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我不希望战争的历史被人遗忘”：悼半藤一利

1945年3月10日凌晨零点刚过，凄厉刺耳的防空警报响彻东京的上空，探照灯在城市各处亮了起来。大约六个多小时前，三百二十五架B-29“超级堡垒”重型轰炸机分别从美军在塞班和关岛的基地起飞，计划对东京东北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燃烧弹轰炸。之所以选择使用燃烧弹，正是考虑到日本城市大多以木质建筑为主。此外，为了提高轰炸效率并发挥更大杀伤力，第21轰炸机队司令官柯蒂斯·李梅特别要求美军轰炸机将投弹高度降到两千米甚至更低的一千五百米。美军的谋划取得了惊人的“战果”，几乎一举摧毁了浅草、深川、本所、城东、下谷等地的所有地面建筑，四十一平方公里的城区被夷为平地，造成超过十万人死亡。死亡人数之多创下二战期间单次空袭之最，死伤规模不仅超过了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袭击，还超过了之前的关东大地震。用曾任肯尼迪政府国防部长、当时则身为轰炸效果分析师的麦克纳马拉的话来说：“东京是座木造城市，我们那晚烧光了它！”

2018年，时已八十八岁高龄的著名“昭和史”研究者、作家半藤一利对3月10日凌晨惊心动魄的场景依旧记忆犹新。那一年他不到十五岁：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是3月的事情，4月我就要上初三了。我的母亲、弟弟、妹妹和弟弟在1943年底就被疏散到了母亲的老家茨城，所以只有我和父亲留在墨田区的家里，当年那儿还叫“向岛区”。空袭中，我们被猛烈的大火和浓烟追赶着，不得不左冲右突，拼命地逃，尽可能跑得越远越好。空袭后，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许多烧焦的尸体，到处都是黑色的东西，看起来已经没了人形。当我看着他们的时候，脑中却空空如也。我觉得自己已经麻木了。对此，我至今记忆犹新。

 1945年3月10日美军侦察机拍下的东京轰炸实况照片

躲过一劫的半藤之后去了父亲老家长冈避难，并在那儿迎来了战争的结束。战后，他考上了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后进了《文艺春秋》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历任《周刊文春》《文艺春秋》总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半藤刚进《文艺春秋》当编辑时，身为流行作家却对历史考据颇有兴趣的坂口安吾曾对这位年轻的责任编辑说了这么一句话：“历史书上也都有谎言哦。”这句漫不经心的调侃，激发了半藤对探究历史的浓厚兴趣，并将视野聚焦于所谓“昭和史”。1964年，半藤一利的名作《日本最漫长的一天》问世。这部描述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宫城事件”的纪实作品大受欢迎，先后在1967年、2015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甚至成为几代日本人所谓“终战”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从《文艺春秋》主编的位置上退休后，开始专心著书立说，《诺门坎之夏》《珍珠港》《燃燒的海洋》《圣断：昭和天皇与铃木贯太郎》《幕末史》以及《昭和史》等等一系列通俗向的历史作品都大获成功，不仅积累了庞大的销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当代日本人对那段岁月的历史认知。于是乎，但凡战后日本近现代史的大众书写，半藤一利都成了肯定绕不开的一位。《朝日新闻》对他的评价是：“以《日本最漫长的一天》等著作照亮了昭和的历史。

半藤一利摄于自家的私人书库

半藤一利『日本のいちばん長い日 決定版』（日本最漫长的一天），文春文庫，2006年

半藤一利『ノモンハンの夏』（诺门坎之夏），文藝春秋，2001年

尽管著作等身，但用半藤自己的话来说：“我在《文艺春秋》一直干到六十四岁，所以我内心自我定位还是编辑。”而编辑的身份，也确实与他的写作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半藤一利曾说过，司马辽太郎和松本清张是他最欣赏的两位作家。从辈分上来说，司马辽太郎和松本清张算是他的前辈和大前辈。司马辽太郎一直以知名历史小说家形象示人，他最受欢迎的作品除了日本战国题材外，多以日本近现代史为主，例如《坂本龙马》《新选组血风录》《坂上之云》等等。司马对明治时代的浪漫化描写，为面对着战后一片废墟的日本人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一个看似向上的明治时代是对战前黯淡昭和时代的一种反衬，也给了战后日本社会一种复兴的“希望感”。司马辽太郎这类历史小说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有所谓“司马史观”的说法。而松本清张除了社会派推理小说大师的美誉外，也是一位非学院派的历史研究者。在创作数以百计的推理作品之外，他还著有《日本的黑雾》《昭和史发掘》这类介于非虚构和历史调查之间的严肃作品，甚至编有多卷本的《二·二六事件研究资料集》。作为编辑的半藤一利曾长期与两位作家合作共事，他的历史写作也不难看出两者的影响，即试图以近乎小说的叙事技巧来深入浅出地讲述历史。

松本清张编纂的关于“二·二六事件”的资料集（作者藏书）

半藤一利『清張さんと司馬さん』（松本清张与司马辽太郎），文藝春秋，2005年

历史学家秦郁彦对他也有这样的判断：“我们在大学时代就认识，毕业后则成了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对半藤的成就，他则如此评价：“半藤先生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拆解了昭和时代的漫长历史，辅之以与学术研究相通的方式，因此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这背后是严谨的事实调查方法，是深邃宽广的历史观，他是真正的昭和史权威。”调查记者出身的昭和史写作者保阪正康则将其称为“用脚来书写近代史的先驱”：“半藤先生看重实证的研究方法，通过采访那个时代的当事人、翻阅文献了解当时人们的战争感受，用事实来说话。”

