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朴清质，意态洒脱——汪士慎及其隶书风格的形成

“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其诗文、茶道、书法、为人处世等皆为人所称道。其隶书古朴清质之貌，是文人风骨的展现，亦如其孤洁、清淡的品性，是他人所不能及的。虽然，汪士慎与当时大多数取法汉碑、攻习隶书者一样，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但汪氏在汉碑的浸润之下，其隶书气格可谓高古浑穆，颇具古意。同时又因为他于汉碑的斑驳中寻找心灵的落脚点，追求清劲雍博的书法风格，其作品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韵致。《书与画》杂志2020年第10期推出了《扬州八怪的书画艺术》专辑，本文为其中选刊。

一、汪士慎的生平、交游

(一) 汪士慎生平

汪士慎(1686—约1762)，字仅诚，又字近人，号勤斋，别号巢林、溪东外史、天都寄客等，“扬州八怪之一”。其诗文、茶道、书法、为人处世等皆为人所称道。有关其原籍何处，学界至今未有定论，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如方毅、刘范猷认定其原籍为安徽歙县，而郑昶、俞健华等学者则认为其为安徽休宁人氏。此外，孙濌公《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在列举歙县、休宁县两说之外，又举出“浙人”一说。在此，笔者从第一种说法，认为汪士慎康熙二十五年(1686)生于徽州府歙县布政乡成果里，即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城关区富堨乡富溪村。

徽州地区自古儒学之风盛行，乃“程朱桑梓之邦”，“士习蒸蒸礼让，讲学不辍，诵说诗书，比户声明文物，盖东南屈指焉”，而歙县作为徽州文化之中心，教育事业尤为发达，除了设立府学、县学外，还于各乡设立社学、塾学。汪士慎生于当地大族，自小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下，耳濡目绕，饱读诗书，打下了深厚的儒学基础。此外，其兴趣也相当广泛，琴棋书画、金石印章，无一不擅。汪士慎年少时醉心于艺，后在其父的告诫下，专心读书求仕，奈何时运不济，屡试不第，其志也本不在此，遂决定捐弃功名，潜心书画，欲以丹青名世。

清康、雍、乾时期，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逐渐繁荣。作为当时南北东西水陆交汇的大码头，两淮转运使的驻所所在，扬州也伴随着盐业和漕运的发展，繁荣富庶，再现繁华局面。在这样经济繁荣的地区，人们对于文化艺术的需求与日俱增，商贾在刊刻书籍、书画鉴藏等文化方面的投入亦愈加丰厚，这无疑激励了艺术的发展，扬州成为江南地区文化、艺术交流互动的中心。

清 汪士慎 诗画合璧(局部)

早年，汪士慎常与友人周游扬州地区。寓居扬州期间，汪氏与友人吟咏诗文，交流书画，游历广陵古迹。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一场变故的打击之下，汪氏决定与故乡诀别，迁居扬州，并以鬻画、鬻书为生计。汪士慎自雍正元年(1723)携家带口来到扬州后，最初的十来年间客居于同乡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二人的小玲珑山馆。其间马氏兄弟为他提供物质上的帮助，营造了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汪氏得以能潜心书画，迎来了书画创作的鼎盛期。这种寄客生涯一直持续到乾隆二年(1737)，稍有宽裕的汪氏终于不必再寄人篱下，于扬州旧城北购置了一处旧屋，并为居室题款斋号，此时汪士慎已五十二岁，年逾知命。自此汪氏不必再疲于应酬，一心求艺，以鬻画为生，虽生活较以往为清贫，但少了世事的纷扰喧嚣，汪氏的艺术世界更为自由、通达。乾隆三年(1738)汪士慎在游历山水、拜访旧友的途中因旅途劳累，罹患眼疾，遂返扬静养。不久，目疾发展到“目瞖不分云水白，山光都作有无看”的程度，至次年(1739)九月，左眼视力完全丧失以致失明。然汪氏虽一目已盲，依旧沉湎于翰墨，不辍苦吟。晚年，汪士慎不幸双目俱瞽，以鬻画为生计的他生活更为清苦，而其心境则更为澄明。闲暇时，汪氏常坐于书斋之中，静听蝉鸣，“即使不能作画，也仍手书诗篇，将多年悲苦寄于笔墨纸间”。

