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逝世七十周年：“奥运三问”与“爱国三问”再省思

2021年2月23日，是南开创始人张伯苓（1876.4.5-1951.2.23）逝世七十周年的日子。

天津南开大学张伯苓雕像。

因张伯苓晚年任职国民政府，引发较大争议，在张伯苓逝世的前三十年中，以比较客观的态度评述张伯苓，要面临非常巨大的政治压力。大陆对张伯苓，曾经以冷淡、讳言为主，更一度有“奴化教育”之恶谥；台湾地区亦出现了服务于政治需要而炮制的伪文献“张校长伯苓晚年遗嘱”。1979年，张伯苓骨灰被妥善安葬于天津烈士陵园，官方致祭时称之为“爱国教育家”。1981年，梁吉生的长文《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是文革结束后首篇系统论述张伯苓思想的学术专论，为张伯苓研究奠定了基础。历经整整三十年的波折，张伯苓才由“盖棺”而渐得研究，而形成“定论”。

七十年后回首，南开学校可以说是张伯苓留下的物质遗产，并已经“私立非私有”地进入到社会领域。那么，何为张伯苓留下的精神财富？在今天，普通人听到张伯苓这个名字，除了南开创始人，还会想到什么？

张伯苓较少系统性的教育思想论著，但演讲、言论富有感染力，当时即有较大影响，如张学良（1901-2001）早年就因听了张伯苓“中国不亡，有我”的著名演讲，一时振起爱国激情，直至晚年仍念念不忘。为今人所熟知的“奥运三问”与“爱国三问”，也是张伯苓似不经意而发，但却流播广泛、内涵深刻，值得不断省思——此类言论，与张伯苓终生致力的中学、大学教育理念关系似乎较远，但却揭示出这位教育家的另一面向：教育办学固然是张伯苓生平中最闪光的成就，而在其背后，仍含有改造国民文化教育的深层关怀，其历史影响也因之超越一城一校。某种程度上，南开学校只是张伯苓改良社会的小试验场。张伯苓的思想遗产，在今天还没有被完全发掘、解读。

体育的深意：重看“奥运三问”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前，张伯苓最为人熟知的头衔也许是“中国奥运第一人”。

向前再推一百年，张伯苓的一篇演讲发表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英文刊物《星期报》（Tientsin Young Men，1908.5.23）上，其内容是介绍古代奥运会的历史、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现状，还特别建议中国应派遣选手参加奥运会，并且力争申奥。这一演讲后来被凝练为著名的“奥运三问”，即：

中国何时能派人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能够派支队伍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

在积贫积弱的清季时期，为何要专门考察、推重与民生看上去无甚关系的奥运会？纵览张伯苓一生教育言论、社会行迹，体育的地位实在重要。若论核心，不外乎“体育救国”与“以体育人”。

何为“体育救国”？

我们首先须得知道，体育从来不是单纯的竞技，而始终与世界政治、地域分歧密切纠缠，由体育引发纠纷的历史案例，实在指不胜屈。这在张伯苓的时代更是明显。

张伯苓参与发起的远东运动会（原名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宗旨为“协助增进各种经济运动之事业，发展各种竞技运动之组织，并增进运动之兴趣，发扬高尚之精神”，但实际上与东亚政治主权之争始终关系密切，运动员“各为其国家振发尚武精神”（《远东运动会纪事（十一）》，《时报》1915年5月16日）。如第二届远东运动会（1915.5）在上海举行，当时正逢“二十一条”之争端最剧之时，就读于南开学校、绰号“飞毛腿”的郭毓彬（1892-1981）在“八百八十码赛跑”和“一英里赛跑”力挫日本选手（注：相关研究多说战胜日本选手吉子英，然吉子英实际为北京运动员，此说甚非），两夺金牌，这不仅是中国选手首次在国际赛场上夺标，也在当时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针兴奋剂，时人曰：“锦标竟为著名之大老病国所得，此亦差足自豪者欤”（狄侃：《参观远东运动会记》，《复旦》1915年第1期）、“中国人到底不弱，苟能勉力上进，则岂特区区运动可以优胜他国，举凡国力文化亦必有出类拔萃之日”（霆公：《再记远东运动会》，《协和报》1915年第30期）。郭毓彬凯旋，校友周恩来（1898-1976）特别率同学手持锦旗在校门口迎接，并为郭氏召开庆功大会。这一事迹也被张伯苓在此后演讲中多次提及，称之为“南开精神”。

