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山上为什么会有天文台？

原创 申知沪志 方志上海

题头图摄影 | 袁婧

佘山天文台

近日，佘山天文台（上海天文博物馆）发布了即将闭馆大修的消息：

施工单位将在2021年3月中下旬进场，对建筑物、40厘米口径双筒折射望远镜及藏书室等设施进行修建升级，让历经风雨的佘山天文台以全新的面貌，迎接“120岁生日”。

这条消息也引发许多市民对往事的追忆。学生时代的春秋游、科普教育的参观学习，都有着关于这座小山、天文台以及那座红砖大教堂的记忆。

许多初到佘山的游客都会有这样的疑问，百余年的上海远郊残丘之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宏伟的建筑？以下，小编整理了部分史料，以供读者参考。

松泖有灵峰 ·

在上海市郊的西南区域零星分布有一些残丘，大多由中生代火山岩构成。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就是松江境内的“九峰三泖”。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曾有“九点芙蓉坠淼茫”的生动描写。据清嘉庆《松江府志》载称：“府境诸山自杭天目而来，累累然隐起平畴间。长谷以东，通波以西，望之如列宿。排障东南，涵浸沧海，烟涛空翠，亦各极其趣焉。而九峰之名特著。”

九峰在现今松江昆冈、天马、佘山镇境内，呈西南、东北走向，断续起伏。依次名为小昆山、横山、机山、天马山、辰山、佘山（西、东）、薛山、厍公山、凤凰山。历史上习惯称呼为“凤、厍、佘、辰、薛、机、横、天马、昆”。九峰林木深秀，有众多的奇石名泉，自然风光秀美，加上历代名人的遗踪故迹，使每座山峰形成许多景点。

九峰胜迹，历经沧桑，于今大多已湮没，现仅剩天马山、佘山等寥寥数处可供游赏。这就是使得海拔仅为97.2米的西佘山（东佘山海拔68米）在一马平川的上海地区显得更为稀奇，堪为一座充满灵秀之气的山丘。

自古以来，佘山林木，葱郁深秀，景冠九峰，每逢旅游季节，游客甚众。据宋代《云间志》称，古代有佘姓者居此，故名。佘山多竹，所产竹笋有兰花香味。据传康熙帝南巡，品尝了佘山竹笋后大为赞赏，曾赐名曰“兰笋山”。

《云间志》（南宋绍熙年间编纂，故又名《绍熙云间志》）关于佘山的记述

康熙《松江府志》卷首峰泖图中绘制的佘山等“九峰三泖”

康熙《松江府志》卷二中对佘山的记述

西佘山方圆0.6平方公里，山地面积约900亩，东佘山山地面积约850亩。佘山茂林修竹，苍翠葱茏。西佘山正山门沿途古木参天，枫杨、香樟、榉树等百余株，树龄都在百年以上。佘山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多名胜。据历代方志记载，佘山有“白云晴麓”“香溪古径”“罨黛旧园”“标霞峻阁”“昭庆幽居”“道人遗踪”“宣妙竹林”“征君旧隐”“慧日双衣”“洗心灵泉”十景。

近代以来，在西佘山之巅兴建的一座大教堂，又给这里凭添一份神秘色彩。

清末年间，旅沪西侨郊游时拍摄的佘山及周边环境影像

图片来源 | University of Bristol -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1930年《东方画报》封面中的佘山小径

1987年，松江县佘山风景区办公室在松江林场成立，佘山的第一所旅游设施——佘山饭店也正式开门迎客。1993年2月，松江佘山风景区管理处成立，1993年2月又升格为上海佘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1993年6月，国家林业部批准在佘山风景区建立国家级森林公园。包括九峰地区所有山峰，控制范围为18平方公里，保护范围为29平方公里，共计47平方公里，山林面积6000亩，是上海市陆上唯一的以山林资源为主的旅游区。图为2018年1月27日，雪中的佘山国家森林公园

图片摄影 | 张锁庆

山巅建大堂 ·

佘山上的这座教堂又称圣母大教堂。它的设立还要从耶稣会（Societas Iesu）入沪说起。耶稣会是天主教国际性修会，1534年创立于巴黎早在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随后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密切交往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此处不再赘述。

西方文献中绘制的利玛窦与徐光启画像。两人之间下方为耶稣会标记

此后因雍正年间禁止天主教以及1773年教皇克莱孟第十四世解散耶稣会等原因，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待到耶稣会重返上海，时间已经来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肆意在华扩张，并胁迫清廷准许传教士至通商口岸进行宗教活动。

