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评《将成为国王的教宗》︱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将成为国王的教宗：庇护九世的流亡与现代欧洲的出现》，[美]大卫·科泽著，苑默文译，索·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556页，99.00元

引言

教宗，旧译教皇，是天主教会的领袖，梵蒂冈城国的元首，罗马的主教以及耶稣宗徒圣彼得的继承人。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教廷则是全世界天主教会的中心。“教廷”一词源自拉丁语Curia，大多指一个君主国的朝廷，引申即指以教宗或主教等高级圣职人员为首的教会机构。罗马教廷产生于中世纪早期，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它与西欧诸国的封建统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欧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对意大利产生了巨大影响。民族的复兴运动（Risorgimento）自那时起正式拉开帷幕。意大利是个传统天主教国家，在这里组织革命，就必须夹杂着几分宗教神秘色彩。从意大利南方兴起的烧炭党，正是采取了这样的方式。烧炭党人以天主教信仰为组织观念，以烧炭职业为掩护，以职业用语为联络暗语，其目标首先是驱逐外族统治者、实现民族独立，其次是抽象的、形式上的国家统一，最后才是争取君主立宪、改革专制统治。然而，烧炭党的军事密谋性质和过分依赖国外力量，导致革命并没有成功。烧炭党人的退出，为后期宣扬共和主义的马志尼思想铺平了道路，意大利复兴运动也随之进入新纪元。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在革命浪潮的席卷下，欧陆大部分地区实行的贵族政权开始谢幕，教宗的地位岌岌可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意大利人乔瓦尼·马斯泰·费雷提（Giovanni Maria Mastai-Ferretti）于1846年当选为教宗庇护九世，而等待他的将是一片未知数。

《将成为国王的教宗：庇护九世的流亡与现代欧洲的出现》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大卫·I.科泽。他在意大利政治学、人口学和宗教历史学等领域卓有成就。2005年，科泽被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6-2011年期间，担任布朗大学教务长。他的作品除了有严谨的学术态度外，还颇有一丝侦探小说的风格，堪比英国小说家罗伯特·哈里斯。2015年，科泽凭借《教宗与穆索里尼》一书获得普利策奖。隔年，好莱坞著名导演史蒂夫·斯皮尔伯格就表示，愿意将他的书拍成电影。今天我们要谈的这本书共二十二章，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受爱戴的人、受责难的人和受畏惧的人”。整部作品延续了科泽的一贯作风，拥有深厚的档案文献做支撑，运用小说的写法把宗教人物的命运和欧洲历史的变革有机地串联在一起，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一、受爱戴的人

科泽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对庇护九世上任初期所面对的危机，做了精彩的处理。想必在当选之日，庇护九世怎么也不会预料到他将是最后一位教宗-国王（Pope-King）。按照天主教传统，罗马教宗为圣彼得（又译“伯多禄”，St.Peter）的合法继承人，拥有掌管整个天主教会的职权，神圣而不可侵犯（在圣经《玛窦福音》十六章十八节中，耶稣告诉门徒说：“你是伯多禄（磐石的意思），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这位教宗在上任之初，曾尝试各种方法赢得民众的支持，其中包括释放大量的政治犯。实际上，在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不少革命人士遭到当局逮捕，小部分幸运儿则流亡海外，这其中就包括了爱国志士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为了缓和局势，庇护九世在当选一个月之后，随即在罗马的城墙上贴出告示，之后整个教宗国的城镇都接到了圣命：“庇护九世致虔诚的臣民……我们将给所有近日关押的政治犯施以减刑。”犯罪者只需要承诺他们将不再反抗教宗国政府。同样，所有的政治流亡者被允许回国，所有在审的政治犯也都得到赦免。这个决议让罗马的市民如潮水一般涌入大街小巷中庆祝。在教宗的宫殿前，数百人集合在那儿高呼：“庇护九世万岁。”（第42页）

按照科泽的描述，教宗的行为让罗马市民们以为，庇护九世是站在改革一边的（第45页）。对此，法国大使佩莱格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深受鼓舞，他表示，虽然大赦还不是全部，但这是迈出的第一步。新的一条道路已经展开，教宗应该知道如何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他一定能给风雨飘摇的教宗国带来救赎（第43页）。当法国人充满喜悦的时候，奥地利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教宗的大赦只能施予那些对罪行有所懊悔的人，而不应没有限制（同上）。跟奥地利相似的是那不勒斯的波旁国王，他对教宗的大赦感到不满，对想要取悦不安臣民的举动更是不以为然。那不勒斯驻教廷的大使还报告说：“有一些改革是人心所向，但稳定也是必须的。否则，有害的影响将会不受控制的蔓延。”这则警讯遂在枢机主教们中间传播开来（第47页）。