而著名的“中国出征奥运第一人”刘长春（1909-1983）拒绝代表伪满洲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此争议之背后与九一八事件后日本侵华的野心关系密切。斯时，刘长春愤然回应将以中国运动员身份参赛：“予乃堂堂中华民国之人民，此行自然是代表中国。”（另一说为“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马牛。”）张伯苓得到消息后，马上联系中国体育组织急电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报名，由张学良捐献8000银元，资助刘长春前往洛杉矶，此为今人所熟知之故实。而需顺带提及的是：从日文史料看，第八届远东运动会（1927.8）的日方报道中，就有着非常军国主义式的表述——“我军光荣成为优胜国，获得了闪耀着菊花御纹的天皇杯。”（《国际写真情报》，1927年“特辑十月号”）。至1934年远东运动会的停止，也正与日本强力施压，欲令伪满洲国获取参赛资格密切相关——本年，在天津举办的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开幕式上，400多名南开学校的啦啦队队员，在有“海怪”之称的队长，也是南开校父严修之孙严仁颖（1913-1953）的指挥下，突然用黑白色手旗打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八个大字，震撼全场。转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这也成为南开在抗战期间惨遭轰炸的原因之一。

不过，若只将体育看作是服务现实政治、提升民气的手段，未免小觑了张伯苓的思想深度。张伯苓在兴办南开时大力提倡的“以体育人”，源于其接受的现代教育与督教观念，实际兼有教育理念和社会改造两大意图，故南开学校在体育方面格外成绩卓著，允为全国冠冕。

张伯苓十三岁时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刚刚毕业，未及登舰，即遭逢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覆没的败绩。他亲眼目睹“国帜三易”的大耻辱，中国士兵的衰弱，对张伯苓产生巨大的刺激。因此，南开教育始终切重体育，并且明确声明“强我种族，体育为先”。在南开校内，“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不认识体育的人，不应该做学校校长”（周立中：《张伯苓先生事迹》，《张故校长伯苓先生八旬诞辰纪念册》）之说影响甚深。张伯苓本人擅长体育运动，在执教严氏家馆之时，张伯苓尝试将近代教育理念引入私塾，其中就含有体育教育的尝试，包括径赛、足球、哑铃、体操、台球等等。胡适誉之曰：“承认科学和体育在教育上的地位，在师生的共同学习和娱乐中建立自由而民主的往来，在当时都是颇不寻常的试验。正是这些，标志了年轻的教师张伯苓，乃中国教育新哲学的创立者之一。”（胡适：《张伯苓：一代师表》，《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从直接的教育效果来说，南开学生中运动健将甚多，其特点是德育、智育、体育均衡发展。如前文所提及的郭毓彬，50年代即在北师大被评为生物学系二级教授，南开院士校友中特别擅长体育的也有很多人（参见胡海龙：《从南开的“院士”说开去》）。

张伯苓的体育教育理念，除旨在健壮学生体魄外，还特别提出体育对人格的促进作用。张伯苓用“仁侠”翻译英文Sportsmanship，指出体育的根本在于合作、公平。南开学校体育主任章辑五（1891-1975）撰有《南开之运动》，并拟出数十条“仁侠”的具体标准，对运动员、观众、裁判所应持有的体育道德，都有详尽规范。张伯苓称：“正当的失败比不正当的胜利，更有价值”（《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一览》，1929年9月）、“大凡有真才能者，必不肯用不正当之法以求胜人，如郭毓彬赛跑，纯恃其双足之力致胜。”（张伯苓：《欲成事者须带三分傻气》）南开以“公能”为校训，体育则以篮球“五虎”最为闻名，其竞技特点是善于团结合作，发挥各人特长，故转战南北，不仅在国内所向披靡，还多次战胜外国球队。若检索张伯苓对“能”及“现代能力”的详细定义，可见其中内容呼应密切，俨若翻版——借体育运动所达到的根本目标，是“医治中国人两种根本的毛病”，即“只有私的观念，没有公的观念”（公）和“不求进步，不求彻底”（能）。（张伯苓：《要革除自私和自满的旧观念》）

