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贺泽保规：新发现《李训墓志》与吉备真备

中文译稿寄语

去年（2020年）9月，我在日本・东方书店刊发的小册子《东方》No.474上发表了与本文标题（编者按：本文原题《新发现〈李训墓志〉与吉备真备——〈井真成墓志〉之后的遣唐留学生史料》）相同的短文，向日本国内介绍了前年（2019年）年末公布的《李训墓志》（深圳・望野博物馆藏）的全文和对墓志理解的概要，并对其意义阐述了我本人的观点。

当时，中国国内有《李训墓志》是赝品的学说，我在文章中提及了“赝品说”主要的代表，北大教授辛德勇。我和辛先生是“老相识”。1986年我在陕西师范大学黄永年先生处访学半年，从事唐代史的研究。当时辛先生是史念海先生的助手，于公于私都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我一直铭记于心。我印象中的辛先生是一位沉默而谦虚的学究，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里被寄予厚望。

后来我和辛先生没什么特别的交流，不过我知道他的研究涉猎颇广，成为中国学界的权威。然而，他这样一位权威级的学者在《李训墓志》公布数天后，看来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考察就宣称“晚上稍一浏览网上公布的情况，觉得此物出自赝造的可能性极大”；后来又以《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国朝臣备”的真假》这样夸大的题目，大肆宣讲《李训墓志》赝品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听说辛先生主张的“赝品说”之后，又再次对《李训墓志》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但是无论从文面到字体都没有发现任何能支持“赝品说”的证据。另外，我还关注了中国学界墓志、石刻领域的一线学者给出了什么样的意见，我信赖的学者没有任何人支持辛先生的见解。辛先生以外的“赝品说”也没有出现。

于是，我为了尽早地把自己再次考察后的结果公布到日本国内，在2020年4月份向《东方》投稿，发表了这篇文章。本文受字数所限，接下来计划发表全面的学术论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我最近得知这篇短文传到中国后，遭到了辛德勇教授的全面的批判（2021年1月9日在深圳道南书院的演讲）。我马上通过网络了解了他的批判，其内容主要是对自身新书的宣传、对我指出他的专业是中国历史地理的反驳、自身在石刻领域中众多业绩的展示，另外最核心的内容则是用了大量篇幅、列举了大量的个人事例来宣讲我是如何的无能。

我们平时在进行学术争论时，是不会涉及到个人的隐私问题，对方的出身和履历的，我对此也没有任何兴趣。如果冷静地读了我文章应该能明白，我完全没有贬低对方，或者居高临下的傲慢的态度。反倒是辛先生仅仅一眼就断定《李训墓志》为赝品，并加上了“武松打虎”这样的标题进行修饰，进而包括其后的演讲在内并没有（没能）作出具体的论证。对于辛先生以上的种种表现，我个人感觉到了十分的傲慢和违和感。

藏有《李训墓志》的望野博物馆就在辛先生这次发表演讲的深圳，我听说墓志就陈列在新落成的东莞松山望野博物馆。不知道辛先生是否去观察了实物？我在刚刚开馆后有机会参观了松山望野博物馆，其陈列品质量之高、陈列手法之精，胜过了很多公立博物馆。阎焰馆长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深得北京大学宿白先生真传，才能够办成如此高水平的民间博物馆。我对阎焰先生的人品、其对本国文化和文物的一腔热情深表敬意。

最后，我发现辛德勇教授对本文的批判中存在曲解内容的问题。这是不公平（unfair）的。因此我将原文翻译成中文，交由《澎湃新闻》转载。希望能有幸得到大家的理解。

一、初见《李训墓志》

去年（2019年）年末的12月25日，当时尚未受到新冠病毒影响的北京某宾馆，召开了一场规模不大但却十分热烈的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为“《日本国朝臣备书丹　褚思光撰文　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新书发布暨学术成果公告会”，主办单位是深圳的一家民间博物馆，即望野博物馆。该馆的阎焰馆长对入藏的新史料《李训墓志》的内容进行了全面探讨，并著书成文由文物出版社发行出版。本次会议旨在纪念新书出版，同时向中外学界公开新史料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意义。