乾隆二十四年(1759)，汪士慎在扬州旧居与世长辞。

清 汪士慎《春风三友图》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二) 汪士慎交友

正如汪士慎自作诗《岁暮自嘲》中写道:“莫道称高蹈，孤清性所耽。”其性情恬淡豁达，一生恪守清贫，不随浮尘世俗。他倾才情、心智于艺术，所绘梅花苍秀兼具、超凡脱俗，傲然横斜于霜天雪地之间，完全是汪氏其心迹的外化，亦是其文人风骨的真实写照。

汪氏性情虽清高孤傲，但待人诚笃，与知交、挚友的交游十分亲密，与同被誉为“扬州八怪”的好友均有频繁交往。“他们或结伴荡舟于湖上，或挑灯共度于寺中，或冒着料峭春寒一同踏雪寻梅，或者参与和修禊韵一道对酒吟诗。而更多的则是在一起作画品画，研讨艺术，题文作跋，畅抒心扉。”除此之外，和他交往较为密切的，还有管希宁、姚世钰、陈章、厉樊榭、丁敬及马曰琯兄弟等。

汪士慎与高翔

高翔与汪士慎二人，可谓是莫逆之交，彼此的志趣、理想相一致，交游也最为密切，“在扬州，同游保障河(即瘦西湖)，共探隋宫故址，维舟铁佛寺，晚饮于虹桥”，时相过从，闲谈啜茗，以观云物。乾隆七年(1742)，二人乘舟同游蟒导河而归，高翔特绘《蟒导河图》并题诗，汪氏于其后赋以诗云:“聒耳惊湍蟒导河，河边古庙祀仙娥。离城卅里忽来到，有慰闲官赋挽歌。茱萸湾里寒潮长，扬子江头落日斜。白鸟烟沙归画轴，萧萧篱落是官衙。”汪、高二人一生布衣，境遇相近，品性、趣味有着共通之处，相交甚笃，常常互赠诗画。乾隆二年(1737)，高氏五十岁时，汪士慎赋诗两首相赠，其“相交相爱垂垂老，朝夕过从风雨中”之句感情真挚，汪、高二人相知相慰从中可见一斑。高翔曾为嗜茶的汪士慎作《煎茶图》，绘汪氏小像，题写像赞，亦足以见其二人之情谊。

清 汪士慎 隶书咏牵牛花诗轴

汪士慎与金农

金农为汪氏之诗文挚友，两人常在一起品茗、论艺，诗文唱和。金农好藏砚，尝自为铭词，请汪氏手镌，名“写经砚”，甚宝之。曾同游“康山草堂”，金农作《忆康山旧游》以寄怀汪氏及诸友人。乾隆二年(1737)，汪士慎乔迁新居，金农作诗以祝。汪氏晚年双目俱瞽，贫困潦倒之时，金农作诗、作画赠予汪氏相慰，而当金农病卧萧寺时，汪氏亦自携书作相赠，二人真挚之情，诚笃如是。

汪士慎与丁敬

丁敬与汪氏之交起于金农的引见。金农居杭州时，与丁敬为邻，二人为知交，常聚一起探讨金石、书画，而汪氏同样嗜好金石文字，善治印，亦为同道，金氏遂引见二人，丁、汪一见如故，从此为挚交。

此外，汪士慎与厉鹗、管希宁、陈章及马曰琯、曰璐兄弟等人，也是往来颇密，在此不再赘述。

清 汪士慎 幼孚斋中试泾县茶诗

清 汪士慎 庄节先生过天衣寺诗

二、清前中期隶书发展概况

明人尚清谈、学风空疏。清初，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和斗争促使学术风气发生转变，训诂考据之学在当时应运而生。学者转入对儒家典籍的辑佚和校勘，并借金石文字以证经订史，寻访、摹拓碑刻以及互相交换馈赠碑刻拓片随之蔚然成风。新近搜访到的金石、碑版，通过文人间的密切往来很快便为书家所了解并加以借鉴学习。受此影响，隶书发展至清初，开始由式微走向复兴。

(一) 郑簠的隶书实践

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江苏南京)人。以行医为业，并善书，尤以隶书著称于世，其学汉碑数十年，倾力寻访搜集。

