，怎么会非请他不可？

再退一万步讲，即使出于某种只有像气贺泽先生这样的日本人纔能明白的特殊原因，这墓志铭非“日本国朝臣备书”不可，按照当时社会上通行的规矩，不管是墓志的撰稿人，还是书丹者，都要亮出自己的身份，就像写稿的褚思光，是清楚记作“秘书丞褚思光”的，同样，这位“朝臣备”也应该写上自己的记明自己的身份，是绝对不会拿“日本国”这个国名当作自己头衔的。这也可以说是一项浅显的常识。

我说“观‘日本国朝臣备书’七字即可知《李训墓志》必假”，就是基于这样的常识；我把那篇文稿的题目定作“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国朝臣备的真假”，也是基于这样的常识。——这既是我判断这篇所谓《李训墓志》系由碑石贾人赝造的出发点，也是根本原因。希望关心这一问题、关心敝人所做研究的朋友能够理解这一点，也很诚恳地期望气贺泽保规先生能够正面面对我的看法，清楚解释这一点。

眼前的实际情况，让我感觉十分怪异。大家一定会问，我感觉怪异的是什么呢？气贺泽先生在《新発見「李訓墓誌」と吉備真備》一文中避而不谈上面这些我指出的问题，却放言诘问说：我提出这些看法是不是缺乏对历史的谦虚态度？这话实在让人莫名其妙，更准确地说是让我啼笑皆非。我谈唐朝人居高临下藐视日本，这是在讲历史的事实，当时就这么个情况，并不等于我认同唐朝人这种华夷观念，这同我谦虚不谦虚没有半毛钱关系，更同我辛某人是不是蔑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诸国丝毫沾不上边儿。

在此，我一定要郑重声明，我是和气贺泽先生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活人，不是李唐王朝的臣民。我对脏唐臭汉都没有太好的印象，更对中国古代那种妄然自高自大的观念充满厌恶。说心里话，我非常喜爱日本，向往日本，也非常敬重绝大多数谦逊而又富有教养和学识的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先生大概是对我公然指出所谓《李训墓志》是件赝品这事儿太愤怒了，以致把我错当成了唐朝人，所以才会讲出这种疯疯癫癫的胡话来。

气贺泽保规先生对我提出的问题，就这么一个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愚钝如我，也就只能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当然，作为“东亚古代石刻”的研究专家，他要是根本不认我讲的这个“大道理”，我自然再也无话可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各行其是好了。

俗话说“不破不立”。在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要想同别人认真地讨论一个学术见解的正误是非，一般来说，需要直面论辩对手的主要论据，一一批驳。不过这需要首先把对方当作对手看。如前所述，气贺泽先生是很看不起我这个由“中国历史地理学”横插过来的“外行”的。由于太不屑了，以至根本不愿平心静气地看看我到底是怎样论述的，不愿认明厘清敝人思辨的路径，因而只是径行置之不理。

在这里，需要向各位朋友重申的是，我判定所谓《李训墓志》是件现代贾人制作的赝品，在《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国朝臣备的真假》一文中所表述的思辨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切入这一问题，并做出基本判断，我依据的是上面讲述的“大道理”，所以我在文稿中把这一节的标题定作“真赝先折衷于理”。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根据这个“大道理”我就足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我相信，气贺泽保规先生是有这个中文阅读能力的，不会理解不了这么明确的讲法。可他为什么对我这一核心论据避而不谈呢？大家只要稍微想一想，我想，应该很容易看破其间的奥妙。

接下来，在认定此志必属赝品无疑的基础上，审视通篇铭文，我指出，由于是在造假，是“自我作古”，编造实事儿不好编，很容易出纰漏，露出马脚，也就是露出现在大家常说的那个大bug，于是，便避实就虚，尽量把话往虚里说，把词儿往虚处写，说些空话废话。我把这一节的题目定作“虚实再辨之以文”，应该也很清楚地点明了我在这里论述的是什么了，特别是在这一节结尾处我还写道：“通篇铭文，是没有书写什么实事儿而多莫名其妙地空发感慨，语句间又往往缺乏有机的联系，而这正是伪作赝造才会出现的情况。”这还没说清楚这一节的旨意与核心内容是什么吗？这是在业已清楚判明该志必属赝品的前提下，看墓志行文过程中所体现出来虚伪情状，而所谓虚伪情状的实质是虚，是空，这不符合像李训这等身份的人物所应该呈现的情状，也不是像“秘书丞褚思光”这样的撰稿人所应该写出的文字。

这类胡话往往粗看像那么回事儿似的，细瞧却会发现很多不合情理的漏洞。我在文稿里举述一系列具体的事例，揭示漏洞所在。其中谈到志文里“天与其才，不与其寿”这两句话，同墓主李训“享年五十有二”的实际情况很不切合，因为这“五十有二”的年龄在古人的眼里，算不上“不寿”，故《李训夫人王氏墓志》记述乃夫是“无忧”而卒，并没有看到任何不得其年的迹象。气贺泽保规先生对我做出的具体批评，就是这一点，而且也只有这一点。作为“东亚古代石刻研究”的著名专家，气贺泽先生随手就举出了唐人《敬守德墓志》来作反例，尽管敬氏高寿六十有八，志文中也还是写有“天与其才，不与其寿”这样的话，这样一来，仅此一证，“辛氏的论据就告崩塌”，因而也就没必要就我的论点再多讲什么废话了。