确实，就在此刻，意大利统一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正在从伦敦给他在意大利的支持者发来指示。多年来，他一直主张共和主义，宣扬“自由、人权、进步、平等、博爱”的思想（第48-49页）。对于一些欧洲君主制国家来说，教宗继续行使现世权利（temporal power）是有必要的（第56页），而让平信徒来代替神职人员进入教宗国的政府部门就职也没那么简单。庇护九世深知，立宪政府一旦成立，随之而来的就是公民权利，这和神权政治的教义似乎并不匹配。居住罗马城的美国记者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 Fuller）对教宗的处境表示同情，她写道：“教宗的感受一定十分悲伤，他独自坐在那里，承受所有这些期许的喧嚣。”（第57页）而法国驻罗马教廷大使的贵族助理也认为，教宗没有看到公众比他更加狡猾，他们用赞美从教宗身上得到了一个又一个让步（第58页）。

与其说是一国之君，庇护九世更像是一位乡村神父，性格温和的他在面对教廷国务卿不断离职、刺杀事件层出不穷时，彻底感到了孤立无援。最终，他决定离开“永恒之城”——罗马。

庇护九世

二、受责难的人

教宗是教宗国的元首，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还扮演着天主教会领袖的角色。因此，当得知教宗流亡时，许多欧洲君主国家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希望“有幸”在本国领土上招待这位贵客。撒丁尼亚大使恳求庇护九世能前往萨伏依王朝；西班牙大使则力劝教宗来马略卡岛；英国也希望能派船将他接到马耳他。葡萄牙女王更派遣密使邀请教宗前往里斯本，罗马教廷驻里斯本的大使报告说，位于马夫拉（Mafra）的宫殿豪华无比，“可以配得上教宗的尊贵地位”（第165页）。

据科泽记载，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法国一样期待教宗的到来。作为崭新的共和国，法国正处在大选期间，现任总统卡芬雅克的背后是温和的共和派，他们强烈渴望得到天主教徒的选票，因此，没有什么事能比吸引教宗的到来更为有利了（第166页）。然而，教宗最终被带到了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王国的加埃塔，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教廷国务卿安东内利枢机主教的决定有关。在这里，庇护九世被置于全欧洲最保守的君主之一的保护下，既不会遇上叛乱的市民，又可以稍作停顿，以便更好地考虑如何恢复在罗马的统治（同上）。

在教宗流亡期间，教宗国群龙无首。科泽笔下的“永恒之城”，人们开始高呼起“临时政府万岁！意大利万岁！统一万岁！”的爱国口号，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让富人下地狱！让圣职去见鬼吧！”（第117页）伴随着《马赛曲》的乐声，革命党人带领群众投票，并决定了罗马共和国的成立。这意味着教宗现世权利的暂时失去，所有的法律文书都加上革命领袖马志尼的座右铭：“以上帝和人民的名义”开头（第195页）。此外，马志尼还召集了共和国的军队来奋力保卫罗马（第278页），其中就包括加里波第（第227-231页）。

就这一部分而言，在真实历史上，教宗国的民众是否对教宗的热情立刻烟消云散，有待商榷；罗马市民是否都愿意追随马志尼，也需要打个问号。由于意大利人在思想上长期受到罗马教廷的影响，天主教信仰已全然渗透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根据前任教宗的告解神父（译文中为神甫，乃东正教译法，在天主教中，一般使用神父）法夫尔的观察，在永恒之城内，大众宗教仍然兴盛。事实上，很难找到没有悬挂十字架的家庭，或是哪个作坊的墙上没有挂着圣母玛利亚的画像（第273页）。按照当时法国驻教宗国的大使雷塞布的话来说，对于大多数罗马人而言，无论是西西里人还是威尼斯人，他们就和法兰西人或西班牙人一样，都是外国人。只有中产阶级出生的马志尼和他的那群狂热分子（来自教宗国以外），才梦想着统一意大利（第263页）。

三、受畏惧的人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科泽详细介绍了教宗返回罗马这一历史事件背后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在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产生的一系列政教问题，不仅涉及到教宗国的主权问题，更是多种思想理念、多个君主国家、多元利益集团之间的对峙与抗衡。

