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寻找“替罪羊”造成疫情二次伤害

疫情有所反弹，人们难免或多或少地产生一种挫折感。

从生物进化角度看，挫折感如同痛感一样，是提醒人们应及时处置风险的信号，具有适应性的一面。然而，其也存在“黑暗”的一面——挫折感很可能导致人们通过寻找替罪羊来宣泄情绪。

最近几个月，多个城市发生流调信息泄露事件。在私人信息被公之于众后，那些本身已十分不幸的新冠肺炎确诊者很大程度上就沦为“替罪羊”，遭受了主要以网络暴力形式出现的疫情二次伤害。

寻找替罪羊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心态，自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主题，其中社会心理学中的“挫折-攻击”假说就是一个十分经典的理论。此理论可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挫折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在《社会心理学》这本著名教科书中，作者戴维•迈尔斯为此讲了这样一个“段子”，令人印象深刻：一个被老板羞辱的男人回家后大声斥责自己的妻子，而妻子只好向儿子咆哮。儿子呢，则只能踢狗解气。最后，狗将送信的邮递员狠狠咬了一口。

小故事蕴含大启示——挫折引发攻击，但攻击往往不是直接指向挫折的源头，而是指向一些相对更弱势的替代性目标。显然，这些替代性目标只不过是替罪羊而已。心理学家们预测，挫折体验越消极，指向替代性目标的攻击就越有可能发生。例如，当司机们因交通堵塞而倍感挫折时，就越会倾向于以“路怒症”方式，回击其他司机在行车过程中对自己的轻微冒犯。

在个体层面，个人的相对地位会随场景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就如那个遭到老板羞辱的男人在老板面前处于弱势，但其在妻子面前却处于强势一样，结果使得一个人沦为替罪羊的可能性是依场景而定的，缺乏一般性规律。

但在群体层面，哪些群体更容易沦为替罪羊，却是有迹可循的。一般来说，正如接下来两则经典案例所表明，那些攻击方没有参与其中、对其缺乏归属感的外群体，更容易沦为替罪羊而遭受攻击。

第一个案例是一战后德国的反犹太运动，或许这是最臭名昭著的一个例子。战后的德国通货膨胀失控，人们陷入极度贫困、消沉和沮丧中。社会心理学家伯克威茨指出，尽管犹太人不是德国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但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执掌政权的政府却有意制造一个错觉：如果犹太人受到惩罚、被剥夺各种权利，并被彻底地灭绝，那么所有困扰德国的问题都会烟消云散。其实，德国的一位领导人早已坦承：“犹太人只不过是替罪羊……如果没有犹太人，反犹太分子也会创造出‘犹太人’来。”

第二个案例是外来移民的遭遇。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无论合法还是非法移民，整体而言对接收国经济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例如，移民通常可以为接收国补充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而这对那些老龄化问题严重的发达国家尤为重要。即便是人们关注的犯罪问题，严肃的统计分析表明，这往往也不能归咎于移民。但不幸的是，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尼拉杰•考沙尔教授指出，“虽然移民本身并不会造成任何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但却会替本国内政问题（如经济增长乏力或者贫富差距过大等）承担人民的怒火。”

亦有一种观点认为，越易辨认的群体越易沦为替罪羊，这正如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勒内•吉拉尔在其名著《替罪羊》中所言：“那些极端富裕或者极端贫穷、极端成功或者极端失败、极端漂亮或者极端丑陋、有极端恶习或者极端美德、极能诱惑人或者极令人讨厌，女人、儿童、老人等弱者的弱小和强者的伟大，最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

上述观点具有坚实的心理认知基础。我们知道，易辨认的事物通常具有独特性，而心理学家们发现，如果两个独特的事物同时出现，亦即出现“成对的独特性”，就会特别惹人注目，以致人们误以为两者存在因果关联，陷入所谓的“虚假相关”认知陷阱。若这一认知过程还掺杂群体压力以及社会学习因素，则很容易酿成大部分民众裹挟其中的群体行为，进而在整个社会层面产生破坏性影响。

非常不幸的是，外群体通常也是很容易被辨认的群体，结果这令事情变得愈发糟糕。例如，有研究发现，在1882-1930年间的美国南方地区，一旦经济因棉花价格下跌变得不景气，黑人就最可能成为替罪羊而遭受白人的私刑。

历史经验反复表明，每逢挫折感这种社会情绪因重大冲击或危机而滋生时，通过寻找替罪羊来宣泄情绪的剧情就很可能上演，而毫无疑问的是，若放任这种行为，则必将严重破坏公义原则，撕裂整个社会。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过沦为替罪羊的不愉快经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一个具有同理心的人都应行动起来，抵制网络暴力，坚决反对寻找替罪羊的行为。面对当前有所反弹的疫情，我们要始终切记，敌人是病毒，而不是风雨同舟、并肩作战的同胞！

（作者姚耀军为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杨奇明为浙江理工大学经管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