明乎此，我们可以发现，“奥运三问”当然有应对国难的特殊内涵，而其中又与张伯苓的一贯观念相表里，“尚武”以外，更有深长之意味在焉。

“爱国三问”的操作指南

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

著名的“爱国三问”，近年已成为人所共知的热门话头。这三个问题，是张伯苓在1935年所提出的，其言若浅显，其意则深长。

理解张伯苓“三问”之深意，当然应结合演讲语境：1935年7月，“何梅协定”达成，河北主权丧失，人心大乱。在当年的南开学校始业式上，张伯苓作了题为《认识环境，努力干去》的演讲，开出公、诚、努力三条建议，作为应对国难的药方。熟悉张伯苓言论的读者都知道，张伯苓素来鼓吹“傻不唧唧的干”“皮戆肉厚，脑筋迟钝”，以长期诚恳的奋斗精神“抵挡猛扑而来的势力”，时人称“张伯苓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不会效法同时代的高明人物的精明作法，但他脚踏实地且勤奋工作，在自己的事业上获得成功”，这种气质也直接影响到南开的校风。

此篇讲演里，张伯苓反复以中国与外国（尤其是日本）对比，如“我们进步，人家进步得更快……有一点不如人，全局输了，自己的一切进步都没用了”“谈到努力，我真佩服日本人”等等，都体现出张伯苓善于以敌为师的特点。在举国危在旦夕的风潮下，反对日本侵略，提倡民族自强都不足为奇，但张伯苓的切入角度与通论往往不同。在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引发日方抗议后，张伯苓那句经典的“要更巧妙的讨厌”，除彰显其爱国情怀外，更足以折射张伯苓立足于实践的通达思维和处事方略，皆绝非道学迂士之所及。

1927-1932年间，南开师生在东北至少进行了4次大规模实地考察，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论文，所编写的《东北地理教本》（1932），充分运用南满铁路等中日文统计资料，允为当时研究东北问题之翘楚。曾任民国教育总长的南开校董范源濂（1875-1927）在演讲时也指出：“不应每年今日虚应故事的叫喊一场，我们应当过细研究日本”，此类观念在南开人物中有着相当集中的表现。又如，张伯苓在上海大夏大学演讲《对于东北问题的感想》（1931），特别引述何廉（1895-1975）“统计抵制日货，共有九次，抵后又抵，买后又买，日本并没有吃亏，中国商人又没有吃亏，吃亏的是中国消费者”的调查结论。何廉是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以“中国化”的理念引领当时经济学研究风气，然其开展“国货研究”的同时，亦清醒指出盲目狂热实起到相反的作用，这正是时人所认为的“真诚地探索寻找中国问题的中国解答”（康德利夫：《南开经济研究所》）。

张伯苓则是从另一常识性的角度展开阐释的。在他看来，症结均在浅尝辄止与个人聪明。用南开校训的套语来说，当是缺乏合作之“公”与做事之“能”。“爱国三问”正是针砭此病而发。在我们熟悉的“三问”之后，张伯苓如是说：

那么你就要得愿意中国人都是好人。

不要太狭隘，不大。彼此要往上长，不要往下长。总是批评人，那是往下长。

在国难正殷之际，捐弃成见，以宽厚之善意待人，以对治当时国民愚、弱、贫、散、私之病，此方为张伯苓思想的精髓所在。张伯苓治校，即高度重视“合作”的价值。1921年1月，南开学校因附近天花疫情停课，张伯苓约教职员及学生代表二十人，在北京香山慈幼院会议，议定“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十二字为南开未来方针。中文教员陈文波在《香山会议案之提要及我个人之感想》（《南开周刊》1921年第一期）记录说：“试问学校之设施是否合乎国家之需要？对于学生之输入，是否合乎社会之需求？造就之人才，是否将来有转移风俗、刷新思潮、改良社会之能力？若曰不能，是自小视教育也。……若仅为个人增加知识技能而办教育，则教育神圣亦不足称矣。吾人……实具一改良社会之希望，因此次休课之暇，乃举行香山会议。”兴办教育、社会改良、救亡图存，在张伯苓的实际社会实践中也是相互呼应的，这应理解为“南开的真精神”。抚今追昔，张伯苓理念的价值依然彰显。

