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水长流 大朗不朽 ——高僧大朗创建大堰奇事

“治蜀先治水”，是巴蜀历史的悠久传统。以都江堰而言，历代曾主持创建、修复、重建、扩建的人士，自李冰而下，见之于文献记载、堪称为民造福一方的治水功臣者，就有五六十位。他们率皆官员。因为，凡稍大的水利工程，都得调用大量人力、物力，而且要有相当的技术力量，这就非手握一定的权力不可。

但却有一个例外，清代初年，一位遁入空门、皈依佛祖、诵经修行的袈裟师父，无权无钱亦无人，而竟然创造了一大治水奇迹。他就是高僧大朗。

明末举人 驻锡双流

清乾隆朝双流籍大儒、人称“川西夫子”刘沅（1767—1855）写了一篇《大朗堰记》，开头就说：“明季不纲，忠良解体，迄于流寇纷作，贤人君子往往遁迹于荒，至（清代）国初百隐居方外，四海之遥，盖不胜屈指矣。”这是点明时代背景，大朗是被天下大变局裹挟着而隐于佛门的众多“贤人君子”之一。

大朗和尚（1615－1685），俗名杨今玺，渝州（重庆）人，明崇祯朝举人。明亡后，到阆中天峰寺削发为僧，属禅宗临济一脉的祖师级人物、大书法家破山海明的再传弟子，先后驻锡什邡慧堂、梁山双桂堂、大邑兴化寺、眉州清池寺、成都圆通寺；清顺治年间移驻双流三圣寺。

三圣寺位于双流县城西15公里，始建于明洪武初年。明末清初，全蜀兵燹糜沸，寺庙都遭焚毁，唯独三圣寺庙宇，倖得存留完好。据文献记载，大朗和尚“持律甚坚，能感人”；“大朗德行，夙为当道所钦”。由于德高道深，声名隆著，当时成都周围一些有头衔而无实职、无公可办（因时局未靖、政制尚虚）的官场人士如“元戎陈相亭、新律令”等，都 喜欢与大朗交往，常到三圣寺拜访，品茶谈禅。

不忘济世 思谋开渠

大朗虽然隐身空门，却未超然物外，内心仍关注世间风雷、民间疾苦。大邑兴化寺，他曾题诗：“兴化一片清凉地，安居不上钓鱼台。坐观偶得风雷至，队队金鳞 跃来。”在三圣寺，有位县官友人索诗，他题赠道：“治国安民事，空空执两端。不作违心举，休求冤债钱。眼前皆赤子，头上是青天。”刘沅《记》中就此评说：“盖其䚽迹于风尘之表，而未尝忘济世安民。”

大朗居三圣寺，常行村野，遍观形势，熟视民情。他看到：都江堰外江金马河在双流县境派公两大干渠杨柳江、清水江，而在杨柳江之南、金马河之东，有一条上自温江、中经双流、下达新津的长达百余里的水利空隙地带，共有高田数万顷，因田高水低，不能得到都江堰的灌溉。他亲见经受多年战乱外逃，此时刚回家园不久的农民，又遭“苦旱”，作物颗粒无收而挨饿挣扎的惨状，内心十分同情（悯之），誓愿大发慈悲，普照渡众生，要设法助这一方百姓摆脱困境进入福地。

首先，他要寻找到能够抬高水头引来水源可以灌溉这一带高田的一处适宜地点。经过反复跋涉踏勘，他选定：在上游温江县刘家壕地方开渠引金马河水，进入双流地界西凤桥，是一条可行的路子。

高僧大朗的心底铮铮有声：“欲导渠以利民！”

大朗是懂得水利工程测算的，他当然明白，自己开渠设想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而且涉及到温、双、新三县。他曾希望，由官方来主办。当时，常到三圣寺走动的就有几位地方官，大朗趁晤谈之机，几次试探着提出“如果开条新渠”的话，但听者皆无动于衷，无人回应。

