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时期的江户

霍乱（Cholera）是一种由霍乱弧菌（Vibrio cholerae）导致的急性传染病。其主要症状是严重的腹泻及由此所导致的脱水。霍乱弧菌主要经由受到污染的食物或水源传播；从感染到发病，它可在人体内潜伏半天到五天不等，且成人和儿童均会感染。发病后如未得到及时救治，患者可能会在数小时内死亡。绝大多数人在受到霍乱弧菌感染后都不会发生明显症状，但对带菌者粪便的监测显示，该病菌可在受感染者体内存在一到十天不等，这使得该病菌极易在受到粪便污染的饮水中进行传播。与此相对的是，它基本不会在空气中传播。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每年发生霍乱130-400万例之间，其中大约13,000到143,000人因此而丧生。（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cholera#tab=tab_1）在当代，霍乱虽然仍在肆虐，但由于人类已对其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只要饮用水经过适当处理且医疗卫生条件齐备，该病已基本可防可控。

霍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染病，但它在世界范围内对人类的杀伤则是从十九世纪——确切地说是从1817年的印度加尔各答——开始的。此次霍乱大流行从印度出发，影响到了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及非洲的部分地区，直到1823年才结束。霍乱的第二次大流行从1826年到1837年。此次影响范围更为广阔，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均受波及。除了上述两次之外，霍乱还分别在1840年-1860年、1863年-1879年、1881年-1896年及1899年-1923年肆虐全球。每次的流行时间大致在10至20年之间，而在两次大流行之间大都只隔了2到3年，可以说它是长期伴随着人类而存在着的。1883年，德国科学家科赫（Heinrich Hermann Robert Koch，1843-1910）首次发现霍乱弧菌，此后，随着人类对该病菌了解的深入及相应抗病方法研究的发展，它的传播逐渐得到了控制。

日本在文政五年（1822年）首次受到全球性霍乱的影响，在第二次霍乱大流行（1826-1837）期间较少受到波及。但是，在第三次大流行时期（1840-1860）则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以下主要基于当时留下来的史料，介绍一下日本安政五年到万延元年（1858年-1860年）期间霍乱在江户（即现在的东京）地区流行的情况。

我们知道，日本在1853年因为著名的“黑船来航”事件而被迫开国。随着海外来人的逐渐增多，包括霍乱在内，各种流行病在日本传播的可能性也大幅提高。1858年（安政五年）7月29日（旧历六月十九日），大老井伊直弼统治下的日本德川幕府在未经天皇许可的情况下派遣井上清直（1809-1868）和岩濑忠震（1818-1861）两名官员于停留在神奈川海滩上的美舰波哈坦号（USS Pawhatan）上与美国代表哈里斯（Townsend Harris，1804-1878）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mpire of Japan）；此后，幕府又相继与英国、法国、荷兰和沙俄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上述条约统称“安政五国条约”。它们规定日本向各国开放通商港口，给予各国领事裁判权，其中部分条文还严重侵犯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安政五国条约”的签订令日本举国震惊，轰轰烈烈的尊王倒幕运动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日本政府对外交涉频频失利的时候，霍乱又找上了门来。

霍乱在当代日语中一般表述为コレラ，但在其早期流行的时候也曾被称为コロリ，或者用汉字表示为“古吕利”“虎狼痢”“虎狼利”“虎列剌”或者“狐狼狸”等。从这些名称也可看出当时人们对霍乱的恐惧程度。

一般认为，日本的霍乱主要来自朝鲜半岛或琉球地区（今日本冲绳县），经过九州及本州岛西部北上抵达本州岛的大部。1858年的霍乱在东海道（日本本州岛中部靠近太平洋沿海一带地区，其中包括江户地区）地区的流行始于旧历六月下旬，这与《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署几乎同时（《東京市史稿. 変災編　第3》，第1025页，下同；以下引用仅标注页次）。所以也曾有人怀疑是美国军舰把霍乱带进了日本。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霍乱造成的死亡情况。

下表展示了安政五年旧历九月四日江户町年寄役所（“町年寄”是江户幕府时期的城市民政管理机构，由民间人士组织而成，隶属于町奉行。江户的町年寄有奈良屋、樽屋和喜多村三家，他们分别居住在日本桥本町的一丁目、二丁目和三丁目，他们的住处也是办公场所，称作“町年寄役所”，役所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办公楼）公布的八月份因病死亡人数的情况：

以上缺少8日和9日的数据。根据所提供数据加总，合计共有11,512名染病死亡者。由此可知，原文中提供的12,492名染病死亡者总数应该是包括8日和9日的全月合计数。但是不知为何，这两天的数据缺失了。上述两个总数之间的差是980人，也就是说，理论上8日和9日共有980人染病死亡，平均每天490人。

