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追念苏国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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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国勋教授

编者按：本文系2021年2月2日，谢志浩先生线上交流的文字整理稿，2月7日经增删定稿，江苏护理职业学院的宋渠江君对本文亦有贡献。

2021年2月1日，著名社会学家苏国勋教授因病辞世，享年79岁。苏国勋教授（1942-2021）生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社会学理论研究室主任。在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思想史领域有卓越贡献。

2019年，恰值大学毕业三十周年。我在近年出版的小书，比如《回顾所来径》中，曾经充满感情地回忆自己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因为，大学生涯，实在是精神发蒙的关键时刻。一位来自冀中平原的乡下孩子，得益于宽松的时代氛围，吸取了各种学术滋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精神境界。

1985-1989年，大学四年期间，殊胜因缘，遇到了——讲座热，文化热，丛书热，叔本华、尼采、萨特“三哲热”。“四股热潮”，并非单兵突进，而是交织在一起，五彩缤纷，云蒸霞蔚，弥漫在海淀路三十九号院——中国人民大学的空气之中。

八十年代的讲座热，流淌着一股子原生态的味道，印象比较深来校开设讲座的校内外学人有：钱理群、梁晓声；林增平、李文海、沈大德、何新、陈越光、许纪霖；陈鼓应、黎鸣、许启贤；高放；高鸿业、厉以宁、吴易风、周新城、周其仁；许崇德、孙国华、邓正来、梁治平；邬沧萍、郑也夫；俞家庆。补记一笔，听过德德玛、张暴默、成方圆唱歌，看过中国女排队员梁艳训练。郑也夫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前来“布道”，不经意间，产生一种亲切感，并通过郑也夫先生这个“形象代言人”进一步接近和理解社会学。

1985年一入大学，就赶上了文化热。刘梦溪先生的几位友人，李泽厚先生，庞朴先生，包括朱维铮先生，汤一介先生，可以说是八十年代文化热最有力的推动者。“讲座热”、“丛书热”与“文化热”，互为表里，交相辉映，进一步激发知识人思考：中国文化从哪里来？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究竟是什么？

因缘际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着如中国思想史上先秦、魏晋和五四三个历史时期那般气象，前后也就十年，时间有一些短暂，不妨称之为“小文艺复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所以流淌文艺复兴气象，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热火朝天的“丛书热”。法国有百科全书学派，启蒙思想家号召大家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开启了理性主义的先河。通过大规模编书，梳理文化传统，引领新的时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也是这样一种情形。著名的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编委会主持并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汤一介先生主持的中国文化书院，也编纂了丛书；李盛平先生和邓正来先生主持的“二十世纪文库丛书”。记忆之中，印象深刻的还有“文化哲学丛书”、“人文研究丛书”和“蓦然回首丛书”。

实际上，“丛书热”体现了八十年代典型的文化性格，一方面，通过编辑丛书，祛除了心中的迷信，开启了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大陆新兴的一代学人，在编书过程中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苏国勋先生给我的印象，首先来自“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一看到编委会的名单，打量他们的名字，往往很久很久。看看这个人，写过什么文章，写过什么书，学术际遇，学术师承，包括一代人的学术联结。“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就了许多年轻的学人，包括主编甘阳，还有刘小枫等等，这个名单上的好多人体现了八十年代的性格特征。

不妨对“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名单进行简单梳理：甘阳，苏国勋，一位是主编，一位是副主编。苏国勋先生曾经回忆，受不了甘阳的软磨硬泡，心一软，就答应了，结果，自己的名字不仅印到了书上，而且，还是编委会的副主编，从此，容不得懈怠，只能全身心投入了。

还有王炜，后来开设了享誉学林的风入松书店；王焱，当时的《读书》编辑，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赵越胜，曾经组织颇有影响的文化沙龙，后来在法国经商。但是，不忘故国，深切地怀念自己的精神导师——周辅成先生，一位伦理学大家，写了一本《燃灯者》，引起一片叫好之声；周国平，最初致力于研究尼采（代表作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后来又写了很多散文，包括《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他现在已经成为大众哲学家啦！或谓之带有哲理味道的散文家吧！徐友渔先生在社科院哲学所；陈来先生现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嘉映先生，当代中国的大哲学家；李泽厚先生的研究生刘东，研究美学的，第一本书却是《西方的丑学》；何光沪先生，研究宗教的；阎步克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制度史；秦晓鹰，曾研究非洲历史；郭宏安，研究法国文学；陈维纲，十六年著一部书；还有陈平原，胡平，纪宏，余量，王庆节，于晓，孙依依，林岗等，皆能载入史册。

《文化:中国与世界》，主旨是古今贯通，中西汇通。编委会的学术顾问，既有对中华文明深有研究的庞朴先生，也有外国语言学大家——杨周翰先生，还有一位中西兼通的李泽厚先生。

这张名单，非常有意思。实际上，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八十年代文艺复兴的光荣与梦想，足以载入史册。同时，通过编书，第五代学人以集体的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当然，这里边年龄最大的应该就是1942年出生的苏国勋先生了。

