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峰：中国古代航海对世界航海技术的贡献

本文选自李峰新书《历史的变量：海洋视角下的中国历史》。本书内容涵盖从春秋时期到元代的中国航海简史，郑和下西洋，明代中葡、中荷的兵戎试探交锋，明万历年间抗日援朝，明清海禁，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北洋舰队的建设及甲午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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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海历史悠久。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已能用火与石斧“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从而拉开了中华民族利用原始舟筏在海上航行的序幕。1973—1977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浙江河姆渡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期遗址，遗存物中有6支用整块木板制成的木桨，和一具夹炭黑陶质的独木舟模型，经测定是7000年前的遗物。这证明了中国沿海先民当时已经掌握原始的造船技术，而在山东省胶州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有大量的海鱼骨骼和成堆的鱼鳞。经古生物专家鉴定，它们分隶于鳓鱼、棱鱼、黑鲷和蓝点马鲛等3目4科，这些海洋生物被古人食用的遗迹，说明约在4000—5000年以前，中国沿海先民已能猎取在大洋和近海之间洄游的中、上层鱼类作为重要食源。而在记叙公元前11—前6世纪周朝情况的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已多次出现了“海”字，并记载了先民歌咏江河“朝宗于海”的感叹，这说明中华文明远非长期认为的，只是发源于内陆的黄土文明那么简单，作为由许多氏族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18000公里的中国海岸线上，许多中国沿海的先民早就在呼吸着咸腥的海风，搏击着汹涌的海浪，拥抱着蔚蓝的海潮。

中国古代航海史起步很早，它的辉煌依赖于中国古代人民对海洋的无畏探索和由劳动实践推动的航海科学技术的进步。

在公元前3世纪问世的《黄帝内经》中已经提到海洋软体动物乌贼和鲍，公元前1世纪的《神农本草经》记载了马尾藻和羊栖菜，以及近江牡蛎等6种海洋软体动物的形态、产地，食疗性质和利用方法，这说明中华先民对海洋生物已有较深刻的认识。三国时已经出现了由严畯撰写的中国第一篇潮汐专论《潮水论》，仅《汉书·艺文志》记载中国古代海洋气象知识的“海中占验书”就有136卷。留下过“老当益壮”和“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励志豪言的东汉名将马援，在花甲之年出征，率两千多艘楼船讨伐交趾（今越南）两个悍妇叛乱时，在琼州海峡两边刻有“潮信碑”，记叙琼州海峡潮汐情况。而现存北宋吕昌明于1056年编制的“浙江四时潮候图”，比欧洲现存最早的潮汐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13世纪的“伦敦桥涨潮时间表”要早得多。

而在对早期航海至关重要的天文航海方面，中国人更是对世界航海技术做出了极大的，甚至是像指南针这样的决定性的贡献。中国人在战国时期即对二十八星宿和一些恒星进行了定星观测，并把海上航行定位与天文学相结合，利用北极星定向进行航海活动，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磁极定向原理，中华民族的先祖轩辕黄帝在征战中就发明了“指南车”为部队定位指向，战国时期，磁石“司南”已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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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中国人的海上航行还主要以太阳和明亮的北极星为最主要的昼夜导航标志。到秦汉时，中国航海者的导航技术已有了进一步提高，而且开始自觉利用季风航海，并掌握了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的季风规律应用于航海活动。《汉书·艺文志》载：西汉时海上导航的占星书已有《海上星占验》12卷，和《海中五星经杂事》22卷等有关书籍136卷之多，记载内容都是中国航海人员在远航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天文经验和规律，总结了中国领航员在航海中如何对星座、行星等位置进行判定以确认航线的成功经验。