这是一种认真负责的论辩态度么？这样的态度，不仅在端谨的日本学术界极为罕见，就是在中国学术圈也不多见。对于中国互联网上那些“喷子”们来说，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倒是得心应手习以为常的，可正人君子是不屑一顾的。

平心而论，我举述的这个例证是不够妥当的，后来有朋友还告知其他一些与《敬守德墓志》同样性质的唐墓志，因而应当感谢气贺泽保规先生的指教。不过我在《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国朝臣备的真假》这篇文稿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做有解释说：“尽管我们可以在一些唐代同等年龄人的墓志中也可以看到相同或者类似的用法，但通观上下文句，这篇《李训墓志》的用法，还是感慨过于强烈、也过于空疏了，即把空虚的套话作叙事的言辞用，让人感觉十分牵强。”也就是说，我在这一节论述的核心，是说墓志铭文写得空，写得虚，这个例证举述得即使不够妥当，也不影响我的基本认识。因为造假是为造得像真的，不是为了造得不像。造得像是理想，是目标；造得不像是水平不够，手艺还没练到家，没法子。因而不能说某句话写得符合唐人用语习惯，这篇铭文就一定是真的。不知道气贺泽保规先生是不是这样看，但我想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其中也包括绝大多数日本学者，都会像我这样看待这一问题。一句话，我看不到自己的观点会因为这一点讲得不够妥当而轰然崩塌，而是一动也不会动，还依然坚挺在哪儿呢。若用日本传统建筑来做一个形象的比喻的话，这一例证，并不是支撑我的观点的“大黑柱”（这话是什么意思中国人不一定都懂，但气贺泽保规先生一定能懂），它不算个啥了不起的核心构件，有没有它都行。

认真思索这一问题，它反而让我更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见解。因为套用“天与其才，不与其寿”这类套话，移花接木，正是赝制此等古人文字的习用手法。年轻的时候，敝人曾受人请托，给人家过世的老太爷撰写墓志铭。当时，我竭力解释自己不会写文言，更不懂怎么写墓志，可越说人家越不信，越说越让人觉得自己摆架子请不动。万般无奈，只好对付攒个东西。办法，就是这样东抄西拼，硬是用唐人墓志惯用的套话凑成一篇东西，觉得反正埋地底下去了，也没人知道我这抄袭剽窃的不端行为。

出于对我和我的研究的极端蔑视，气贺泽保规先生不愿花费一点儿笔墨谈谈敝人在《虚实再辨之以文》这一节里举述的其他那些例证，这我是能勉强理解的。因为如上所述，我这一节只是在业已认定此志必属赝品无疑的前提下，举述一些具体的事例来显示作伪者避实就虚所讲的空话废话是如何充满罅漏的，这些内容只是对拙见的补充性左证，因而他也有略而不谈的理由。只是在我看来，除了他已经谈到的“天与其才，不与其寿”那句话外，其余那些例证，恐怕也实在不大好找到适宜的理由来加以开脱，就像被鱼刺卡住了嗓子的辩护士，想辩也发不出声来。

我在《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国朝臣备的真假》这篇文稿中所做的最后一重论证，是举述几项实证，进一步坐实所谓《李训墓志》的赝造性质。在我自己看来，气贺泽先生若是理解不了同时也无法认同我在前面讲述过的那个“大道理”，他是可以看一看这些质实的事证来慢慢琢磨琢磨的。然而遗憾得很，他太看不起我了，不愿意去看，更不屑对此稍加说明。面对气贺泽保规先生这样的态度，还是前面讲过的那句话，愚钝如我，只能继续坚持自己固有的看法。

不过在结束我们今天这次谈话的时候，想在我举述的那几项实证中再一次提起一项，以供还没有读过拙文的朋友了解我的基本观点——这就是《李训夫人王氏墓志》明确记载李训是“无忧卒于鸿胪丞之官舍”，当时的都城是在长安，鸿胪寺当然设在长安城里，所谓“鸿胪丞之官舍”，也就是长安城中的鸿胪寺衙署，可现在存放在深圳望野博物馆的那方所谓《李训墓志》，却记述说他是“以疾终于河南圣善寺之别院”。这真是咄咄怪事了，一个长安，一个洛阳（河南县设治于洛阳城中）；一个官舍，一个僧寺，码子差得怎么这么大？须知撰写这篇写下这篇《李训夫人王氏墓志》的是王夫人给李训生下的大儿子李侹，自己的老爸就这么一个，而且通常只会死去一次，这个亲生的儿子难道会记错老爸是在哪里、怎么死去的么？我想他是绝不会记错乃父亡故的城邑、场所和亡故情况的。两相比较，《李训夫人王氏墓志》既然是真的，那么深圳望野博物馆收藏的那方所谓《李训墓志》就必然是假的。

好，我今天的话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21年1月9日下午讲说于深圳道南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