这其实并不可怪，大朗也有预料：“欲导渠以利民，而虑其（地方官员）弗应也。”原来，顺治年间，四川历经极其频繁酷烈的长期战乱，大部分地方已成无人世界，此时的成都平原虽由清军初步平定，仍处于“生民百万同时尽”、“四处廓落农人稀”的荒凉境地；而在川东，南明流亡小朝廷的军队仍与清军激战。四川的临时省会还设于川北保宁（阆中），顺治十七年（1660）即大朗堰开工当年，清廷任命的四川巡抚佟凤彩才奉命进入成都，开辟荒榛茂草、清除颓垣瓦砾，重建府城。直到康熙四年（1665），原驻保宁的四川省政权机构才全部迁至成都。

试想，处于如此情势下的温、双、新的官员们，自身尚且托身无所、薪俸无着，哪有心思考虑开渠治水这等大事难事呢？

行乞三县 给图募化

既然官府不理，大朗决定自主行动，“乃托缽为行乞僧”，走出庙门，到双流、温江、新津的村落百姓中去。所谓“行乞”，不是为己乞食，而是踏踏实实为开渠工程做筹备工作。就是在奔走中同时做两项大事：

一项是实地进行工程测量设计。通过踏勘地形水势，测定渠系线路，选定堰闸布址，绘制工程草图，广泛征求意见，具体论证可行性。这是工程技术准备。

另一项是，更为艰巨复杂的工作，即通过募化，劝导群众自愿乐于支持和参与开渠筑堰。大朗把“开渠利民”的旗号公开打出去，沿村挨户宣讲，启发群众认识到这项事业对抗旱增产保收，改变贫穷命运、脱离苦海的重要性，激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结善缘，共发善愿，齐襄善举。在思想动员基础上，引向具体行动，解决开渠所必需具备的物质条件：劳动力、征地、资金。

他的行乞募化的方式，堪称非凡：托缽登门，宣扬开渠，乞求施舍，但却“与之金不受，与之食不受，唯求署名于‘乐施’之册”——不收钱，不受米，只请施主在‘乐施册’上签个大名。（其含意是：愿意为开渠善举提供施舍、赞助，其方式可以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地出地。到时再定。）

这在当时那种仅凭个人兴大事、工程启动、实施的条件异常困难的情形下，真是一种大智慧的处置办法：开渠施工，沿线将达百余里，只有到具体地段、具体时间，再来相机召集劳力、收取资金和解决征在问题，才是最简捷的办法。——当然，前提是大朗的威望和众施主的信誉。

大朗的行乞劝募，进行了几年，行程范围遍及三县，方圆达数百里，“不避风雨乞募”。大朗师父为民修堰造福一方的苦行僧形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化缘方法，感动了各地乡民；再加以当时整个都江堰灌区因战乱年久失修、濒于废弃、成都一带回归遗民苦于干旱煎熬、普遍渴望兴修水利的舆论氛围影响，在大朗募化之处，涌现了一批积极赞助者、热情宣传者、捐资带头者。

说服官府 突破难题

经过几年的艰苦筹备，大朗感到动工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在顺治十七年（1660）邀请温江、新双两县的县官到三圣寺，向他们报告自己准备开筑大堰的计划，请求支持。（民国《新繁县志·大朗传》有段对话，颇传神，在此照引原文，略加注。）县官们的反应是：“初则欣然，既则愕然，皆曰：师愿大，难予更始何！”（“师父的愿望虽好，但是太大了，我们难以帮你除旧布新开创这番大业啊！”）大朗则笑嘻嘻地说：“诸君勿忧，予已语民，民已从矣。但须两贤侯作主张尔！”（“各位不必过虑，我已遍告百姓，他们都愿干啊，只是须请二位贤父母官出面作主张呀！”）说着，大朗出示《乐施册》，县官们看了那么多民众签名乐助，大为钦佩，深受鼓舞，于是各自运用行政号召力、组织力，集合、调配民工，按照大朗的设计方案，开工筑堰持挖渠，并负责协助收集捐款、征用土地，监督施工质量。据记载，当时开工现场气壮山河：“集众导川，荷锸成云！”（有组织的手执铁锹、锄头开河的民工队伍，如风起云涌！）