首批到上海的法国耶稣会士有南格禄（Claude Gotteland）、艾方济（Estève François）、李秀芳（Brueyre Benjamin）3人。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1844年10月15日），耶稣会士葛必达（P.Clarelin）等5人随同法国专使拉萼尼（Marie Melchior Joseph Théodore deLagrené）来华，随即来到上海。

由于天主教内不同教派的门户之争和欧洲各国的国家利益的冲突，耶稣会在华的活动空间大多已被遣使会（Congrégation de Mission）接管。耶稣会重返江南后，当时的南京教区署理主教罗伯济把浦东、崇明、海门等地教务分配给耶稣会士，但不准在上海城内定居和建造住院。因此，上海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反倒成为耶稣会较为活跃的舞台。佘山地区也是其中之一。

1863年，南格禄继任者，江南教区耶稣会会长鄂尔壁（Joseph Gonnet）在佘山南坡买下一大块山地，建造5间房子作为年老患病的传教士休养院（另有说法是为了躲避太平天国运动及瘟病的流行），其中一间设有祭台作为小堂，为住院神职人员进行宗教生活的场所。随着此信息不胫而走，佘山下张朴桥等地的教堂也开始上山参于弥撒。

随着教徒不断增加，原有简陋的屋舍已经不敷使用。教会方面也觉得，在这葱郁的山林之间，需要一座真正的教堂。1864年，天主教江南宗座代牧区帐房、松江教区总铎杜若兰（Desjacques Marin）在山顶购地造了一只六角亭，每边长八尺高二丈，并有祭台和圣龛，亭里供奉“进教之佑圣母像”（Mary Helpof Christians）。

这尊圣母像是由一位中国辅理修士陆省三模仿巴黎“胜利之后圣母像”而绘制的，改称为“进教之佑圣母”，从此有“佘山圣母进教之佑”之称。此后教会又多方募资，在六角亭旁修筑大堂。

同治十年(1871年)，在上海耶稣会会长谷振声（A.Della Corte）的主导下，委托建筑师、修士马历耀（Leo Mariot）主持建堂工程。当时的这座教堂是正“十”字形布局，朝南，属希腊样式兼具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当年在山顶建教堂并不容易，所用木料从上海、石料从福州用船运到佘山脚下，靠人抬肩扛运上山顶，工程十分艰巨。教堂前面有游廊，排列着10根大石柱。游廊前的平地上，置有大石狮4对，教堂内前面正中供奉“圣母进教之圣像”，故堂名称“圣母进教之佑堂”，可容纳800人。1873年大堂落成，并从半山腰到山顶修筑了一条宽阔的“之”字形的经折路，每一拐弯处，树立了一个约一米见方的苦路亭，共14处。

20世纪初，从佘山之巅 “圣母进教之佑堂” 眺望远方的景象。图中可见六角亭一角

19世纪后期，第一代“圣母进教之佑堂”建成后的佘山珍贵影像。图中教堂的外貌、简易的山门、山腰的建筑以及“苦路”都清晰可辨。而在教堂右侧那个六角亭的顶部也可见

图片来源 | University of Bristol -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随着教务事业的发展，每年来佘山朝圣的教徒越来越多，原来教堂的规模与设施已经不能适应朝圣活动的需要。光绪十九年（1893年），教会在佘山增建中山教堂，可容纳500人，后来又陆续建了圣母亭、圣心亭、若瑟亭，合称“三圣亭”，此外还建了山园祈祷像等。

由于山顶的老教堂无法容纳持续增长的朝圣者，于是翻建新堂的计划已经被教会摆上议事日程。就在1925年前后，第一代“圣母进教之佑堂”被拆除，在原址重新开建新的教堂，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矗立山顶的“圣母大堂”，全称为“佘山进教之佑圣母大殿”。

佘山圣母大教堂的设计者是一位葡萄牙籍的耶稣会神父，中文名为叶肇昌（Francesco Xavier Diniz）他生于上海，上海震旦大学工程系建筑学教授。早年就读于虹口圣方济学校，后从英籍建筑师多德尔学习建筑工程学。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进耶稣会，光绪三十年晋升神父。曾在安徽传教，一年后回上海，专务教区建筑事业。先后负责设计监造徐家汇大教堂、佘山山顶大堂，以及震旦大学、徐汇中学校舍等。

佘山圣母大教堂外立面设计图稿

施工中的佘山圣母大堂航拍图

1935年11月17日《申报》一则“佘山圣母大堂今日落成开幕”的消息

1937年出版的Shanghai Catholic（上海天主教概览）中有对佘山圣母大堂的介绍。其中可见钟楼顶部圣母像的特写。有趣的是，当时西文对佘山的拼写为“ Zo-Se”，非常接近沪语的发音