在抗战期间，张伯苓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临时主席、主席团主席，发言不多，但以维持团结为务，确起到重要作用。后他主任考试院长，仍以“公能”为教，欲以此改良铨选风气，可见其观念之一贯。张伯苓晚年介入政治，固然深受失败，然溯其思想之源，乃在于“爱国三问”中对合作的高度重视。若以香山会议的宗旨来说，则是伯苓的名言：“凡抱悲观的，多半是不作事的人，真作事的人最容易有乐观”（《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 1919-1949》，727页）。其得其失，一在于斯！

复观南开历史上几位重要的校友，也以善于合作闻名。西南联大期间，南开力量虽弱，但依然维持“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南开首届毕业生梅贻琦（1889-1962）的作用相当重要。凡此，均可见伯苓教诲之成功。而所谓“三问”之价值，不在于问了哪些内容，实在于问了之后应该如何去“努力干去”。

散点中的伯苓思想

张伯苓是思想家吗？

这个问题似乎一直存在些争议。确实，与蔡元培、胡适等更如雷贯耳的名字相比，张伯苓的学问素养与思想体系性似均有不及。但在散点式的言论、演讲与制度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套“自外而内”的一套思想：张伯苓的思想价值，并不在于书斋中的学术论辩，而在于其实践经历异常丰富，又敏锐练达，故能将亲身体悟内化为系统思维，又用极浅显生动的方式阐明，以影响听众、弟子——在南开老校友的回忆及访谈中，往往不约而同地将张伯苓称作思想家，可见其实实在在的影响（参胡海龙：《口述津沽：南开学子语境下的公能精神》，天津古籍出版社2020年）。当代研究者试图整理张伯苓等实践家的思想体系，近亦有新的成果，恰可相互呼应。

张伯苓演讲，常常喜欢连发“三问”，以此引导听众思路，引出讲演核心内容。张伯苓极擅长演说，在当时动荡的历史背景下，“三问”极易震动人心，引发共鸣。

你是中国人吗？——是

你爱中国吗？——爱

你愿意中国好吗？——愿意

不论是1935年还是2021年，这三个问题似乎都不会存在任何不同答案。然而，若仅关注“三问”，而忽略“三问”之后的论述，则无异于买椟还珠——张伯苓的后续议论与其毕生践履切合，并通过其培养出的大量南开校友、支持者，构成了一种在近代史上相当有影响的力量，其精神似乎仍在发挥现实作用。用胡适的话说：“如今，这些似乎是平凡无奇了，但是张伯苓实实在在地把这些理想的大部分融入学校的整体教育之中，这实在是他的伟大成就。”

张伯苓的语言艺术在于口谈，但他的演说音频至今仍未发现，这不可不说是一大遗憾。作为张伯苓的读者，我们应当注意，演说是一种不同于书面论文的特殊文体，其内容绝不能直接等同于演说者的全部思想，其真实影响力则停留于那个难以复原的“历史现场”，今存的书面文本只能部分展现演说的宗旨（且不少讲演稿由听者笔记，未经讲者审订）。最明显者，章太炎（1869-1936）的演讲内容及白话文都相当精彩，但其在上海的系列讲演（1922），最初听者成百上千，最后不过几十人勉强旁听，效果之差可想而知；而胡适（1891-1962）的名声广播，与他善于演说，并经过抑扬顿挫的讲演训练也有相当的关系。对此，学界已有若干研究：王德威主编的哈佛版《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即看重演说的价值，指出“历史人物的演讲，经由留声机传播，变成大家可以听到、感受到，然后体会、反应的一种陈述过程。这是文学生产的物质性（也包括身体性）的一面。”张伯苓的言论演说，似也具有相应的史料价值，或能成为可资借鉴的文学-思想遗产。在以往的研究中，校史往往被限定为“一校之史”甚至是“只有校友才关注的历史”，然这种较狭的视野实不足以曲尽学校作为学术文化机构的实际价值，仅以“大学校长”或“教育家”这一身份为张伯苓研究的切入点，在现有的学术视野下，实无益于深刻理解这位在近代史上颇富贡献与传奇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