关于《李训墓志》的具体内容，在下文中再做详细的介绍。其制作年代为唐玄宗的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在墓志的文末赫然刻有“日本国朝臣俻书”，令人惊奇的保存了与“日本”相关的记载。这一内容一旦公布，必然会对唐代的日中交流史研究造成极大的影响，从而备受瞩目。主办方对此作了充分的准备，除通知了中国的媒体外，也对日本主流媒体的在京机构发出了邀请。当天，首先公布了国家文物局的文物鉴定结果后，阎焰馆长作了介绍，三位到场的专家依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三位专家中的第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荣教授从唐代东西交流史的角度，指出《李训墓志》是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对墓志的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第二位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朝鲜古代史专家拜根兴。拜教授通过因《李训墓志》的发现而受到关注的《王氏墓志》（王氏为李训妻子，天宝九载（750年），西安碑林所藏），将话题扩展到了新罗佛教研究的相关问题。

最后，我作为受邀的海外学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其实此前我曾经在获得了阎焰馆长的许可后对该墓志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观察，对其质地、文字（书体）和文体都进行了确认。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自己意见：《李训墓志》确为唐代的文物，所以文中的“日本国朝臣俻”应该就是当时入唐求学的吉备真备，其书体可能受到了唐初三大书家的褚遂良的影响[注：书法笔体相关的问题得到了东野治之（奈良大学名誉教授）和桥本荣一（东京学艺大学准教授）的指点，在此特向两位表示感谢]。如果上述观点成立的话，《李训墓志》是日本古代史相关的一个重大发现。同时，这对于2018年发生了洪灾的吉备真备的家乡冈山县仓敷市真备町的居民来说可能也是一种鼓舞，因此我尽全力地做了相关的介绍。

李训墓志原石

二、《李训墓志》的全貌　

唐代的墓志通常是由刻有墓志文的志石和覆盖志文的盖石配套而成，被埋在墓主身旁。《李训墓志》也不例外，引起争论的墓志本体被放置在刻有“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篆书）的盖石的下方。不过这组墓志是从洛阳近郊（东郊？）盗掘出土的，出土时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志石的尺寸纵向长35厘米、横向长36厘米，接近正方形；其厚度为不足9厘米，在同类墓志中相对较小。此前，2004年在西安（唐代的长安）发现了日本遣唐留学生《井真成墓志》引起了很大轰动，想必很多人还记忆犹新。《井真成墓志》为边长39厘米的正方形，相比之下《李训墓志》还要更小一些。不过就志石上所刻的字数而言，相比《井真成墓志》的171字，《李训墓志》则刻有328字，近乎其二倍。附带说一下，这两方墓志同为开元二十二年所制。前者是二月，后者为六月，相距仅四个月，从一定程度上这也对《李训墓志》中的相关人物是吉备真备的解释提供了佐证。

接下来的内容对一般读者而言，可能相对专业性比较强。但为了更好地理解前文提及的“日本国朝臣俻书”的记载在志文整体中所处的位置，可以参考添加了标点后的墓志全文。（每行开头的数字为行数，下线部分为专有名词）。