在山巅建设数十米高的大堂，难度可想而知，为了使基础稳固，教堂的柱头一直打到岩层。教堂平面基本为长方形，略带拉丁十字状。标志性的钟楼气势雄浑，高38米，顶上耸立“圣母抱小耶稣像”一座。外墙用的是红砖，墙脚用金山石砌筑，钢筋混凝土屋盖，部分是玻璃瓦。教堂四周是镶嵌着彩色圣像的玻璃窗，窗顶部为尖拱形。檐部处理用半圆圈。南西北三面均有大门进入大堂，大堂可容3000余人。工程历经10年，到1935年11月宣告峻工。

1981—1984年，先后修复山顶大堂以及中山教堂、三圣亭、经折路、14处苦路像等，并恢复宗教活动。1986年，天主教上海教区决定，山顶圣母大堂在不举行宗教活动时供旅游者参观。1989年9月25日，佘山圣母大堂由市政府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优秀近代建筑。

晚霞映照下的佘山圣母大堂

图片摄影 | 胡鹰

天文台之始 ·

前文已经将佘山的历史背景做了简要的讲述，事实上佘山台的建立与天主教和耶稣会在沪的扩张是密不可分的，这还要从徐家汇观象台讲起。

科学与宗教，似乎势不两立。但在科学发展史上，事实却并非如此。诚然，科学是在与中世纪黑暗教会势力的斗争中获得新生，然而同时，许许多多的教士也在从事着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工作，许多科学家其实也是忠实的教徒。在西方，科学和宗教的关系错综复杂，决非水火不相容那么简单。

在中国，近代科学的引进就是西方传教士播下的种子。无论这些传教活动出于什么目的，但教义传播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近代科学发现。在这个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当属明朝末期的上海人徐光启，此处就无需再多言。

他主持编纂的《崇祯历书》系统介绍了西方古典天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中还出现了伽利略将望远镜用于天文观测后的一些天文发现。早期中国与西方天文学的联系基本上局限于历法编制，到清朝中期，伴随闭关锁国的政策，中西科技交往几乎隔绝。

鸦片战争，西方列强轰开了清廷国门，西方传教士再次蜂拥而入，西方天文学又一次进入了中华大地，并真正开始成为中国近代天文发展的起点。

提起中国现代天文发展的源头，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紫金山天文台。确实，这是国人自主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天文台，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然而，如果按现代天文学建立起来的天文台，在华起源却要更早。这就是徐家汇观象台和佘山天文台。虽然他们都由外国传教士所建，目的都是为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服务，但在客观上，他们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和科学仪器，还是促进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

同治十一年七月（1872年8月），在天主教江南教区郎怀仁（Languillat）主教与耶稣会江南传教会会长谷振声主持下，在徐家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决定成立“江南科学委员会”（Comité scientifique de Kiang-Nan）。同时决定，由高龙鞶（Augustinus Colombel）神父领导，在徐家汇建立一座的观象台，将气象记录和观测结果编成年报，在上海出版并寄往欧洲。

徐家汇观象台早期业务范围包含了气象、地磁、地震、天文等，主要为法国在华的扩张提供服务。然而，由于缺少必要的设备，天文学并非其主要工作，自1884年开始仅有观星授时一项，使用的是巴黎高梯尔（Gautier）中星仪。

由于徐家汇观象台成立后二十余年还没有正式的天文研究工作，一些传教士感觉“天文”业务虚有其名，所以建议成立一天文部门。其中主要倡导人是蔡尚质神父（Stanislas Chevalier）。他向当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各募得1万法郎，又向英法轮船公司募得1万法郎，教会再增助7万法郎，于是用近10万法郎向巴黎专业厂商高梯尔定制一座赤道式装置的望远镜，这座赤道仪采用当时流行的“天图式”(Catredu ile)，即在一钢制的长方管上，一端装置口径为40厘米、焦距长7米的消色差透镜两具，一供目视、一供照相之用，在另一端目视之处有测微盘。覆盖望远镜的铁制圆顶，由巴黎iGlou厂制造。

1898年，望远镜和圆顶完工后由薄神父（Robertde Beaurefaire）从巴黎带至上海，并由他负责装置在徐家汇天文台内。但薄神父查考徐家汇一带后发现土质松软，不能载负此3吨多重的仪器，而且还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就在这时候，教会和传教士的眼光不约而同聚焦到佘山上。

