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首脑同日表态针尖对麦芒，伊核僵局根子是海湾安全困境

当地时间2月7日，美国总统拜登接受采访，被问及美国是否会先采取行动解除制裁，以让伊朗重返谈判，拜登回答“不会。”拜登表示，伊朗必须停止高于伊核协议允许水平进行的浓缩铀活动，然后美国才能取消制裁。

伴随美国畸形的权力交接完成，被视为继承奥巴马外交衣钵的拜登艰难上台。因此，国际舆论纷纷对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充满期待，希望能挽救被特朗普折腾得濒于死亡的伊核协议——亦即奥巴马的外交遗产。但是，事实的演进表明，近期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相对于特朗普执政末期更趋紧张，双方各执一词，使重启伊核协议的前景异常暗淡。这从表面来看是伊核协议问题，但背后则是长期以来海湾地区安全困境不断加剧的产物。

伊核协议重启之困在于海湾安全困境

近期美国和伊朗就重返伊核协议陷入了僵局。无独有偶，拜登表态在伊朗重新遵守伊核协议、停止提高浓缩铀浓度前美国不会取消制裁的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表示，只有当美国取消对伊朗制裁，并经伊方核实确认后，伊方才能重新遵守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双方可谓针尖对麦芒。

美国和伊朗在外交舆论层面唇枪舌剑的同时，在军事和安全层面也展开了激烈的博弈。美国在海湾地区不断进行军事调动，尤其是近期美国拟在红海沿岸寻求启用沙特的塔伊夫、延布、泰布克等新的军事基地，被外界视为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的举动。而伊朗也毫不示弱，近期不断突破伊核协议限制，加快进行丰度为20%的铀浓缩活动，并不断增加离心机数量，同时还在阿曼湾、波斯湾多次举行军事演习，甚至直接把美国航母作为模拟打击的目标。

除美国和伊朗的外交和军事博弈外，沙特、以色列等美国盟友也不断向美国施压，阻止拜登政府重返伊核协议，以色列甚至扬言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

伊核协议重启之困并不仅仅在于伊核协议问题本身，而在于长期以来海湾地区安全困境的加深。今年1月17日是海湾战争爆发30周年，但这个纪念日几乎没有在世界舆论中激起任何波澜，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世界舆论的注意力都集中于美国权力交接的混乱局面。这真是世事难料，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美国竟沦落至此。30年前海湾危机的制造者萨达姆已经殒命，一度凭借海湾战争独霸中东的美国陷入分裂，并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在寻求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

尽管国际舆论无暇去反思海湾战争，海湾战争的两个直接当事方美国和伊拉克仍以不同的方式吸引着世界的眼球，美国方面是拜登在从未有过的特殊氛围中执掌白宫，而伊拉克则发生造成二十多人死亡、同时也是2018年以来最大的恐怖袭击，当然这次袭击无疑是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以及2011年奥巴马政府从伊拉克开始撤军以来伊拉克数以千计的恐怖袭击中的一次，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称其为拜登政府在中东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当前，美国、沙特、以色列与伊朗的复杂博弈、也门战乱、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纷争、以色列与海湾国家媾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死灰复燃，都表明海湾地区的安全困境绝对比30年前更加混乱。

海湾地区的多重安全困境

海湾战争以来，海湾地区交织着形形色色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困境，其类型大概有以下几种。

第一，世界霸主美国与地区霸权（如伊拉克）或地区崛起国家（如伊朗）对抗引发的安全困境。伊朗、伊拉克的对峙本是维持海湾地区平衡的特殊机制，但是，先是冷战时期美国的纵容使伊拉克走向地区霸权主义，并在冷战结束之初就酿成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海湾危机；后是美国错误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消除伊朗东西两线的地缘敌手——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进而为伊朗崛起创造条件，这是当前美国在伊拉克和伊朗纷纷陷入困境的重要根源之一。当然，美国和伊朗的结构性对抗还包括核扩散、意识形态等多种问题。

第二，地区大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安全困境。在海湾地区，先有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输出革命”引发的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矛盾，这种矛盾是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矛盾、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争夺地区领导权矛盾的复合体，并集中体现为两伊（伊朗与伊拉克）矛盾和两伊战争，沙特也因此于1981年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既出于自保，也出于把伊拉克变成抵制伊朗“输出革命”的防洪堤。但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伴随伊朗崛起和核开发计划推进，沙特与伊朗的矛盾成为地区的主导矛盾。