(1)大唐故鴻臚寺丞李君墓誌銘并序

(2)公諱訓，字恒。出自隴西，為天下著姓。曾祖亮，随太

(3)子洗馬，祖知順，為右千牛，事

(4)文皇帝。父元恭，大理少卿兼吏部侍郎。君少有異

(5)操，長而介立好學。所以觀古能文，不以曜世。故士

(6)友重之，而時人不測也。弱冠以輦脚調補陳留尉，

(7)未赴陳留，而吏部君亡。君至性自天，柴毀骨立。禮

(8)非玉帛，情豈苴麻。惟是哀心，感傷行路。服闋，歴左

(9)率府録事參軍、太子通事舎人、衛尉主簿、鴻臚寺

(10)丞。以有道之時，當用人之代，驥足方騁，龍泉在割。

(11)豈不偉歟。而天与其才，不与其壽，梁在廈而始構，

(12)舟中流而遽覆。嗚呼子罕言命，盖知之矣。享年五

(13)十有二。開元廿二年六月廿日，以疾終於河南聖

(14)善寺之别院。即以其月廿五日，權殯于洛陽感德

(15)郷之原。夫旐以書名，誌以誄行。乃勒石作銘云。

(16)洪惟夫子，灼灼其芳。道足經世，言而有章。亦既來

(17)仕，休聞烈光。如何不淑，弃代云亡。其引也盖殯也，

(18)用紀乎山崗。

(19)　　　秘書丞褚思光文    日本國朝臣俻書

这方墓志的制作背景为：墓主“鸿胪寺丞”李训在开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因病在河南（洛阳）的圣善寺的别院去逝，时年52岁。同月25日，权殡（临时埋葬）于洛阳的感德乡某处（12—15行）。对墓主生平的记录大致如下：籍贯（陇西李氏，2行）、直系系谱（曾祖父李亮―祖父知顺―父元恭，2－4行）、李训的为人、履历、功绩（4－10行）。其中任官履历为“（辇脚）→陈留县尉（从九品上。因为其父服丧而未就任）→左率府录事参军（从八品上）→太子通事舍人（正七品下）→卫尉主簿（从七品上）→鸿胪寺丞（从六品上）”，如此逐级迁升。

综上所述，《李训墓志》的书写方式与其他墓志并无太大差异。反倒是在如此一方小型的墓志石上，完整的记录必要事项的文章功底和格调令人赞叹。不仅如此，墓志、石碑中常见的避讳、空格（阙）字、改行（平出）等问题也都严守规则。加之志文书写十分工整，书体为当时的正字。值得关注的是志文的最后一行，“志文是秘书丞褚思光的文章，而负责书写的是日本国的朝臣俻”，两者名字都被记录了下来。

三、“日本国朝臣俻书”与吉备真备

中国的墓志大致而言，志文的起草人（撰者）和书写人（书者）的名字，一般记录在墓志的最初或文末。像文采与书法兼顾的颜真卿则有不少“颜真卿撰并书”的作品，同时也有颜真卿起草、他人书写的作品也被发现。因此，《李训墓志》这种撰者与书者并存的情况是完全正常的。在雕刻志文之前，首先要在志石上用丹朱（朱色墨）来书写志文，即为“书丹”。依此可以说，《李训墓志》的书丹者就是“日本国朝臣俻”。

接下来看看“日本国朝臣俻”的问题。“俻”是“備”字的俗字，这种写法在当时的碑刻、墓志上是较为常见的。如前文所述，李训去世和埋葬是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的六月，墓志也制成于这一时间。其实这前一年，也就是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长安所在的关中盆地大雨成灾，粮食歉收。于是玄宗在开元二十二年一月，率领朝臣移驾洛阳，此后的近三年洛阳成为了当时的政治中心。可以推测，李训应该是随驾前往洛阳后病逝于此的。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一件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事件。即多治比广成为大使的日本国遣唐使团（天平的遣唐使）来访，于734年四月在洛阳谒见玄宗。此后，遣唐使一行召回了717年入唐留学的吉备真备和玄昉等人（当时阿倍仲麻吕没被允许回国），于同年十月前后由苏州启程返回日本。如此，原本在长安的真备为了与遣唐使团在汇合而来到洛阳。在洛阳滞留期间恰逢旧识李训因病去世，便为其墓志书丹，完全是合乎情理的。

我之所以推测真备和李训是旧识，原因在于李训时任鸿胪寺丞的职位。鸿胪寺是负责外交及接待外国使节的机构，丞是从六品上，大概相当于日本官厅的课长级别。真备入唐日久，应该受到了李训很多关照。另一方面，李训对真备的学识、人品都十分信赖。我认为，这方墓志反映了李训生前与真备有较为深入的交往。另外，真备在入唐留学时的正式的名字被认为是“下道朝臣真备（真吉备）”，从中可以看出与在唐期间的名字“朝臣俻”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附记：吉备真备（695-775年），日本奈良时代的学者、政治家。717年与阿倍仲麻吕等一起入唐（23岁），734年（40岁）10月-11月离开唐朝，735年回朝复命。）

四、围绕《李训墓志》的赝品说及其回应

《李训墓志》在2019年12月25日公布后，马上受到了NHK（日本放送协会）、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新闻媒体的关注，纷纷报道发现了关于吉备真备的新史料。同时，在中国国内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实，在此之前我就对阎焰馆长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中国一旦发现了这样的重要史料和遗址，往往就会伴随有伪造之说，最终落得真假难辨。况且望野博物馆是民间机构，更是容易成为怀疑的对象。馆长充分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前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了正规的文物鉴定，在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鉴定手续后才进行了公布。