1899年5月30日《申报》的一则题为“赴佘山瞻礼”的报道颇有参考价值。其中写道驻沪法国领事乘船前往佘山天主堂瞻礼，并勘察从市区绕道七宝、北新泾等地筑路直抵佘山的可能性。从中我们可推测出，法当局觊觎佘山已久，筑路扩张之意昭然若揭

1905年6月12日《申报》这则报道也是关于修筑通往佘山道路的。清廷呼吁租界当局立刻停止越界修筑通往佘山的道路。事实上租界妄图修通市区通往佘山道路的行为确实被暂时阻止了。除了上海地方政府，虹桥、七宝等沿途的民众也竭力抗争，致使租界方只得暂且搁置。当时现今虹桥路程家桥以西段被称为“佘山路”，也是因此而来

首先，佘山矗立在平坦的江南冲积平原之上，高近百米，显得十分突兀，是设立天文观象的理想地点。其次，耶稣会在佘山活动、经营已近40年，各方面条件也较为成熟。于是佘山开建天文台的相关准备工作随即在1899年开始，天文台于1901年完工，紧邻1873年建成的圣母大堂。

1900年，建设中的佘山天文台。图左侧可见1864年杜若兰建造的六角亭

1900年，安装中的佘山天文台铁质圆顶

20世纪早期拍摄的佘山天文台

薄神父原拟主持佘山天文台事务，但他被调往印度工作，蔡尚质于是代替他被委派为佘山天文台首任台长，着手规划，开始观测工作。

蔡尚质（中文又名薛华立），字思达，1852 年 10 月 22 日生于法国 St. Laurent des Autels，1871 年进入耶稣会， 光绪九年（1883年）来上海，在徐家汇观象台工作，筹办并负责授时部门。他用两年时间测定长江沿岸50个城市的经纬度，并编制出版《扬子江上游地图集》，为往来的轮船服务。

1901—1925年，他主持佘山天文台工作二十余年，倾注大量心血。他不仅主持安装了当时亚洲最大的望远镜，还开展对太阳黑子、日珥、光斑等课题的观测和照片拍摄，并取得一系列成果。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哈雷慧星回归时，开展跟踪定位观测，并拍下慧核爆发的珍贵照片。

1907 年，他创办《佘山天文年刊》。在佘山工作期间，他开展了大量天文观测，尤其是恒星、太阳黑子照相观测，其观测结果主要发表于此刊物。他与别人合作完成中西星名对照星表，是第一部用现代形式写出的中国星表。所著《赤道带照相星表》，曾获法国科学院奖金。原法租界内还有一条马路命名为薛华立路（Route Stanislas Chevalier，既今建国中路）。

正在佘山天文台进行观测工作的蔡尚质

1921年4月28日《申报》一则关于交通大学赴徐家汇、佘山天文台参观及查资料的报道

1929年4月26日《申报》关于日蚀的预报，其中提到“由佘山天文台摄取照片数帧，以资考证......”

至1949年，佘山天文台历经三任台长， 1901一1925年为蔡尚质，共发布年刊15卷，成果也最为丰硕；1927一1931年为葛式（Ludovicus Gauchet），4年间发布2卷年刊，并发表1212对双星和猎户星云内727（747？）星两篇报告；1932一1946年为卫尔甘（Edmundus de la Villemarque），14年间，主要工作是研究小行星，有文20篇，刊于4卷年刊之中。

佘山天文台的工作自蔡神父1930年去世后，逐渐迟缓，工作人员也有所减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佘山变为战场，卫尔甘和天文台其他工作人员中忙于拆卸迁运仪器图书之外，还须救助难民及伤者，以至工作完全停顿。

1946年，抗战胜利之际，卫尔甘去世，佘山天文台无人主持，业务完全停滞。此后，卜尔克（Mauritius Burgaud）和葛兴道（Joseph Gzaijko）先后驻山主持业务，并于1950年安装太阳分光仪，并开始观测。

1947年，佘山天文台工作场景

1947年，佘山天文台研究太阳辐射的部分仪器

1947年，佘山天文台地磁部工作场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开始接管外方及各类教会产业。1950年12月12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气象局接管了徐家汇和佘山的气象和天文台。气象部门归属气象局管理，地震地磁部门隶属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而授时和天文部门则划归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管辖。

当时根据接管原则，佘山天文台之前的工作不能停顿，所以葛兴道仍然留守，并从事日珥、黑子、辐射以及月掩星的观察研究工作。此时佘山台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佘山观象台”。1951年，李珩担任该台首任负责人、台长。