据郑氏自述，其最初学隶，也是由时人宋珏入手，学其书二十年。在经年日久寻访、摹拓汉唐碑碣之后，郑簠逐渐意识到所学“日就支离，去古渐远”，遂溯流穷源，直取汉法，沉酣其中三十余年，“遍摹汉、唐碑碣”。遂开辟习隶书者直接取法汉碑的新风气，一改元、明书家从唐人学隶书的习气，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

郑簠隶书，取法高古浑穆，用笔活脱，隶法中兼有行草笔意，所书有轻重主次之变化，流动飞舞之姿态，结字则聚散离合、高低错落，一变元明隶书呆板、平直之积习。其隶书风貌奔逸超纵、神采奕扬，为当时文人、书家所激赏。郑簠在清初以隶书名世，引领了当时书家学隶之风尚，从学者众。在郑氏谢世之后，其隶书书风仍影响着大批书家，扬州颇具盛名的“扬州八怪”之中，高凤翰、金农、高翔、郑燮、汪士慎等人的隶书即曾受到郑簠影响。

(二) 石涛的艺术主张与隶书实践

石涛(1642—1707)，俗姓朱，名若极，明宗室。幼年出家，法名元济，又名原济，号石涛，别号有苦瓜、小乘客、苦瓜和尚等，晚年号大涤子、清湘道人、石道人。喜交游，屡次周游于敬亭山、黄山及南京、扬州等地，康熙三十一年(1692)，石涛自北京南归后定居扬州。

石涛画艺成就卓著，被誉为清初画坛“四僧”之一。其艺术理念、风格意境、审美表达予“扬州画派”以诸多启示，金农、高翔、汪士慎等人都受其论艺思想影响。“作为具有革新思想的山水画家，石涛的艺术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在传统山水画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外，其书法艺术在清初书坛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书迹多见于画款，诸体之中，又以隶书最为精能。秦祖永《桐阴论画》评石涛:“尤精分隶书。王太常云:‘大江之南，无出石师右者。’可谓推之至矣。”

石涛隶书直承清初郑谷口、朱竹垞二家，但并不为其所囿，在师习时人的同时，亦十分重视古隶的摹写，浸心于《曹全》《史晨》《礼器》及《夏承》等碑。其书迹有豪放郁勃之气势，以奔放之势见胜。石涛将传统笔墨技法加以变化，笔情恣肆淋漓，不衫不履，离奇苍古而又能细秀妥帖，直抒胸臆，时时显露出其奇思逸趣和天真潇洒。总的来说，其隶书风貌峭拔秀逸，与郑簠相近而更得纵肆之趣。

(三)其他

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西庐老人等，江苏太仓人。与王鉴、王翚、王原祁合称为“四王”。王时敏虽以画名世，但亦善书，尤其精于隶书，在隶书寂寥欲绝的清初具有很大影响。其隶书点画沉厚，字形严整。风格上接近唐隶面貌，特别是其用笔常常间杂楷法，且结字喜用别体，更是唐人隶书中常见的习气。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人。朱彝尊学识宏福，博览群籍，同时善经史考辨，好金石之学，其学书缘起与其搜集金石碑刻的活动不无关联。其隶书得益于《曹全》，用笔圆润娟秀，结体端雅庄重。且无时人隶、楷混杂之积习，行笔稳重，波磔出以自然之致，所作平和秀雅，古意盎然。

“清代前期的隶书，基本上反映出隶书书法从取法唐人和随意妄作的状态转向回归汉隶和以古为师的转变过程。”郑簠、王时敏等人在师习时人的同时，亦精研汉魏碑碣，不遗余力“上追秦汉”，但元、明隶书古法殆尽、肆意妄作之流弊已久，积习甚深，当时善写隶书者，大多仍沾染这种习气，常夸张用笔，且喜用冷僻字、别体字。“到康熙后期，隶书的漫无法则、怪异离奇等书学态度及书写方式等引起一些严谨而师学古人的人士的不满和抨击。当时的学者和金石学家王弘、王澍等人，都在指斥元明隶书弊病的同时，大力鼓吹和提倡学习汉隶。与此同时，郑簠、朱彝尊等人的寻访搜集汉碑活动以及他们在临摹学习汉隶方面的实践和成就，也对当时的隶书取法和创作途径提供了榜样。”