到隋唐时，中国人航海技术日趋成熟，对日本、朝鲜、越南和阿拉伯地区、印度洋地区的贸易航线已十分成熟。中国海船运载大批物资远航至阿拉伯地区经商开市互通有无，这就是与当时西域陆上“丝绸之路”齐名的海上丝绸之路。除用天文导航外，中国先民在对航海十分重要的地文导航和陆地定位技术已有了极大发展。汉时，中国人已能利用“重差法”精确测量海上地形地貌。唐代著名传奇人物李淳风所著《海岛精算》，记载了这种利用矩或表进行两次观测的办法，由此可求得海岛之高度和岛屿与船舶的距离，这对后世航图的测绘及航程的推算具有深远的影响。而西汉时中国人对潮汐的认识，已不仅局限于水面的涨落，找出了潮汐与月球运动的规律。西汉大家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第一次科学地将潮汐成因与月球运动联系起来，反映了中国人对潮汐认识的进步，而且这种非常科学的认识对中国人航海时借海潮流向和起落进出港湾有很大的帮助。

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中国航海家的点点风帆在南海水域和印度洋更是星罗棋布。三国王震的《南州异物志》详细记载了当时航行于南海水域的海船风帆驶风的技术和秘诀：“其四帆不正前向，皆驶邪移，相聚已取风吹，邪张相取风气。”这段话无可争议地证明了当时中国的南海航行者已拥有增减灵活的四帆船，并熟练地掌握了“邪张相取风气”的打偏驶风技术，而航行更远的印度洋航线的中国帆船已有七面帆，对风能利用更充分。

隋唐五代时期航海技术趋于成熟，人们已能熟练运用季风航行，天文、地理导航水平都有明显提高，对潮汐也能进一步正确解释。

唐代，中国航海家已能熟练利用信风航行。如高僧义净正是借着对南海季风、北印度洋及孟加拉湾的季风和洋流规律的认识和利用，而乘船到达东南亚室利佛逝国而还归中国的。唐代对海洋气象有了进一步认识，已能利用赤云、晕虹等来预测台风，而且唐代领航员已掌握利用北极星的高度而进行定位导航。

与天文定位术一样，隋唐地文导航技术也有一定提高。“广州通海夷道”中对航海方向、距离、时间记载已相对具体，对某些地区的地理位置或地形特征已有明确的定位描述，并且对远洋航行中的人工航标也有记录。特别是随着数学的进步，航海家已经能在勾股定理相似关系的原理基础上，运用两次观测计算的“重差法”来测量陆标，大大提高了海岸测量术的水平。

在《海涛志》中，作者窦叔蒙深入研究了潮汐运动与月亮运动的同步规律，对潮汐运动中的形成原因、大小潮出现的时间、计算方式、潮汐循环的周期等做了详细的论述。而稍后的封演，也对一月之中潮汐逐日推移的规律做了非常清晰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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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航海技术的提高，最突出的是指南针的广泛应用。

宋以前的航海指引，一般是凭天象、天体识别方向，夜以星星指路，日倚太阳辨向。至北宋时期，航海技术开始了重大的突破，已能利用指南针航行。而指南针的应用，在南宋时期发展成罗盘形结构，随着精确度不断提高，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对世界文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两宋时期，有关海图的记述已十分明确，如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汉奸刘豫献于金主亶的海道图等，都说明了当时海图的发展。海上交通航线的发展，为海道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随着技术的进步，两宋时中国对外海上贸易极其活跃，宋代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时期，朝廷对于海上贸易活动十分开明，宋时的重商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甚至专门为此设立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这也是代表朝廷从事官办贸易的经营机构。专门用于停泊贡使船的泉州港也发展成了帆樯如林，名震世界的当时全球第一大商港，而且泉州港这个世界第一保持了好几百年，正是由于积极开展海上贸易活动，尽取海洋之利，两宋时期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富庶的朝代之一，所以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两宋文官为什么总是愿意与北方强敌讲和，宁愿屈辱地称臣纳贡也不想打仗，因为给北方纳贡的那点财物损失，通过海上商贸利润补充实在太容易，而冒险打仗损失却要大得多。

元代指南针已成为海舶必备的航海工具。元代航海中，把指南针许多针位点联结起来，以标明航线，称为针路。指南针应用的技术进一步提高。以天干、地支和四卦作为航海罗盘上编排的航路方位，这样，海船航行更能精确地确定航向，把握航线。