施工过程中，长达一百余里的渠线经行处，许多段落需通过民户的私有土地。“募地开沟”是大朗最艰难的使命。（按：那时征地极其不容易，据史料，即使县官想要用一块地建水闸、粮仓，也要自捐俸银购买。）县官上门通告，户主不服，翻出《乐施册》指着“其署之名以质（做凭据），咸俯首无辞（都无话可说）”。

当然也遇到个另特殊难关（即今所谓“钉子户”一类）。如：双流县境内杨柳河西要新开一条支渠沙紫堰，大朗事先观测，其水脉在上游温江县留稼濠宋、杜二姓的林陌间，渠道只有经此处才能保证水量充足不竭，但经试探，“势不可以利购”，户主放出话来，即使用重金了不卖。大朗怎么办呢？“乃积岁月，乞募于其主”（长时期登门反复劝导乞求），甚至“坐卧其门，数日而不去”，“主者不得已而从之”。一旦得到主者的允诺，“既得请，刻日施畚锸（迅即上施工队开挖），导渠三里许，浃昼夜堰工成，疑有神助。”

大堰告成 时代奇迹

经过岁月施工 ，大堰工程胜利告竣。（无法查到年月的记载）自温江县金马河西岸刘家濠蒙家埂（黎筏子）左岸（今永安场上游二里）拦引金马河水，干渠穿过杨柳河与金马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开支渠20余条，自流灌溉温江、双流、新津三县农田六万八千余亩。从此“温、新上下百余里，高地数万顷，资灌溉之利，虽旱不竭，悉为沃野矣！”“此皆大朗功也！”

后人感念大朗功德，因名其津曰大朗堰，又称大朗河、大朗溪、大朗江。

大朗堰，至今仍为都江堰金马河一大分水干渠，如此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是怎样的呢？

先看当时的地方政权状况。顺治在位十八年间，因四川战乱不休，给温、双、新三县授任过知县。直到康熙元年（1662），朝廷才实授双流第一任知县袁景先；康熙三年，任命萧永芃为温江知县。据当时人说:“邑尊（县令）初来署，无公费，民间轮流供薪米。”袁景先借住三圣寺为临时衙门处理公务。另有记载，康熙三年，新津县“人民稀少，男妇出耕，送幼孩于县署，官为视养之，至夜引回。谷熟，民奉薪米与官同飨。”县令成了托儿所长。如此荒残年景，循古例，官府皆以休息无为是奉，以大兴工役为忌。大朗开渠工程，很难得到地方政权强有力的支持。

再看当时劳动力状况。大朗堰开工后的翌年，即顺治十八年（1661），四川公布人口仅8万余人。另据记载：顺治十六年（1659）温江县“清查户口，尚仅三十二户，男三十一丁，女三十二口。”康熙六年（1667），双流与新津二县正式合并时，双流县共有2489户；新津县2411户，人丁2597口。就算三县总动员，每户出民工1个，民工总数亦不过5000人，而干渠部长100余里，还有许多友渠和附属建筑如分水堰闸等，工程量是非常浩大的，民工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另据记载，大朗堰开工的头一年（顺治十六年），四川巡抚高民瞻着手整治久已失修的都江堰，檄市民工，但“各县夫役不至”，唯有温江县令萧永芃“恐延误”，率领衙役并捐俸到山区雇佣“番夫”，才凑齐180名。可见当时调集劳动力上水利工地是何等困难。

