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尔：诗人的隐晦

《诗人的隐晦》①
[美]贾雷尔 / 文 连晗生 / 译
原载于《上海文化》2020年第5期
转自飞地Enclave公众号 ID: feidi_app

当我被要求谈谈现代诗人的隐晦②，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生都在为这种被忽视所苦。但后来我意识到，我被要求谈论的不是人们不读诗的情况，而是如果他们读了多数人也不会理解这个事实：是要谈当代诗歌的难解，而不是谈它被忽视。然而，不仅仅是现代诗歌，总体意义上的诗在今天也是晦涩难懂的。《失乐园》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普通读者不再犯错，不再试着读它——而是瞥了它一眼，用手惦量了下重量，不寒而栗，随即眼睛一亮，把它放入他读过的十本最无趣的书的清单中，伴随着《白鲸》《战争与和平》《浮士德》和鲍斯威尔的《约翰逊生平》。但我这样说对普通读者不公平：在午餐桶上打盹的不是公众，而是那些受教育的读者，大学培养过的读者，令公众一同高兴的是，他们在几个星期前，一起整理出这份世界最枯燥无味的书单。 

由于大多数人只知道现代诗人是隐晦的——即，他是难懂的，即，他是被忽视的——他们自然地把这个词的两种意思联系起来，认为他之所以不被人读是因为他难懂。有时，这没错；有时，情况恰恰相反：诗人似乎难懂是因为他没被人读，因为读者不习惯读他的诗或其它任何诗。但大多数时候，两者都不是原因——两者都只是长期持续影响的、推翻世界的文化和社会的变革(可见于它在美国这儿的最先进阶段)的结果，那种变革使得诗人难懂，使得公众未正确品味任何诗歌，因为它已也让诗人和公众与他们的妻子离婚，逃避教堂，不喜欢纵犬咬牛游戏③，解放奴隶，为治糖尿病注射胰岛素，或做其他十万件事情，一些不好的，一些好的，一些不好不坏的。肤浅的是，从这个世界高度的整体抽出两部分然后说：“这个，在这儿，是那边那一个的原因；事情就是这样。”

©Kurt Schwitters | Man soll nicht asen mit Phrasen

如果我们有阅读诗人作品的习惯，他们的晦涩就无关紧要了；而一旦我们改掉这个习惯，它们的清晰也无所帮助。马修·阿诺德带着悲哀的敬意说，在《李尔王》中，几乎没有一句他无须读两三遍；而三个可参照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物，比特尔、斯塔奇和麦克塔克④，他们在这之上更为困难。他们在学习；斯塔奇读到：

……从来没有冒犯。

殴打我让国王,他的主人

高兴，最近，因为他误解，

那时他，在他不悦时奉承，巴结，

在背后绊倒我；在下锋时，就侮辱，

责骂，把大堆配得他的人安到

他自己身上，因攻击自制之人

获得国王的赞扬；

初次得手，就得意扬扬，

又要在此对我动剑。

斯塔基说：“那么，现在，我热情的吟游诗人。解读一下！这是莎士比亚”；比特尔“在半分钟的茫然后”回答说：“放弃它！他喝醉了。”如果学童们被迫读《凤凰与斑鸠》⑥，比特尔会怎么谈及这两个诗节呢？

物性因此大为震骇

自我并非全然一致；

单一天然的两个名

不叫一，也不叫二，

理智，本身就困惑，

看到分开又成一体；            

它们两者既是又非，      

简单如此完美相合……       

©Hannah Hoch | Indian Dancer: From an Ethnographic Museum

我们可以带着高贵的优越感看着斯塔奇和他的同伴，看着阿诺德：我们知道那些诗节的意思，我们知道莎士比亚从不晦涩，就好像他是某个现代主义诗人，欢快地在自己的阁楼贴谜题。然而，当我们看集注版的莎士比亚——纸页的顶部有原文的一两行文字，底部有四五十行胡乱的推测和争论性的猜想——我们困惑了。当亚历山大里亚诗人吕哥弗隆⑦提到而——他很少这么简单——那蜈蚣，费勒克拉（Phalacra）美貌的、鹳色的女儿们，而他们证实出来是船，有人将此归因于亚历山大里亚的颓废；但有人记得，威尔士、爱尔兰和挪威诗人们，一百年野蛮文化中的诗人们，无与伦比地喜欢用费尽心思的描述性修饰词（这些拐弯抹角的说法和复合的比喻，他们的听众必须受过专门教育才能理解）提及餐桌上特别的菜肴。（也就是说，再没有什么比猜谜更喜欢的了。）想想那些文雅的读者，也就是我们的祖先，被期望识别（他们确实能识别）的经典典故的数量吧。如果我背诵给你们听，没有兄弟的赫利雅蒂斯/溶化在琥珀般的泪池里⑧，你们很多人会认为，很美；许多人会想，马维尔；但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马维尔指的是谁？