清 汪士慎 诗画册之一

三、汪士慎隶书师承及风貌

汪士慎擅长隶、行二体，其中尤以隶书成就为高，并在当时享有声名。《淮海英灵集》评:“近人善分书。”《昭代名人尺牍小传》云:“善分书。”汪氏好友厉鹗作《汪巢林八分书歌》赞其:“少陵论书得其真，曾云书贵瘦硬方通神。昌黎论书有深意，苦道羲之俗书趁姿媚。由来八法坏六书，二篆微茫竟谁嗣。八分元从二篆生，强被欧阳呼隶字。汉人近古无差讹，流传后代已不多。郭香察书久埋没，武梁画像今销磨。任城五碑虫蚀藓，泗水九刻龙腾梭。巢林居士老好事，典衣不惜穷蒐罗。手摹心追笔成冢，坐卧三日难同科。腕悬仍似蚕头篆，笔磔稍存隼尾波。只余瘦硬乏姿媚，每受俗眼相讥诃。兴来为我书数幅，奴视唐朝韩泽木。豪家屏障岂相宜，挂我翛翛竹间屋。”从中可知，汪士慎摒弃“帖学”之媚俗浮华，直追魏晋秦汉，“与古为徒”。

(一)汪士慎隶书师承渊源

早期——承郑簠、石涛遗风

康、乾之际，郑簠以擅隶享有重名，书家习隶者多宗之。流风所及，扬州八怪中工隶书者，如高凤翰、金农、高翔等人，亦深受郑簠影响，规模其书。高凤翰曾从山东张在辛处学书，而张氏即师承于郑谷口，受其影响，高凤翰于隶书同样推崇郑簠。金农早年受时风熏染，也以郑簠为法。而高翔习隶则终生未能摆脱郑簠之窠臼，其隶书面目接近郑氏一路。

郑簠隶书在当时除影响南京、扬州之外，波及安徽、浙江、福建、山东等地。汪士慎好友习隶多受郑簠影响，可以说，流风所及，汪氏亦不能免俗。笔者认为汪士慎早年同样随时风师习郑簠，但其很快便溯流穷源，浸淫于汉碑的世界之中。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曾于2009年上拍一幅汪士慎书法册页十二开，水墨纸本，其中隶书书迹八，面貌与郑簠隶书相近，为其早年所书。此作品虽真实性尚待考证，但亦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汪氏隶书之师承。

清 汪士慎 诗画册之五

中后期——远法汉碑

汪士慎隶书书迹多见于存世书作。其隶书不受郑簠时流影响，不作灵动飞舞、波磔夸张之体，而是用意于运笔的迟涩凝重与字形的方整雍容，其点画之沉稳、结构之谨严，明显是从对汉碑的临习揣摩而来。汪氏《巢林集》中所收诗作《焦山六首》，“一龛新色相，片石古雷霆”及“礼瞻汉高士，摹读晋碑文”等句亦可证明他于汉碑浸淫日久，熏陶渐深，所以其书能不染时俗而溯源法古。综观其书，可以说，汪氏对汉隶的审美意蕴有着准确的体会、把握。

汪士慎隶书沉稳谨严，雍容方正，其隶书风貌主要得益于《西岳华山庙碑》。此碑为汉隶之典范，于端庄整饬之中寓有奇变，具庙堂之气，为隶法正宗。原碑唐宋时期尚保存完好，上有唐宋时期书家、学者之题名，后毁于明嘉靖年间，在清代曾屡有重刻。此碑原石已毁，不过尚有拓本流传，存世有“华阴本”“长垣本”“四明本”“顺德本”。

《华山碑》自明末开始为书家、学者所重视，品赞之声不绝，加以拓本流传稀少，所以更为世人奉为珍品。清初朱竹垞于汉隶之中最推是碑，谓:“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在其推崇之下，此碑益煊赫于世。扬州马氏曾藏有此碑宋拓名本，即今日所称之“顺德本”，又称“玲珑山馆本”，甚为宝之，尝邀金农、汪士慎等好友雅集共赏。金农盛赞此碑“华山片石是吾师”，于此碑用功最勤，以其为范本，反复临写，从中汲取营养。乾隆十年(1745)，高凤翰在马氏小玲珑山馆得见“顺德本”后，以“顷刻帖法”复制这本古帖，作诗纪念，并有《戏用顷刻帖法双钩摹制〈西岳华山碑〉记》一文记之。汪士慎挚友高翔亦同样师习此碑，有《临西岳华山碑册》传世。临本规模原拓，因以硬毫书写，予人以瘦硬峻峭之感，其总体风貌与汪氏隶书极为相近。扬州八怪众人在艺术追求和审美趣味上相互影响，取向接近，想必汪士慎亦同好友金农、高翔一样，以《华山碑》为习隶之范本，师法此碑。现有资料，虽没有汪士慎学习《华山碑》的直接证明，但察看汪氏隶书书作，可以看到其作品在用笔、结字诸方面与《华山碑》之特质有着相通之处，这或可为佐证。