但是，大朗堰兴建工程于顺治十七年启动时，其景象则是：“集众导川，荷锸成云！”这是何等强烈的对照。

而且，大朗堰建成后，上十百余里，溉田数万顷，“虽旱不竭”，可见其布局设计之精、施工质量之高。

可以说，大朗堰，是由一位特殊人物，在特殊年代，以特殊方式，募捐建成的一项特殊工程。

说到这，还得提到一位人物：袁景先。江苏江都县人，明崇祯举人，授“指挥”职，明亡后滞留成都双流。据刘沅《大朗堰记》：“大朗之为此役（集众导川）也，当顺治庚子（1660年），其时倂双（流）归新（津），新津宰袁公（景先）尤与之善，故得竟成厥功。”据查多条资料考证，袁景先于康熙元年任双流知县兼署新津知县，至康熙四年解职，这段时间正当大朗堰施工紧张及配套收尾阶段，他有两县实职，握有实权，而且以三圣寺为临时衙门，与大朗朝夕相处，互相友善，配合默契，确是一位给力支持大朗堰工程的主要官员，功不可没。

江水长流 大朗不朽

大朗和尚先儒后释，舍身沙门，一心湛寂，却并未万缘放下，无所挂碍，而是身虽出世而心犹入世，系念人生疾苦，思欲造福万民。这就是大儒刘沅所称颂的“托迹于风尘之表而未尝忘济世安民”。“济世爱民”，就是大朗从平生所学儒释经典中融通而凝成的人生大愿、价值追求，体现在行动中，有一大一小两件最为温、双、新百姓乐于传诵的故事：一件大事就是“一缽托出百里河”；一件小事不是“金花桥头施草鞋”，说的是：大朗曾在双流城东十里金花桥侧边结草庵，每日织草鞋六双，挂于门口，旁边贴一张自写的偈语：“贫衲（僧）别无相助，草鞋无价任君穿。”坚持了三年。能做小事济世，到时候就能办大事济世。

杨柳江之南、金马河之东那一片百里隙地，两旁都享有都江堰水的灌溉之利，唯独这万顷高田却是“水利死角”，这个事实已存在两千多年了，其间有多少官员莅临，为何却要等到一位两手空空的僧人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位师父一无所有，却有三样常人所无的宝物：大仁、大勇、大智。因有大仁，对农人们所受“苦旱”煎熬的痛楚才会有感同身受，才能下决心踏遍山野寻找高头水源，风雨无阻沿门募化；因有大勇，才会明知困难重重而一往无前，官员们不表态也毫不气馁；因有大智，才会权衡开渠工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才能懂地理、知人心、识水性，懂得为百姓造福须靠百姓自力实现，才能规划出百里长渠始终水往低处流顺畅无阻。总之，大朗一身具有理想家、实干家、组织家、水利专家的品格，他的成功，绝非侥幸，而是“有由来矣”。

大朗堰建成后约130年，即乾隆末年，大儒刘沅站在长堤上，眺望着蜿蜒于绿野中的百里大堰，怀念其创建者，发出一声呼喊：“江水长存，大朗其或朽乎哉！”（“江水长流，大朗岂会朽灭！”）

大朗建堰竣工后，功成不居，即离三圣寺，到新繁县龙藏寺隐居，于1685年坐化，享年71.又将近200年后，光绪四年（1878），温江、双流、新津三邑绅民，感念大朗功德，深恐年代久远后人淡忘，特在双流兴建祭祀大朗的专祠；并由双流知县周北庆、温江举人李汉南、新津候选知州刘德树，联名呈文四川总督丁宝桢：“国初蜀初平，双流、温江间贫窭苦旱，寺僧大朗丐资筑大堰以溉两邑田，迄今二百余年，厥功甚伟。去年天时亢旱，他处多歉收，独大朗堰所灌溉者一律丰收。民工既食其利，而益念其功。”请予转奏朝廷，要求封赠。丁督转奏，敕封大朗和尚为紫阳真人；后又加封静惠禅师。大朗第八代徒裔（蜀中著名诗僧、书法家），刻碑记、诗文于祠堂，永志纪念。(吴厚荣）

资料主要来源：民国版双流、新繁、新津、温江县志；1993版《都江堰志》

原标题：《江水长流 大朗不朽 ——高僧大朗创建大堰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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