2020年12月31日发愿，2021年将要对1941年左右出生的百年中国学术版图上的“第四代半学人”进行梳理。这里面，既包括1941年出生的刘梦溪先生、刘再复先生、林兴宅先生，也包括1943年出生的俞荣根先生，上述四位先生都属于“第四代半学人”。

苏国勋先生1942年出生，年岁夹在刘梦溪和俞荣根先生之间，因此，进入大学的时间都差不多，苏国勋和刘梦溪同在1961年入读大学。刘梦溪先生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苏国勋考的是北京师范学院，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攻读的专业是外语。苏国勋相信学问即生活，信然！扎实的外语训练无疑为苏先生走上“西学东渐”之路，起到一定的作用。

社会学在中国有着一段伤心的际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学科，因此，苏国勋先生不能称之为“第四代半学人”。俞荣根先生属于“第四代半学人”，而且，俞先生也认同了我的这个提法。刘梦溪先生不认可这一提法，但是，这并不影响刘梦溪先生位列“第四代半学人”。

苏国勋先生之所以不属于“第四代半学人”，是因为大概有长达三十年的时间，社会学经历了“冰河世纪”。这个学科在这段时间被禁绝！“冰河世纪”的存在，使得本来可以成为第四代学人的陆学艺先生和郑杭生先生，1978年以后，只能与一九五〇年代出生的第五代学人一起成长，为社会学的重建增砖添瓦。某种程度上，这既是一门学科的悲剧，也是一代学人的悲怆。也就是，政治和学术之间的纠结所造成的断裂。1979年以后，胡乔木说，运用行政的力量取消一个学科这种方法是非常之粗暴的。

苏国勋先生为什么能与社会学结下殊胜的因缘？其实，一个是时代的原因，1979年，中国社会学得以重建，费老领衔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此时，苏国勋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社会学重建的时候，社会学是断代的，因为有近三十年的空白。这时候，要著作没有著作，要资料没有资料，要人才没有人才，要学会没有学会，一切都要从头再来。等于在废墟上歌唱。费老慨叹：一个学科可以呼之即去，岂能召之即来！

因此，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只能依靠整体的力量，支援在废墟上重新歌唱的兄弟学科——社会学。某种程度上，跨学科就成为社会学吸纳人才的一种“绿色通道”，陆学艺和郑杭生两位先生，不都是从哲学的小溪跨到社会学的池塘吗！苏国勋先生也是如此。

放眼整个国际社会学史，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很多人回顾中国社会学重建的时候，似乎存在一个偏见——社会学欠缺专业人才，影响了中国社会学品质的纯正。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放眼国际社会，社会学是比较晚出的一个学科，也是依托于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法学等兄弟学科。两位社会学的先驱——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一个革命，一个改良，不都呈现百科全书式的大气象和大格局吗？！

社会学的建立不都得益于来自其他学科的学术滋养吗？！现代社会学，既有的学术版图发生了急剧变化，呈现一种撕碎了再拼接的生态，社会学与政治学、法学、文化学、哲学之间的边界，越来越不清晰。中国社会学走到今天这一步，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太迷信专业啦！很多人本科就开始接触社会学，一直到硕士、博士，本硕博一条龙，不少社会学从业者人生轨迹是从家门到校门！社会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社会学本身应该“跨”，更有可能吸取兄弟学科的学术滋养，港台学术界叫科际整合。

苏国勋先生，也呈现了社会学“跨”的典型特征，一生从外文“跨”到哲学，再从哲学“跨”到社会学。改革开放元年——1978年，苏国勋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前后近十年的时间，一直攻读哲学学位，但是，殊胜因缘，非常热忱地参与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包括中国社会学重建过程中举足轻重的第一期和第二期研讨班。所谓的“研讨班”不就是Seminar吗！费老将Semina翻译成席明纳，十分符合信达雅，非常之好。

1988年，苏国勋先生四十六岁，尽管对哲学所浓厚的学术氛围有所留恋，但，依然非常热忱地投入到社会学的重建之中。苏国勋从哲学的小溪跨到了社会学的池塘。朱苏力曾发问——“什么是你的贡献？”那么，什么是苏国勋先生的贡献呢？苏国勋先生的一生，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一本书主义”。当代中国学术版图之中，与苏国勋先生相联结的就是——《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

苏国勋先生与韦伯之间建立了一个亲密的学缘。韦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属于“西学东渐”一脉，韦伯思想的“东渐”，某种程度上，苏国勋先生为其添加了新的思想滋养，做出了那个时代能够做出的最大努力。

据苏国勋先生说，韦伯思想的翻译和引进早在民国年间就开始了。民主志士郑太朴先生也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曾经翻译过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但是，没有形成多大的影响。其实，许德珩曾翻译涂尔干的东西，也没有多大的影响。至于能不成形成影响，某种程度上，也得与中国相契合，契合中国社会之需要。

令人惊喜的是，民国年间大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曾注意过韦伯的学说。北京大学在院系调整以后，鸠占鹊巢，校址由沙滩迁移到燕京大学故址——燕园。北京大学总觉得自己继承的是京师大学堂的血脉，老想着与燕京大学划清界限，以至于燕京大学的旧物，也没得到细致的整理。