对于西班牙来说，整个事件要以单纯的宗教眼光来看待。教宗不能作为立宪君主来统治，教宗国理所当然应该让教会统治，世俗信徒只能扮演微小的、支持性的角色（第341页）。作为共和国的法国，其目标是要确保教宗维持之前已经创立的自由制度（第333页）。对于罗马教廷而言，一切矛盾的根源并不在教会统治，而在于异端思想。由于那些“蛊惑人心”的革命人士，异端思想在没文化的人群中广为流传。教宗和高级教士对于教宗国实行统治，是上帝的意愿（第348页）。在经历了大起大落后，庇护九世本人也深信，代议制政府和个人自由不仅与教宗国的神圣本性格格不入，而且天生邪恶。这将成为他余生中坚定不移的信念（第351页）。

读到这里，让人不禁联想到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与反改革运动。1517年10月31日，德国圣奥斯定会修士马丁·路德因在威登堡写下《九十五条纲领》，而被视为欧洲宗教改革的导火索。路德本无意与罗马决裂，但因西方活版印刷术的发明，路德的思想变得家喻户晓。改革一事也直接撕裂了天主教会的千年传统，使欧洲大陆产生了新的宗教地理分布，影响深远。为了应对改革的浪潮，天主教会召开了著名的特兰托大公会议，确立了教宗的合法地位，宣布了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说为异端，公布了《禁书目录》，强调了天主教神学思想基础。反观这段历史，就不难理解为何到了十九世纪欧陆革命运动兴起时，罗马教廷的枢机主教们会再次感到不安。他们声称改革是“新灾难中的病菌，是通向又一次流亡的大门”（第353页）。

在法国军队的介入下，马志尼等人的革命运动还是以失败告终，短暂的罗马共和国不复存在，庇护九世也得以于1851年再次回到了永恒之城。这位教宗曾在人民的赞美声中感到欢乐，而此时的他却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重登圣彼得宝座。没过多久，他宣布召开历史性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上一次为十六世纪的特兰托大公会议）。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先进思想与基督教的“永恒真理”背道而驰。他想要让全世界看到，他能够领导教会再次战胜现代异端，并且证明“教宗永无谬论（papal infallibility）”。庇护九世公开表示：“宗教是不可以变化的，宗教不是一种思想，而是真理，真理是不会变化的。” （第405页）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一个新的教宗，一个偏向宗教，且内心更为坚定的教宗正在慢慢浮现（第399页）。他将继续面临困扰和挑战，意大利和天主教会的未来依旧不明朗。上帝，就像他所认为的那样，还没有完成对他的考验。他坚信上帝的裁决终究将会来临，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结语

古罗马的西塞罗曾说过：“历史是时代的见证，真理的火炬，记忆的生命，生活的老师和古人的使者。”在中国与罗马教廷的交流日益频繁之际，这本书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欧洲历史和基督教会史。借用庇护九世时期，法国驻罗马教廷的大使科瑟尔勒的一句话便是：“和教会打交道的第一任务就是要了解教会。”（第358页）

本书成为2018年《西雅图时报》以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选出的优秀图书，其精彩程度不言而喻。作者对文字有着出色的掌控力，将古老的神权统治、西欧大国的博弈以及革命志士的多舛命运，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使人不由自主地进入到故事中去。然而，不得不提的是，由于作者的出生背景（犹太人），创作过程中难免会因历史、文化或宗教等原因，不自觉地引导读者戴上“有色眼镜”，产生片面思维。科泽对基督教会神权统治的批判在此前的作品中就有所体现（参见Lucy Hughes-Hallet， David Kertzer’s nuanced book investigates an unholy alliance between fascism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from The Guardian， March 6th， 2014）。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也不遗余力地渲染了教宗统治下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如：第66-67页，322页，364-366页，377页），以及庇护九世为解决财政赤字，不得不向犹太家族罗斯柴尔德求援（第376-380页）。其内容是否有夸大的嫌疑，有待考证。此外，作品的档案文献以法文居多，若能添加一些西班牙、奥地利或那不勒斯的史料，并加以平衡和对比，能更加客观全面地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历史状况。最后，文中提到教宗回到罗马后前往拉特朗圣若望大殿时，跪倒在了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墓前祈祷（第388页）。不知是翻译问题，还是原文笔误，实际上，在罗马的这个大殿中，既没有圣彼得的墓（在圣彼得大教堂，又译“圣伯多禄大殿”），也没有圣保罗的墓（在城外圣保罗大教堂，又译“城外圣保禄大殿”）。

不论如何，等待着这位教宗的命运终将是“梵蒂冈囚徒”（第408页），他的世俗权力到头来被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剥夺。庇护九世拒绝接受1871年意大利国会通过的“保障法”（经济补偿），而深居于罗马城西北的梵蒂冈宫中。后几任教宗持同一立场，誓不出宫门一步，这一长期僵持局面也被人称为“罗马问题”。1929年，罗马教廷与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签订“拉特朗条约”，这才打破了持续数十载的自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