此外，根据喜多村栲翁所著《古吕利考》的说法，在整个安政五年之中，江户地区因霍乱而死亡的人员，其中属于武士阶级（即所谓“武家”）的共有22,554人，属于一般百姓阶级（即所谓“町人”）的共有18,680人。总共41,234人。喜多村的数字与另一部幕末时期著作《橘黄年谱》的记载分毫不差，它们的数据来源应该是相同的。

另外，根据《嘉永明治年间录》的记载：

（安政五年）八月中江户中町屋病死计一万二千五百九十三人，大流行始终，即自七月廿日至九月十日凡五十日间，武家及寺院町方人等自其他文书中所透露者，大致有三万人死者云云。

这里的12,593名死亡人数与上述町年寄役所提供的12,492这个数字只有101人的出入，而总死亡人数大约三万的判断与下文《年表续绍录》中所述的大约两万八千人的死亡总人数也基本符合。

然而，《日本灾异志》对于此次霍乱死亡人数的记载却是这样的：

自安政五年（纪元二五一八年，日本纪年法，以公元前660年传说中的神武建国为纪元元年，纪元二五一八年就是公元1858年 ）七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三日之间的五十五日，根据江户中诸寺院处理死者情况进行登记。（以下为摘要）浅草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八人，下谷一万二千八百四十九人，小石川一千九百零七人……西本愿寺一万三千五百人，东本愿寺一万一千八百二十人，增上寺一千九百八十七人，真法寺六百七十二人。总死亡人数二十六万八千零五十七人。（1035页）

对这段话中所举江户各地死亡人数进行加总，合计为114,745人，而在文末则说总死亡人数是268,057人，其中应是省略了江户其他地区的统计数字。日本前现代时期的寺院文书保存工作非常完备，因此，上述来自寺院的霍乱死亡人数统计理论上应该具有较高的可信性。

根据上述资料，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首先，根据町年寄役所和《嘉永明治年间录》的记载，安政五年霍乱中八月份的死亡人数可能在12,400到12,500人之间。

其次，在整个1858年中因霍乱所导致死亡的总人数基本有三种说法，一种是《古吕利考》和《橘黄年谱》所持的四万余人说，另一种是《嘉永明治年间录》和《年表续绍录》所持的两万八千到三万人说，第三种则是《日本灾异志》所持的二十六万余人说。其中，前两种说法相对比较接近，而第三种说法就与它们相差太悬殊了。这很难用统计口径差异所造成的误差这一理由来解释。对于这一问题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在此先提出来，供感兴趣者参考。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疫情的具体展开情况。虽然以当时的科技条件一时无法肯定人们得的是什么病，但在史料中记载，他们大多具有腹泻、呕吐以及手脚冰冷等症状；致死时间少则一两个时辰，多则一天一夜。与此前病例相对照，基本可以确认他们得的就是霍乱。资料显示，在向役所提出救济请求的贫困人家之中，还有在三天之内一家五口全部死亡的例子——的确可谓是人间惨祸了。由于致死相当迅速，此病引起了居民极大的恐慌。而霍乱也得到了一个别名——“二日コロリ”（意思是得病两天就会致死的霍乱）。这令当时的医生一时间也是束手无措；绝望的市镇居民更是疯狂祭神祈祷，最终自然也是毫无效果。直到八月下旬，此病自行稍稍平复，人们才喘过了一口气。根据对死亡人员的进一步调查，发现其中以从事渔业和航运业的人员较多，而居住在山里的人员则较少患病。这就从侧面提示了霍乱的发生与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居家卫生条件较好的人家得病较少，而家中比较贫困脏乱的人家则得病较多。这又提示人们，卫生条件的好坏与致病之间也有着某种内在的因果联系。

来自火葬场的报告颇为凄惨。在武藏国北丰岛郡的小塚原火葬场，一时间棺木堆积如山以致无法及时处理。其中那些十天乃至半个月未经处理的棺木，其中尸体因为天气炎热而腐烂发臭，其臭气甚至蔓延到了下谷、神田乃至浅草等市内区域。根据当时的史书《年表续绍录》的记载，根据安政五年九月的统计，此次霍乱共造成江户28,421人死亡，其中得以火化的仅有9,923人，只占总人数的不到35%。（1033页）