最近两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翻箱倒柜，居然在燕京大学的旧物之中找出费孝通先生一篇佚稿，费孝通先生佚稿主题是论述“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资本主义的生长与新教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觉得宛如平常一段歌，一切都那么自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马克斯·韦伯，也许患有精神偏执症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有趣的关联，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才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斯芬克斯之谜”。

不知道怎么回事，费老的佚稿竟然能够留存燕园那么多年，这是非常奇怪的。1933年之后，实际上，费老就离开了母校——燕京大学。先是在水木清华读研究生，后来负笈英伦，师从国际人类学大家——马林诺夫斯基。抗日战争期间，费老在恩师——吴文藻先生的召唤之下，任教于云南大学。抗战中后期，在潘光旦先生的引介之下，费孝通得以在西南联大担任教授。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费老跟精神导师——潘光旦先生一起回到水木清华。

费老四十年代的文稿留存在燕京大学，这是一个谜！我怀疑这篇佚稿是费老四十年代早期的东西。1938年，费先生的恩师吴文藻先生离开燕京大学，前往万水千山之外的昆明，创设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工作站，吴文藻先生前往重庆任职，高徒费孝通成为“魁阁”的主持人，秉持燕京学派的理念，开辟田野调查的作业面，工作站以“魁阁”著称于战时学界。谢泳先生认为，“魁阁”是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

“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估计是“魁阁”早期的东西，应该写于1940年前后。“魁阁”的设立，燕京大学也帮助引进了资金，这篇文稿极有可能是费孝通先生向燕京大学进行的“科研成果申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燕京大学遭到侵华日军的封闭之后，曾经在成都复校。费孝通的文稿从昆明寄到成都，后来，又从成都来到北平，燕京大学要是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档案保存制度，恐怕早就弃如敝履，当作废品变卖啦！

院系调整之后，这批档案汇入北京大学。北大一贯自由散漫，此篇佚稿的际遇，可窥一斑。不过，佚稿能够躲过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眼”——北京大学红卫兵的火眼金睛，也并不容易！这里还要“批评”一下费老。费老本是文艺青年，非常重视自己的文章，“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主题如此重大，没得到费老本人的重视，这是不应该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思想界犹如枯木逢春，欣欣向荣。海淀路三十九号院，“四股热潮”交替袭来，可谓“热浪滚滚”。遇到恩师萧延中先生之前，十分迷茫，一度“潜伏”到哲学系，听张志伟先生讲述康德和黑格尔。因此，“三哲热”来袭，感同身受，好不惬意。那时候最热的其实是叔本华、尼采、萨特三位，感到都快热喷，不可遏止啦！

相对于叔本华、尼采和萨特“三哲热”，韦伯不仅没有那么热，简直就可以称之为冷。不过，韦伯在我心中还是很热的。大学期间，我在社会学方面汲取的精神滋养，来自两位学人，一位是一而再再而三来校进行讲座的郑也夫先生，另外一位就是素未谋面却神交已久的苏国勋先生。苏国勋先生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出版之后，第一时间淘了一本，如获至宝，如饮醇醪，很短的时间就写出了五千多字的阅读札记，堪称四年大学生涯之中具有创获的习作之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叔本华、尼采、萨特，“三哲”由热趋冷，大热大冷，这时候，以前并没有那么热的韦伯，却逐渐升温。推原究始，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韦伯多元而复杂甚或有一些模糊、晦涩的思想，某种程度上，对于中国社会是非常契合的；另一方面，韦伯思想的异代知音——苏国勋先生为了能够做出理性而雍容的解读，恪守知识人的职业伦理，兢兢业业，尽心尽意。

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第五代学人，也把陆学艺和郑杭生先生划到里边去）中能够留在中国社会学史册上，真正在历史上有不朽之地位的屈指可数，在我心中，郑先生——郑也夫，是其中的一位；苏先生——苏国勋，也是其中的一位。

2006年，苏国勋先生的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景天魁先生获得了学部委员的称号。郑也夫先生的“愤青脾气”又开始发作啦，当时说过一句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景天魁的水平在五名之外。郑也夫先生直言不讳——景天魁与李银河、苏国勋、李培林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郑也夫先生慧眼如炬，由此可见，景天魁先生的同事——苏国勋先生，的确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社会学人。

苏国勋先生的去世，不大好说带走了一个时代。蓦然回首，倏忽之间，具有八十年代文化性格且流淌着八十年代体温的“第五代学人”已经七老八十。“第五代学人”何不向高王凌先生学习，留下一部宝贵的回忆录。苏国勋先生在那部《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之外，仅仅为吾辈留下了一篇带有体温的口述访谈——《学问即生活》，还是出自周晓虹先生的热心张罗，未免有点少了！

韦伯 : 理性及限制，祛魅启迪国民

文化 : 中国与世界，丛书树立勋绩

（2月2日讲述，2月7日定稿，书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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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谢志浩：追念苏国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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