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以及双方教派矛盾加剧，直接导致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这一矛盾也被特朗普政府所利用，并以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为诱饵，极力唆使沙特与伊朗对抗，使双方的矛盾对抗不断升级。此后，美国又据此进一步拼凑“阿拉伯版北约”，诱使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此外，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沙特与土耳其围绕反穆兄会和亲穆兄会的矛盾、海合会内部矛盾，都与上述矛盾交织在一起，不断拧紧海湾地区的安全“死结”。沙特、以色列担心伊朗拥核以及伊核协议不能限制伊朗导弹发展，依然构成海湾地区安全困境不断加深的主要矛盾。

第三，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及其与传统安全相交织形成的复合安全困境。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恐怖主义，作为两代国际恐怖主义核心和灵魂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都是海湾地区矛盾的产物，但它反过来又成为威胁海湾地区安全的毒瘤。其危害性既包括其惨无人道的恐怖袭击造成的安全威胁，又包括其鼓吹极端暴力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对地区安全的毒化作用；既包括其恐怖组织和叛乱武装相结合对海湾国家政权的冲击（如最为严重的伊拉克和也门），也包括域外和地区国家因反恐而产生的复杂矛盾，如美国、俄罗斯、沙特、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的复杂博弈。

最近发生在伊拉克的恐怖袭击表明，伴随国际和地区国家对“伊斯兰国”打压减少，以及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地区国家主要精力转向抗击新冠疫情，“伊斯兰国”卷土重来并非没有可能。此外，海盗问题、难民问题、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都是海湾地区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且都与地区传统安全问题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

第四，海湾国家内部的安全问题尤其是身份政治引发的安全困境及其外溢。海湾国家内部安全风险也始终存在且在近年来不断上升，“阿拉伯之春”、油价不断下跌，以及新冠疫情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领域对海湾国家安全构成了强劲冲击，并不断叠加，使海湾国家的安全风险不断上升。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海湾国家几乎都存在程度不等的教派冲突和族群冲突等问题的挑战，尤其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矛盾不仅是沙特、巴林、也门、伊拉克等国家的内部矛盾，同时也是沙特与伊朗矛盾的组成部分，并在某些国家形成代理人竞争（如双方在也门、伊拉克和巴林的争夺）。伊拉克、伊朗的库尔德问题也异常复杂，并与土耳其、叙利亚的库尔德问题相互交织。

第五，复杂历史和残酷现实塑造出的严重不信任的安全文化困境。历史上的帝国争霸，近代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当代大国干预和地区冲突留下的历史伤痛，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等极端思潮的蛊惑教唆，都使得仇恨、猜忌、不信任成为海湾地区的安全文化和安全观念主流，中东地区迄今从未产生超越民族和宗教之上的地区合作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为基础，伊斯兰合作组织以泛伊斯兰主义为基础，但其内部同样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当前，即使是新冠疫情肆虐和能源价格跳水，也没有对建立地区信任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更没有催生像样的地区合作。而海湾合作委员会产生的目的就在于防范和抵制伊朗“输出革命”。

海湾地区亟待建立安全信任

海湾地区的安全困境是建立地区信任、实现地区合作的最大障碍，其成因也异常复杂，包括内部和外部、历史和现实等诸多盘根错节的矛盾。在中东地区安全问题上，当务之急是纾解安全困境，而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无疑值得地区国家借鉴。2016年发布的《中国对阿拉伯对国家政策文件》“倡导在中东实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支持阿拉伯和地区国家建设包容、共享的地区集体合作安全机制，实现中东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面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导致的地区安全困境，中国一直倡导建立包括伊核协议各方和地区国家参与的对话平台。

当前，美国拜登政府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伊朗都面临油价冲击、疫情严重等压力和挑战，如果美国和地区国家能够相向而行，海湾地区或许存在一个纾解安全困境的窗口期，当然这无疑也是一个需要各方努力、异常困难的过程。

但是，美国、沙特、以色列三方与伊朗在权力角逐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沙特与伊朗的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的意识形态矛盾，“伊斯兰国”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极端组织的长期存在，伊拉克、也门等国家治理失败、教派矛盾、外部干预等危机因素的叠加，都将使海湾地区建立安全信任的前景异常暗淡。

（作者是中国中东学会、亚非学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