霍乱流行图（原日本帝国图书馆藏，下方队列应是在抬送装盛死者尸体的木桶）

史书上还留下了一份患病死者的名单，这些人当然都是略有些名气的，兹照录于下：

書家（即书法家）大竹蔣塘，同市川米庵，俳諧（家）惺庵西馬，同福芝齋得蕪，同過日庵祖鄉，狂哥（即狂歌师）燕栗園（千寿），講談（类似于我国的评书）一龍齋貞山，咄家（即落语家）（鈴の家）馬勇，同上方戈六，畫工（一）立齋廣重（即著名浮世绘画家歌川广重），同櫻窓三拙，（戏）作者綠亭川柳，同柳下亭种員，畫工歌川國鄉（歌川广重的同门师兄弟），角力寶川石五郎，同万力岩藏，三弦杵屋六左衛門，同鶴澤戈治，同清元市造，碑名石工龜年，畫家英一笑，狂哥（即狂歌师）六朵園，畫師菁菁所其一（原文如此，可能有误），（戏）作者樂亭西馬，太夫（即女性歌舞伎者）清元延壽，同清元染太夫，同清元鳴海太夫，同清元秀太夫，同都與佐太夫，常盤津（常盤津節是三味线音乐的一种，此处指常盘津艺人，下同）須磨，同常盤津和登，同人形（木偶师）吉田東九郎，役者松本虎五郎，同尾上橘之助，同嵐小六，同嵐岡六，三弦岸澤文字八，（戏）作者五返舍半九，女匠都千枝，同常盤津文字榮，同小登名，太夫（即女性歌舞伎者）竹本梶尾，同豊川小玉。（括号中字为本文作者添加的解释文字及对所述人物名字的补充完整，1027-1028页）

这些死者中包括书法家、画家、狂歌师、乐师等等，可谓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兼而有之。而有些同姓者几乎可以推定都是全家遇难者，比如净琉璃师清元一家、常盘津一家等等。

幕府方面对霍乱展开了救助行动。根据当时著作《頃痢流行記》的记载（1026页），此时江户府内的一般居民共有人口7,101,318人。“表店”（与“里店”相对，指靠近街面所建的房屋，而“里店”指的就是在不靠近街道的一面所建的房屋）850,013间。其中的居民：男性3,400,014人，以每人需米5合（合：日本尺贯法下的体积单位，包括石、斗、升、合、勺、才六级，每一级均相当于10个下一级单位。如：1石=10斗，以此类推。与公制单位的换算为：1合≈0.18039公升，其余以此类推）计算，共需米10,070石又7升；女性1,700,028人，以每人需米3合计算，共需米5,100石又8升又1合。“里店”共925,202间。其中的居民：男性1,111,120人，以每人需米5合计算，共需米5,155石又6斗；女性851,208人，以每人需米3合计算，共需米2,553石又3斗又2升。此外还有盲人9,113人，和尚70,110人，尼姑3,990人，神主8,980人，山伏（修验僧）6,848人，以上各色人等共99,046人，共需米495石又2斗4升5合。除以上一般居民之外，政府还需向贫困人口进行救济。其中，贫困男性共316,020人，共需米15,801石；贫困女性共207,056人，共需米8,116石又8斗。以上用于贫民的救济米共需23,917石又8斗，用于购买的资金共需6万两金子。由此可见，幕府方面为救灾也是下了血本的。

医生们也为救治此次霍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根据《東京市史稿. 変災編　第3》所引《日本医学史》的记载，针对此次疫情，产生了以下一些救治相关著作：桂川甫贤的《酷烈（即霍乱）辨》，宇田川榕庵的《胆液病（霍乱）说》，佐佐木仲泽的《壬午天行病（时疫） 说》，斋藤方策的《壬午天行病医案》（以上两本书是关于文政五年霍乱的），西田耕悦的《杂气病案》等（1014页）。其中最著名的自然当属绪方洪庵（1810-1863）的《虎狼痢治準》一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不少医书都从所谓“兰方医”（也就是西医）角度出发展开了研讨。

此外，在江户幕府的官方公事记录《柳营日次记》中记载了一份安政五年旧历八月二十三日发送给幕府老中间部诠胜的公文，其中提到了一些当时治疗霍乱的药方：

将龙脑或樟脑一、二两放入一、二合烧酒中加热，用小片棉布蘸取并小心擦拭到患者的腹部和手脚部位，每隔小半个时辰 ，再在患者靠近心脏的上腹部及手脚部位用芥子泥进行涂抹温敷。（1039页）

这封信中还记载了其他一些偏方，其基本目的大致都是为了保持患者体温，防止因霍乱引起的体温下降而致患者死亡，谈不上是治本之策。

无论如何，这次霍乱在肆虐了一个多月之后终于渐次平息了下来。它在此后两年（即公元1859到1860年）间又反复出现，而且都是在当年的旧历七到九月之间流行。霍乱过后又发生大规模的流行性感冒，同样也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这次为期三年的霍乱所造成的死伤比同期的所谓“安政大狱”严重得多，但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更加鲜明印象的却反而是后者。——这也是挺耐人寻味的吧。

需要一提的是，日本TBS电视台曾于2009到2011年拍摄放映过一部历史穿越剧《仁医》，其背景就是这次安政年间的霍乱。各位读者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这部剧以增强一些感性认识。

最后，还是要提醒读者诸君：上述历史已经初步证明，抗疫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事情，对于当下全球性的新冠疫情，我们也切不可心存侥幸，疏忽大意，一定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和物质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