然而过去的人们没拒斥这种晦涩（通常，似乎傻傻地珍惜它）；我们与过去的人们无异，现在的人们并不远离过去，也没拒斥晦涩：现在的人们和过去的城堡、不公和社会歧视一起，保存着一种读诗的残余热情。很难比马拉美更难解了；然而，当我在巴黎的一个个书店，寻找着一本科比埃⑨，梦见那个遥远的公主：诗人；然而，他们怀着传统的敬畏之情看着他，阅读数十种文学报纸、大量的文学杂志、他的生活、观点、气质和外表的细节。在日耳曼国家里，人们仍用专注的尊敬目光注视着一个人，仿佛他们认为他随时可能写一首诗；我永远不会忘记，曾听到一位德国人用一种客观的、深思熟虑的语气说（似乎我是一本叫《美国白银诗人》的书中的插图人物）：“你知道，他看上去有点像里尔克。”在几个南美国家中，诗歌一直保持着它原本享有的最受欢迎和尊重的地位；我相信，在一个国家委内瑞拉中，总统，他派往巴黎的大使，以及为他们端咖啡的服务员，五分之四会是诗人。对于我们这些可怜的北方诗人来说，“这些诗人写的是什么诗？”是一个产生于令人恐惧的时刻的问题；如果答案是“简单的好东西”，我们就得怀疑我们走过的路。但这些诗人，这些真正受欢迎的诗人，似乎并没把荷马、莎士比亚或拉辛的诗作为他们诗歌的范本，而是把毕加索的诗作为摹本：他们都是超现实主义者。

是否如普通人自然而然所认为的，清晰是普及的侍女？直接明白有多大帮助？在今天的英国，很少有诗人像迪伦·托马斯那样受欢迎了——他魔力十足的诗歌腐蚀了整整一代英国诗人；然而，他无疑是有史以来最晦涩的诗人之一。或者举个相反的例子吧：伊夫·温特斯⑩的学生们写的诗和朗费罗以前在“孩童时光”⑪读的诗一样易懂；然而，他们大概和其他那些(他们自己创作的)诗一样受欢迎，其他那些诗，严肃的爱丽丝、可笑的爱蕾歌娜和金发的伊迪丝常在“诗人时光”把它们读给朗费罗听。如果说迪伦•托马斯晦涩而有名，那么像这样的诗人们清晰而不知名。 

当有人对我说我某种不习惯听的、也不想听的东西，我就对他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也正是用这种方式回应诗人。当批评家们第一次读到华兹华斯的诗时，他们觉得它很愚蠢，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和拜伦一起说，“谁理解它，谁就能给巴别塔增添一个故事。”几年前，一位赞扬最朴素的诗人约翰·德莱顿⑫的作品的大批评家，已评论说他很乐意能走在理智和胡言乱语交汇的边缘。德莱顿本人也发现莎士比亚的短语“几乎难以理解；在我们所理解的语言中，有些不合语法，其它是粗俗的；他的整个风格都被形象的表达纠缠着，既粗俗又做作。” 

©Hannah Hoch | J.B. und sein Engel
 

《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评论家们，那些最欣赏它的人，即使他们也发现它几乎无法理解；在他们看来，不可救药的晦涩不言而喻。当大学女生发现它像《主教订购他在圣·坡莱克墓园的坟墓》⑬一样易懂，一样难解，你只需记住第一代批评家评论布朗宁所用的词语正是后来被用于评论艾略特的措辞，就可以理解这些批评家们令人失望的或攻击性的误解。世界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迎头赶上！然而，它确实从未“赶上”，只是被另一个不需要赶上的世界所取代；因此，当老人们对我们说，“我该怎么做才能理解奥登(或迪兰·托马斯，或任何最新的诗人)”时，我们只能回答：“您必须重生。”在一次聚会上，一位老先生和我谈起一首我们都欣赏《鲁拜集》中的四行诗，高兴地发现我们的品味如此一致，而他问我，我最喜欢哪个现代诗人。我倒愿照他的布裁我的大衣，我回答说:“罗伯特·弗罗斯特。”他惊讶地看着我，温和又毫不掩饰地说：“他有点在我那时代的后边。”这发生在1950年；当然，在1850年，某位喜欢格雷、古柏和克雷布⑭的老先生一定对年轻的马修·阿诺德说过同样的话，但那次指的是威廉·华兹华斯的诗。   

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人们会发现什么是晦涩；当我在萨尔茨堡教书时，我发觉我的欧洲学生们感到读《荒原》比读弗罗斯特轻松得多，因为一个人亲近他们自己所有的文化预设，另一个人就反对；我不仅不得不向他们解释《家葬》，而且不得不让他们相信这是一首诗。我想到了另一个例子：罗伯特·希里尔⑮。在我读到的一篇关于《尼摩船长之死》的书评中，书评人首先抱怨这首诗晦涩难懂。我感觉自己仿佛看到有人指责参议员麦卡锡是克里姆林宫的特工；希里尔先生怎么会晦涩呢？  