元朝海上交通，已能熟悉地掌握与利用季风规律。元朝航海家在长期的海上交通实践中，总结经验，编成有关潮汛、风信、气象的口诀。而有关的口诀据称“屡验皆应”，说明了元朝对海洋气象变化规律，已有非常正确的认识与掌握。

正是因为对航海技术的高度自信，所以马可·波罗记载，元朝公主阔阔真外嫁波斯，忽必烈亲令“命备船十三艘，每艘具四桅，可张十二帆”，并派马可·波罗从泉州启航护送阔阔真公主至波斯成婚，元朝皇帝外嫁爱女竟不走由元朝和各大汗国彻底控制的、绝对安全的陆路，而是踏波履涛、横穿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然后进霍尔木兹海峡在波斯湾上陆，行程几千海里，元代航海技术之发达，航线之熟练，远洋航行之自信可见一斑。元末的海洋贸易之发达从中国最有名的巨富沈万山的故事就能管中窥豹，为了讨朱元璋的好，沈万三提出为明军出资包修都城南京城墙，结果惹下大祸，几被疑心极强的朱元璋灭族，这个故事在江南可谓家喻户晓，而这位巨富豪商的财富就主要来自对南洋和印度洋的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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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终于大成，过去指南针的运用，主要是单针与缝针之法。但明人《顺风相送》中已经有“定三针方法”“定四针方法”。几个指南针一齐运用于确定航向，还有计量单位，确定航程。在明代已经以“更”作为计量单位运用于航海之中。明清时期1更约为60里计。这也是明代航海技术发展的一个标志。它与指南针结合，可以推算船位航速，令航行路线方向更为精确。明代“针”“更”结合的航海方法已十分普遍，反映了明代航海技术所具有的世界先进性。这时，西方航海还只能靠观测恒星进行天文导航，一遇阴雨天就无法判断方位，远航大洋极易出事。

明人在航海图绘制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虽然宋元时期已有航海图样问世，但只是以沿海为主，明代航海图的绘制已有很大的进步，具有很高的水平，海外远洋地区也有掌握，明人茅元仪所辑《武备志》卷所载的《郑和航海图》。该图自南京绘图，一直至东非沿岸，航图遍及广大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海岸地区，记载了500多个地名，并绘有针路，各处星位高低。航行途中的山峰、岛屿、浅滩、礁岩、险狭用的海图，显示了明人对掌握航路地形水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认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张海图是世界上最早、最精确、最完整的洲际导航图。郑和的海洋调查活动，比历史记载最早的著名的英国“挑战者”号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郑和航海图》不仅是世界航海测绘史上的一大创举，而且是郑和航海从经验航行过渡到综合导航和定量航海的真实记载，是研究郑和及世界航海史极为珍贵的史料。

明代已利用熟练的牵星术来确定船舶的航行位置。名震世界航海史的中国牵星术，是当时一种利用天文状况进行船舶测位的先进航海技术，这种技术在世界海洋史上的大名叫作“过洋牵星”，是中国人发明的专门用作航海远航的非常成熟先进的可靠技术。《郑和航海图》中就附有《过洋牵星图》，专门记录如何在印度洋地区牵星航海。

而明人对信风的利用更是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明人费信《星槎胜览·占城图》中云：“十二月，福建五虎门开洋，张十二帆，顺风十昼夜至占城图。”又明人马欢《瀛涯胜览·满喇加》中谓南洋归航：“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这表明，明人已经把季风规律当成了重要的航海资源并熟练利用。

明人对海上风云气候、海流潮汐的变化规律也十分熟悉。《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中就记载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气象记录和歌诀，说明了明人对航海天象的认识与重视，如《顺风相送》中“逐月恶风法”“定潮水消长时候”“论四季电歌”“四方电侯歌”等。甚至精确到按农历月日，逐期对海洋气象的风雨规律做了详尽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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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峰，历史纪实作品畅销作家，湖北省作协会员，居住武汉。在文史及军事领域研究颇有造诣。出版有《决战朝鲜》《中国海魂》《空中骑兵营》《出巢狐狸》《决战长空》等书。

现代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