然而，说是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强硬的赝品说登场了。《李训墓志》公开数日后，在尚未经过充分的研究考察的情况下，北京大学的辛德勇教授就提出了否定的意见。辛教授是中国历史地理领域的专家，石刻研究并非其专长。辛教授表示，《李训墓志》一眼便知是伪造之物，无需一一去说明什么理由。草率地宣称，代表日本的NHK只做了一次极其短暂的报告，反应十分冷淡，从而可以反映出日本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辛教授是要以“日本通”的角度来为其赝品说增加说服力，但这恰恰反映了他对日本的了解还远远没有达到“通”的程度。当时正是年末，新闻媒体都忙得不可开交。而25日有政治家（国会议员）因IR（赌博娱乐设施）渎职问题而被逮捕，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各界媒体依然腾出版面对新史料的发现做了相关的介绍。辛教授应该正确地理解日本媒体所做报道的意义。

然而，以辛德勇教授的发言为导火索，网络上各种作伪说、对墓志表示质疑的言论开始蔓延。我并没有使用中国的微信，因此掌握的情报有限，仅从我所掌握的信息来看，坦率地说所谓质疑的论点都十分肤浅。第一，石刻领域的一线学者之中，没有任何人提出《李训墓志》为赝品的见解。如该墓志确系赝品，通过对实物的观察必然会发现蛛丝马迹，但事实上并无任何可疑之处。恐怕很多通晓石刻研究的学者都对辛教授在网上的种种言乱都会感到难以理解。

不知是辛德勇教授对业界的反应感到气愤，又或是受了来自某些人的煽动，进入次年（2020年）1月后，首先宣布要全面的论证《李训墓志》为赝品，在做了网络预告之后，做了公开演讲（1月11日）。我是在网络上看到了演讲相关的报道（1月13日）。然而辛教授的演讲稿令我大为震惊，其所谓的论证几乎没有内容。开场部分谈到了上文提及的NHK报道的问题，同时又给出了日本学界无人呼应的理由。事实上，《李训墓志》公布之时正逢年末期间，但还是在第一时间发出了1月25日唐代史研究会在法政大学主持召开学术研讨会的通知。会议当天，《李训墓志》与吉备真备之间的关联性得到了确认，并对今后相关研究的展开方向做了讨论。

辛德勇教授在其演讲的后半部分，指出了《李训墓志》存在种种“异常”。那么辛教授的这些观点是否都有正当的理由呢？在此，我举一个例子。墓志的第11行中有“天与其才，不与其寿”的记载，是对墓主的早逝表示惋惜的叙述。辛教授认为，李训去世时52岁，《礼记》王制篇认为50岁开始进入“养老”，杜甫有“五十白头翁”的名句，也将50岁定位为老人。那么，如此墓志中称52岁去世的李训，已经属于“满寿”，因此“不与其寿”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起草墓志的褚思光官居秘书丞，自然是精通古典的，不可能会用这样不合理的表现。

但事实上与去世时的年龄无关，对死者过早离世而感到悲伤的表现手法在中国的典籍中是十分常见的。与《李训墓志》时代较为接近的《敬守德墓志》可以作为参考。敬守德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正月十二日病逝于洛阳的从善里，时年68岁。其墓志文中有“呜呼彼天，与其才，不与其寿，悲夫”，与《李训墓志》的内容极其相近。也就是这种写法可以理解为哀悼死者的一种常规性的表现形式，仅这一点就足以动摇辛教授的观点。附带说一下，在唐代的租税体系中，60岁才被定位为“老”。

五、结语

为什么辛德勇教授在《李训墓志》被公布后立即断定其为赝品？其原因在于墓志文末的“秘书丞褚思光文 日本国朝臣俻书”的记载。一般而言，墓志的起草人与书丹人应该为同一个级别，更不会有外国人涉及到其中。而《李训墓志》中从六品上的秘书丞（褚思光为科举进士出身）和来自东夷日本国无位无官的“朝臣俻”并列与墓志文末，辛教授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也不能允许）出现，所以必然是赝品。

但是，辛教授的这种见解的背后是否隐含着对历史缺乏谦虚的态度、或者对东亚诸国的某种蔑视？对于《李训墓志》的考察不断深入，其作为史料的存在感也日益增强。据悉，洛阳当地的考古工作者已在确定《李训墓志》的出土地点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进展。我们继15年前发现的《井真成墓志》之后，又获得了遣唐留学生的、而且是吉备真备相关的珍贵史料。接下来，对《李训墓志》这一新发现的重要史料怎样布置在历史定位呢？我们现在站在一起讨论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