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Swidler：行动中的文化：符号与策略

原创 张志摩 Political理论志

行动中的文化：符号与策略

本文简介:

文化对行动的影响并不在于为行动提供了一个作为指向的终极价值，而在于塑造人们用以建构“行动策略”的一个（包含）习惯，技巧和风格的全部技能或工具箱。（本文）建立了两个文化影响模型，一个是用于稳定的文化阶段，一个适用于不稳定的文化阶段。在稳定阶段，文化独立地作用于行动，但是只是通过给人们建构多种行为提供资源。在不稳定的文化阶段，明确的意识形态直接领导行动，但是行动（所面临的）结构性的机会决定在各种竞争的意识形态中，哪一种能够长久存在。这种不同于（文化提供终极价值）的文化观，为系统的，有差别的论述文化作为形塑行动的原因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编译来源:

Swidler, An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

编译来源:

Swidler, Ann.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2), 273-286.

本文作者Ann Swidler

摘要

文化对于行动的影响，并非通过提供行动所指向的最终价值，而是通过形成习惯、技能和风格的一整套“工具箱”，使得人们能够从中建构“行动的策略”。不稳定或稳定的文化时期发展出了两种文化产生影响的模式。在文化稳定时期，文化能够独立地影响行动，但只有通过提供资源，人们才能建构不同地行动路线。在文化不稳定地时期，明确的意识形态直接支配作者行动，但是结构性的行动机会也同时决定着在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中，哪一种能够长期生存下去。这种关于文化的另类观点为关于文化在形塑行动中的因果作用的系统而又差异化的争论提供了新的解释。

文化的解释：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传统

传统的文化解释模型假定，文是化通过提供行为所指向的最终目的或提供价值来塑造行动的，这种模型让价值（values）成为文化的主要因果因素；

自戈尔茨的开创性工作以降（1973），社会学和人类学一直将文化定义为“一个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包括了他们的技术和器物制品”，文化包括信仰、仪式、艺术形式等具有象征意义的载体，也包括语言、故事、日常生活实践等非正式的文化实践。但是即便诸如格尔茨、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等学者对文化做出了很好的诠释，文化研究也并没有回答社会学最为感兴趣的因果问题，故而社会学家只能求助与文化的价值范式；

韦伯则认为：“直接支配人们行为的不是思想，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利益（例如死后进入天堂），但是有思想创造出来的”世界图景“（world images），就像扳道工（switchman）一样，决定了行动被利益的变化所推动的轨迹；”

韦伯的这种文化解释昭显于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新教教义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鼓励理性的心态和禁欲的行为，这种教义把得救的渴望引导到在世俗行为中寻求救赎的行动，从而激发着新教徒的自我反省和自律。

但是swidler认为，韦伯的解释并不能回答，为何加尔文主义着在这种教义指导下去寻求救赎的激励小时之后，这种新教精神还仍还存在？为何禁欲的精神要比新教的思想存续得更为持久？

Swidler认为，行动受“利益”支配的观点是不充分的，就像行为受到非理性价值支配的观点一样，这两种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解释逻辑，而只是假设了行动不同的目标，个体的“品味”和一致的“价值”。

再次以韦伯为例，在其更为宏大的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历史研究中，韦伯认为，宗教思想对不同社会的经济轨迹有独立的因果关系，例如东方宗教中超脱世俗和神秘信仰会使人们原理理性的经济行为。但是swidler认为韦伯的模型在经验上是失败的，在韦伯所描述的东方世界的社会中，我们也能够成功的找到与新教伦理相对应的功能，例如在非西方的现代化国家日本，我们也能够发现一种超然的、禁欲的理性伦理。也即韦伯认为文化应该对经济产生持久的影响，但是世俗化、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证明，文化尽管会在社会变革中扮演核心角色，但并不能够保持其影响的连续性。

——韦伯的这种观点被帕森斯继承，他将文化视为一种实在的结构，认为文化一方面是规范、习俗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则以知识、符号和思想等形式出现。文化对于每个社会成员来说，等同于植入其脑中的“脚本“，而行动则受到这种脚本的指引。

文化作为“工具箱”

Swidler认为文化对于行动的影响并非目的论式的铁板一块，所有的文化都包含不同的、甚至经常相互冲突的象征、仪式、故事和行动的指南。例如圣经的读者可以找到一段话来为几乎任何行为辩护。文化并非是推动行动向一致方向发展的统一系统，而更像是一个“工具箱（tool kit）”或“剧目（repertoire）”，我们应当去关注实在的文化使用者而非沉溺于加芬克尔所说的“文化毒品（cultural dopes）”之中。

Swidler在文章中提出的文化的替代分析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文化提供了一种文化图景，即作为一种符号、故事、意识和世界观的“工具箱”，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文化配置来解决不同的问题；其次，为了分析文化的因果效应，文化应该着重于“行动的策略”，即通过时间长久地指导行动；第三，文化的因果意义并不在于文化决定着行动的目的，而是提拱了一种文化构成（cultural component），这种文化构成能够被用以构建行动的策略。

变革中的文化

按照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化形态，可以将文化考虑成一个从意识形态到常识的连续统；意识形态是一种高度明确且自我意识很强的信仰和仪式系统，旨在为社会行动的问题提供统一的答案；意识形态可以被认为是文化内涵体系发展的一个阶段。

而传统则是一种被确定的文化信仰和习俗，尽管传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地一部分，但其任然是多样、平等的，而非统一、包罗万象的；例如传统并不能激发热情的赞同，人们可以确信传统的存在而不必非要参与其中。宗教可能会被一些人视为意识形态，而被另外一些人视为传统；传统也会在某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变成意识形态；

而常识则是一组不自觉地假设，对于个体的常识及个体本身来说，常识似乎是世界结构中最为自然、不可否认的一部分；

在争夺社会权利的组织竞争性发展时期，激进的意识形态常常会爆发。人们制定、充实并且付诸实践以新的行动习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确实可以说直接塑造了行动。而仪式（ritual）在这种时期之所以会获得如此重要的意义，是因为仪式的变化重新组织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习惯和经验模式。但是即便如此，这种（强）文化模式对行动的直接影响也是有限的，它并没有提供整个生活方式的基本假设，而只是在激烈的文化舞台上提出明确的要求，而且意识形态及其支配下的行动常常不能形成完整的文化。

编译 | 张志摩

原标题：《编译 | Swidler：行动中的文化：符号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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