尽管从未创作历史小说，但他很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历史情境中相关人物的心态变化，也敢于推测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历史侦探”的技艺。这种特点也让他的研究区别于传统学院派的专业学术研究。尽管如此，半藤一利的研究也绝非天马行空的历史想象，而是建立在大量口述访谈和文献调查的基础之上。战后七十余年里，半藤采访了数以百计的历史人物，从政客、军人一直到文人、社会活动家，积累了数百万字的采访手记。同时，他也是首屈一指的史料挖掘者，执着于各类文献的辨析，并对专业学术界的动态保持着关注。他的创作心得则是：“也许没有小说那么有趣，但你如果好好地去写历史，就会发现历史当然也会是一个个好故事。”

与之相对，另一个可拿来参照的反例则是右翼作家百田尚树的一系列小说和历史随笔。最近几年引人注目的新生代历史学家吴座勇一就曾将百田尚树的《日本国纪》斥为“无视历史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只顾写自己的主张”，但同时他也感叹日本学术界与主流大众之间确实存在极大的隔阂。抽象化的理论提炼与自我封闭的学术评价体系，在客观上导致大众历史认知与学术界最新成果之间愈行愈远，乃至彼此隔绝。此类现象也绝不仅限于日本，在欧美与中国同样存在。以半藤一利为代表的这类历史作家，有意无意间所扮演的恰好是一个“翻译”的角色，即将各类经过严谨考据的结论从“学术语言”转译成“大众语言”。而在学术界，亦有如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加藤阳子这样的一流学者，愿意与他一道推进这类“翻译”工作。

半藤一利/加藤陽子『昭和史裁判』，文藝春秋，2011年

除了善于使用通俗的叙述技巧来呈现历史细节外，相较拘泥于客观中立形式的学者，编辑出身的半藤一利从不回避自己的现实关怀，甚至将之视为写作的主要动力。如果说半藤一利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相当多日本人的历史认知，那么他本人的历史认知则来自于他青少年时代的战争经历。在遭遇东京大轰炸前，半藤一利就从他父亲那儿听到不少与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氛围迥异的言论：“我父亲是一个奇怪的长辈，当时会说‘这场战争会输’‘ 日本会成为四等国家’这类话。”年幼的半藤听了父亲的言论，出了家门也学着这么讲，结果经常被周遭的孩子、大人揍得鼻青脸肿。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半藤却又目睹了滑稽的另一幕：“战争时期那些打过我的人，战后摇身一变就成了‘民主人士’。当年他们已都是成年人，包括学校里的老师。从那以后，我就意识到人真是不可信，尤其是那些爱大声喊口号的人。”

此后的几十年间，无论是作为编辑还是作者，半藤都一直希望探究日本究竟如何沦为军国主义国家并走上近乎毁灭的战争之路，因此他对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蛛丝马迹保持高度警惕，也始终对政治宣传持怀疑态度。2013年，在与著名动画导演宫崎骏的对谈中，半藤曾如此评价近代以来日本为何走上侵略与战争之路：“我常想，日本是一个无险可守的国家。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人就在思考应该如何保卫这个国家。”半藤认为在帝国主义思潮的裹挟下，这种缺乏战略安全感的不安感最终衍生出“进攻是最好防御”的结果。于是，喊着“自卫”口号的日本人开始了一次次对外的侵略战争。

半藤一利/宮崎駿『半藤一利と宮崎駿の腰ぬけ愛国談義』（半藤一利与宫崎骏：怯懦者的爱国之言），文春ジブリ文庫，2013年

2016年，新安保法正式实施，日本正式解禁所谓“集体自卫权”。半藤一利曾在媒体上撰文，将此举与1938年的《国家总动员法》相提并论，并以他标志性的生动笔调讲述了1938年《总动员法》在国会审议时的一则“逸闻”：其间，陆军省负责说明的佐藤贤了中佐曾在众议院上公开呵斥质询的议员，并要求议员统统“闭嘴”。这次“闭嘴”事件日后也被视为军部“暴走”的象征性事件。

1938年3月4日《朝日新闻》对“闭嘴事件”的报道

战后，半藤一利曾采访过佐藤贤了。面对半藤抛来的问题，他依旧在为当年在国会的咆哮辩护。半藤自然也记下了佐藤的说辞：“听着！我们这些肩负着保卫国家的人始终相信，没有强大的准备，就没有和平！没有这种准备的和平只是一种幻觉。你看，总动员法正是这种准备的必要条件。”引用完佐藤这句话后，半藤接着写道：“目前日本政坛关于修改宪法解释、允许集体自卫权的争论，让我莫名地想起佐藤贤了的话。那些‘负责国防’的人似乎总爱强调‘危机四伏’式的论调，想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去打仗的‘正常大国’。集体自卫权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危险，就像《总动员法》会给国家带来的毁灭一样。我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感觉。”

2020年1月12日，几乎一直坚持写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半藤一利被发现倒在东京世田谷区的家中，不幸去世，享年九十岁。当被记者问及对半藤去世的感想时，身为他的同事及好友的保阪正康如此评价道：“半藤先生亲身经历过东京大空袭，但他从前却不爱多谈。他曾说：‘我不想让人以为这是我个人的特殊经历。但自十五年前起，我却开始谈论这个话题，因为经历那个时代的人都快死了……我不希望战争的历史被人遗忘，因为如今已没有更多人会去谈论那场战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