李珩，四川成都人，1918年入华西大学数学系，1925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1927年获理学士学位，并在巴黎大学天文台、里昂天文台任研究实习员。1933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山东大学教授兼青岛观象台研究员。1937年七七事变后赴西南，历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员等职。1948—1949年，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天台研究访问学者，他也是中国现代天文事业奠基人之一。

1953年起，李珩开始主编《天文学报》。1956年，徐家汇和佘山台改组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他又出任台长。1957年，当选中国天文学会理事会副理事长。李珩在相关领域建树颇丰，主要有《造父变星统计研究》《红巨星模型》《星际钙线的等值宽度》《五个银河星团的照相研究》等文献，主要译著有《普通天体物理学》《天文学简史》《大众天文学》《宇宙体系论》《科学史》等。

1962年后，佘山天文台增加了人造卫星的观测等工作，20世纪70年代开始，增加人造卫星的金普勒测速、激光测距、精密定轨、轨道预报和资料处理，是国内卫星测地、激光联测的负责单位，也是国内用新技术参加国际地球自转联测计划的唯一单位。李珩之后继任上海天文台台长的是一代天文女杰叶叔华院士。

1983年由上海天文台牵头研制高精度卫星激光测距仪，为中国首架高精度卫星激光测距仪，是人造卫星精密定位观测的主要仪器，测距精度达到厘米级，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作白天测距的S1R观测器。

1983年4月26日《解放日报》在头版报道国内最大的现代化天文观测实验室在佘山动工的新闻

20世纪80年代建成的佘山天文台天体观测室

佘山天文台配置的Φ1.56米天体测量望远镜

1987年6月，Φ1.56米天体测量望远镜配置佘山天文台，并投入试观测。同年12月20日晚，成功地观测到324号小行星。1990年1月，1.56米天体测量望远镜被《中国科学报》评选为中国科学院1989年十大成果之一。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与此同期，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叶叔华院士高瞻远瞩地提出发展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VLBI）和建造射电望远镜的设想。她多方奔走，带领天文台在1979年、1987年先后建成6米和25米射电望远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5米抛物面天线射电望远镜1987年5月投入运行后，与日本、德国、意大利同行多次联测实验，得到相应的两站间直线距离测量结果，误差在2 厘米之内。该望远镜是上海天文台VLBI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科学院射电天文联合研究开放实验室的三大射电观测设备之一。1991年1月，佘山天文台《甚长基线干涉测量系统》被《中国科学报》评为1990年中国科学院十大成果之一。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012年10月28日，亚洲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在佘山脚下建成启用。这台高70米、重约2700吨、口径65米的庞然大物参与了嫦娥探月工程、火星探测及其他深空探测任务，佘山天文台由此如虎添翼，开启新征途。

2012年10月28日，佘山脚下建成的亚洲最大射电望远镜

图片摄影 | 张锁庆

佘山天文台1996年，被上海市命名为“上海市青少年教育基地”。1997年，被上海市命名为“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1999年，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行动教育基地”。此后又被中国科协命名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2004年，有关部门对原佘山天文台主楼进行了大修，并在此基础上建成了上海天文博物馆。该馆以丰富的历史内涵加上现代展示手段，使这座具有百年历史的老资格天文台再度焕发了青春。

上海天文博物馆主体有“时间与人类”和“中外天文交流”两大展馆。前者是一个新建场馆，专门展示时间的基本概念，时间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以及上海天文台为中国时间工作所做出的贡献。“中外天文交流”展馆以丰富的文物和史料，展示了近代天文科学在中国，特别是上海地区发展的历史，展馆又分“天学交流” “子午测时” “远镜沧桑” “百年老镜” “天书宝库”等展区。“百年老镜”展区以百年前的望远镜成为博物馆的精华区。“天书宝库”展区也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天文图书馆，收藏有自佘山天文台建成以来收藏的26个国家或地区的各种天文期刊和专著2万余册，其中最老的书刊可追溯到200年前。

佘山天文台“天书宝库”中收藏的珍贵文献

图片摄影 | 袁婧

佘山全景

图片摄影 | 张锁庆 张呈君

期

待

从科研基地到科普教育基地，佘山天文台在其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转变，上海天文博物馆的建成更使其如虎添翼，成为上海天文台保护历史古迹，并积极开展天文科普宣传的重要教育基地，为传播天文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而奉献自己的价值 。我们期待此次大修之后，以崭新面貌回归的佘山天文台和博物馆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END

参考资料

《上海通志》《上海宗教志》《上海气象志》

《上海名建筑志》《松江县志》《松江县续志》

《徐汇区志》等

李珩：《佘山天文台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展望》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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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佘山上为什么会有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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