因现有的文字资料所限，我们还很难还原汪士慎习隶的整个过程，但其隶书古朴清质之态，以及对汉碑特征、审美意蕴的准确体会和把握，无疑是建立在长期临摹汉碑的基础之上。除《华山庙碑》之外，对于《乙瑛碑》《曹全碑》《史晨碑》《礼器碑》等一类端谨庄重的汉碑，汪氏也应有所涉及。

清 汪士慎 诗画册之十

清 汪士慎 诗画册之十一

(二)汪士慎隶书书法形式及风格

形式特征

汪士慎隶书书迹主要见于其存世书作，亦有少量隶书题款见于《花卉册》《梅花竹石图册》等画作。现存书作主要有《咏牵牛花轴》《庄节先生过天衣寺诗》《观绳伎七古一章诗》《丁处士题松涧草堂诗》《幼孚斋中试泾县茶诗》《隶书七言联》《隶书五言联》《送杨巳军赴都门册页》《冬日寄怀项士窳民册页》等。

综观汪士慎存世隶书书作，形式多为立轴，亦有部分作品为册页、对联。据现有资料，并未见有隶书书扇及其他形式。汪氏隶书无论书作、画款，面貌基本一致。在章法上，对仗整齐，平整端稳，似汉碑那样等匀，字距多大于行距。其隶书书作多佐以行书落款，古朴清质，与其内容相得益彰。

清 汪士慎 丁处士题松涧草堂诗

风格

与一般书家不同，“扬州八怪”诸人兼擅书画，对于线条、造型有着深刻理解，其笔墨语言更丰富。“在用笔、结字，乃至墨色变化各方面，亦能打破传统书法审美规范的约束，将绘画的技巧和修养引入书法创作，从而拓展了书法的技法和表现力。”汪士慎以画梅之法写隶，虽与正统笔法有异，但有着令人称奇的效果。其隶书点画形态活泼生动、情趣各异，尤其是波磔之笔能在顺应笔性的前提下曲尽其妙，各具姿态。

此外，汪氏不仅深研八分，其篆书、治印造诣亦不凡。作隶常常参以篆法，藏锋逆起，圆笔中锋直行，即厉鹗《汪巢林八分书歌》中所称“腕悬仍似蚕头篆”。其隶书下笔坚凝稳重，点画沉实。笔者认为汪氏隶书中篆籀之意，可能源于其对于《华山碑》特质的体会和把握。此碑上通篆，下亦通楷，借以观前后变之所以然。用笔方圆兼备、藏露互现，笔道丰满厚重，篆籀古意浓厚。

汪士慎隶书结字构形、用笔之法皆受《华山碑》影响。其隶书体势端庄，结字方整宽博，布白匀称，但并不呆板，而是在安排字形的宽厚平正之中赋予其生动之姿。用笔古拙，跌宕变化，笔调含有金石趣味，特别是波挑、波磔主笔绝不机械重复，收笔或含或露，或圆润或方整，或丰盈或瘦峭，其点画、结字有着如乐曲节奏般的韵律之美。一字一画之工拙不计，意态洒脱，古朴清质。值得一提的是，笔道横粗竖细，且竖笔有外拓之势，为汪氏隶书主要用笔特征。

虽然，汪士慎与当时大多数取法汉碑、攻习隶书者一样，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囿于汉碑的沉厚朴茂......亦短于脱变，略显拘谨”。但汪氏在汉碑的浸润之下，其隶书气格可谓高古浑穆，颇具古意。同时又因为他于汉碑的斑驳中寻找心灵的落脚点，追求清劲雍博的书法风格，其作品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韵致。其隶书古朴清质之貌，是其文人风骨的展现，亦如其孤洁、清淡的品性，为世人所称道，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

（本文原题为《略述汪士慎及其隶书风格的形成 〉，原刊于《书与画》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