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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想真能事成，只要人数够多：两汉之际“人心思汉”助刘秀

2021-02-07 13:1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文史君浩然文史收录于话题#汉朝历史45#中国古代史176

众所周知，东汉是西汉宗室刘秀（汉高帝刘邦九世孙，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支系后裔）。他利用王莽新朝统治无术，官逼民反之机，参与绿林农民起义军，逐渐发展壮大。通过艰辛斗争，正确策略，最终脱颖而出，荡平群雄，统一全国，国号为“汉”，史称东汉、后汉。因刘秀去世后，谥曰“光武”，故后世也将其创业过程，誉为“光武中兴”。

光武帝刘秀画像

刘秀之所以能以太学生的身份，年轻时的最高人生理想，也不过是“做官当为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而一跃成为开国皇帝，可并非是获得什么“锦鲤”！更多的是奋斗和努力！他创业成功的因素，除我们上面所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正确的策略运用等外，还有一条因素，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即两汉之际勃兴的“人心思汉”社会思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秀的成功，也是“时势造英雄”的典型体现。

一、两汉之际农民起义及豪强武装割据混战

西汉后期，各种矛盾异常尖锐，统治者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王莽以“禅让”的和平方式，夺取皇位，建立新朝，实行改制，符合社会各阶层希冀缓解、消弭各种矛盾的根本利益，因而，汉、新政权的更替，除汉朝宗室和少数臣僚零星武装反抗外，其他社会阶层比较稳定，或者说在刘、王二氏政权争夺战中，基本持中立、观望态度：“是以即真（指王莽称帝）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王莽在精英阶层，甚至拥有极高的声望。

随着王莽改制若干政策，尤其是与强宗豪姓争夺经济利益的限制土地兼并、五均六筦政策的推行，不可避免的触及、侵犯了强宗豪族的既得利益，从而将其推到了新朝的对立面。新朝天凤、地皇年间（14年—23年），大姓（以人数众多、组织严密、控制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为特征的宗族组织为依托）起兵次数逐渐增多，在相应历史阶段中，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略具优势。

地皇年间，由于王新政权内政、外交政策陷入窘境，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各阶层纷纷起义。

公元23年，刘玄汉政权（史亦称更始政权）攻占长安，推翻新朝。或许对刘玄政权正统性的承认，更始政权期间，史书中基本不再有刘氏宗室、士族起兵的记载。然而，大姓势力没有偃旗息鼓，反有增强之势。据粗略统计，仅在史书中有记载者，就达22人次，远超王莽新朝时期总和。这或与更始政权统治不力，为地方强宗豪族提供了权力真空因素有关。

两汉之交各阶层起义情况统计

由于更始政权旋即为赤眉军灭亡，源于对皇权的觊觎，各割据势力掀起新一轮的逐鹿混战。当时较大的割据势力，主要有东方刘永、张步、董宪集团，北方王郎、彭宠集团，西北卢芳、窦融、梁统、隗嚣集团，南方李宪、秦丰、田戎集团，西南公孙述集团等。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攻伐混战。

二、各割据集团“拥汉”形式各异

令人奇异的是，当时若干农民武装，如绿林军、赤眉军等，其真实或名义上的领导权，掌握在刘氏宗室手中。若干官吏、大姓控制武装集团，也通过或拥立西汉宗室，或尊崇西汉皇室的方式，以为号召。“方今雄桀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其主要形式有：

（一）拥立西汉废帝或宗室

新朝末年势力最大的农民起义武装绿林军，其领袖王匡、王凤等，“众虽多而无所统一，诸将遂共议立更始（刘玄）为天子。”当时各地豪杰纷纷响应：“更始立，豪杰各起其县以应汉。”

刘玄剧照

另外一支势力强大的农民起义武装赤眉军，其领袖樊崇、徐宣等“以困穷为冠，无攻城徇地之计”。樊崇等“闻汉室复兴，即留其兵，自将渠帅二十余人，随使者至洛阳降更始”。后因双方矛盾激化，樊崇等“亡归其营”。方阳劝樊崇等“立宗室，挟义诛伐”。樊崇等通过占卜，选立牧猪的刘盆子为帝。

更始三年，方望等起兵时，拥立西汉末代皇帝孺子刘婴为天子。其理由是“前定安公（刘）婴，平帝之嗣，虽王莽篡夺，而尝为汉主。今皆云刘氏真人，当更受命”。

（二）诈称刘氏皇室后裔

属于此种类型的割据集团领袖，主要有王朗、卢芳。

王郎，一名王昌，赵国邯郸人。他本是卜相者，与赵国王子刘林亲善。王郎诈称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刘林等因赤眉军将至，“立刘子舆以观众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王郎称帝，“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

卢芳，安定三水（今宁夏同心）人。王莽时，“天下咸思汉德，芳由是诈自称武帝曾孙刘文伯。……常以是言诳惑安定间。”更始政权覆灭后，三水豪杰“以芳刘氏子孙，宜承宗庙”，拥立他为上将军、西平王。

（三）以受汉使命为号召

属于此种类型的割据集团领袖，主要有隗嚣、公孙述。

隗嚣被众人推举为上将军后，他聘请方望为军师。方望劝他说：“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虽欲以汉为名，其实无所受命，将何以见信于众？宜急立高庙，称臣奉祠。”嚣从其言，建庙祀高祖、太宗（汉文帝庙号）、世宗（汉武帝庙号）。嚣等盟誓曰：“凡我同盟，允承天道，兴辅刘宗。如怀奸虑，明神殛之。”更始败，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

割据今四川的公孙述起兵时，对县中豪桀说：“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使人诈冒汉朝使者，“诏命”公孙述为辅汉将军﹑蜀郡太守、益州牧。

文史君说

为何“人心思汉”思潮会在两汉之际勃兴？范晔曾有精辟论述：“夫能得众心，则百世不忘矣。观更始之际，刘氏之遗恩余烈，英雄岂能抗之哉！然则知高祖、孝文之宽仁，结于人心深矣。刘氏之再受命，盖以此乎！”

我们认为，范晔的论述是准确的。西汉元、成、哀、平时期，虽较文、景、武、宣时期，国势日弱；但从总体上来说，社会处于相对平稳状态。政权的更嬗，主要采取较为平和的“禅让”，而非战乱方式，因而，没有对社会大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破坏：“王氏擅朝，因号窃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汉、新政权的兴替，在社会上也未引起巨大反响。恰如吕思勉所说：“人民之于刘于王，无适无莫。”

王莽推行改制，本在缓解、消弭西汉末期各种矛盾。却因举措失宜，加之天灾人祸，终使天下大乱。

乱世中的颠沛流离，自然会引起民众对以往虽不是家富人足，但也不乏安宁晏如、大小平安生活的温馨回忆，对以往生活的虚幻、美化，自然会将以往曾遭受的种种辛酸、痛苦暂时抛诸脑后，而将现实中的痛苦无形夸大。“人心思汉”思潮，也因此而拥有巨大的社会群众基础。诸割据集团因势利导，同时借此寻求天命、正统支持，招徕民众，故“咸称刘氏，不谋同辞”。这一思潮，给以“高帝九世孙”为号召的刘秀来说，也是一笔不菲的舆论资源。为“光武中兴”伟业的实现，无疑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东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3.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4.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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