因为各种各样充分的理由(可以理解地充足)，诗人，现代诗人，甚至晦涩过他可以晦涩之时——这是最主要的（或如今天的人们说，基本的）姿态之一，对此难以写下任何不明智的、抑郁又平庸的东西；你还不如继续谈谈信仰和作品，谈谈继承和环境，或那个老问题：既然穷人的浴缸只用来装煤，为什么还要给他们浴缸？任何足够了解的人会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没那么做；而，即使他们那么做，那也不是你不想帮他们付浴缸钱的理由。”同样地，当有人说：“我不读现代诗歌，因为它们是世间没人能理解的东西。”我足够了解而能回答，虽然不那么大声：“不是这样；而，即便这样，那也不是你不读它的原因。”任何一位有一定年龄、相当高龄的美国诗人——你忍不住说，萧伯纳的年龄——继承了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环境中没人注视他，故而每个人在这环境中埋怨看不到他：因为那个没人注视的角落总是黑暗的。而承继了这种不读诗习俗的人们，他们用以证明不读诗的合理性的论据，是他们从未读过的诗的晦涩——既然大多数人判断诗人是晦涩的；实际上，那种判断，很像立法者对别人有意让他厌恶而串起的几个片段瞟一眼，就判决某本书是色情的。当一个人以指责的态度说他不能理解艾略特的诗，他的语气暗示他最快乐的时光大部分在教堂度过，壁炉边放着《阿伽门农》、《菲德尔》⑯和威廉·布莱克的象征主义著作旧损的印刷品；而发现以下的事令人沮丧，正如有人一般会发现：几个月中有某一次，他急切翻动《飘》⑰或《琥珀》⑱的书页，在书中，这可怜的成瘾者用脑袋、手、翅膀和脚，一路追寻，成功,消沉,涉水,爬，飞行；他对所有莎士比亚最快乐的记忆，似乎来自高中演出的《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在这部戏中他扮演摔跤手查尔斯；而他通过自由联想的某种隐晦过程，把詹姆斯·拉塞尔、艾米和罗伯特·洛威尔⑲合为一体：一位蓄着胡须、抽着雪茄的驻梵蒂冈大使，其在陪同西奥多·罗斯福进行他首次非洲远征后，回到家中口述临终前的《和谐颂诗》⑳。许多人，因为艾兹拉·庞德对他来说太晦涩，已永远合上《失乐园》的书页，或人们会对这样的人同时呈现的理论和实践皱起眉头。

©Hannah Hoch | Cut with the Kitchen Knife through the Beer-Belly of the Weimar Republic

普通大众(在这次演讲中，我几乎没提到幸福的少数人，他们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幸福)已建立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谴责当代艺术的每一种形式。就音乐来说，这个标准是旋律；就绘画来说，是描述；就诗歌而言，是清晰。每一个简单的方面都是对一个复杂整体的考验，成为对艺术作品的一种忠诚宣誓。尽管用这种方法来判断，其不相干就像让艺术家说出示播列⑴，或让他发誓他不是一无所知的人，不是一个1835年纽约民主党激进派成员，不是一头公麋鹿。它对公众的吸引力，和它对法官的吸引力完全一样：无须去感知，去进入，去解释那些新的艺术作品所构成的新世界。公众一眼就能注意到这些作品是否口头承认他们自己的“原则”，然后他们就能相应地赞扬或指责这些作品。在其他大陆中，早期几个世纪大多数音乐都没有公众能给赏钱的那种令人满意的旋律；游客在浏览欧洲的画廊时，很快就会发现，大多数老大师从描述角度看水平都不及为《科利尔杂志》配插图的画家们的一半；如果诱使无经验的读者去读过去大部分伟大诗歌，读者会觉得它们多么枯燥难懂！然而，他们总以过去很轻松为名来谴责现在很难懂。

那些花了很多时间发现人们读诗时发现的东西的人，那些发现诗对他们而言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的人，会发现他们的困难一部分令人惊讶地来自他们的接受力几乎系统性的欠缺，来自他们奇怪的不情愿态度——他们甚至不愿关注代词的指涉、标点符号的含义、哪个主语与哪个动词相连，等等；“毕竟，”他们似乎觉得，“我不是在读散文。”你需要读好诗，用一种既有洞察力又慷慨大方的态度，这态度包含敏锐的智力，以及心甘情愿又富于感觉的移情：好像你在听《费加罗的婚礼》，而不是在听《特里斯坦》或塞缪尔·巴特勒⑵的韩德尔式清唱剧；如许多读者所为，像莫蒂默·斯纳德⑶扮成约翰逊博士，或像汤姆叔叔想起伊娃⑷那样读诗，根本不是读诗。当你开始读一首诗时，你就进入了一个异国，这个国度的法律、语言和生活都是你自己的法律、语言和生活的转化；但是，因为它的炖菜味道就像你老母亲的切碎食物而接受它，或因为其神庙里的猫头鹰头的智慧女神比自由女神像肥胖而拒绝它，都表明对想象力的那种需要，标示经验的那种难以理解，我们每一个自然死亡的人会死于那种需要和难以理解。  

这个世纪上半叶的诗歌往往太难懂——就像十八世纪的诗歌充满对照，玄学诗充满奇喻，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的诗充满咆哮和双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否认它是荒谬的。我们的诗歌是如何走上这条道路——浪漫主义是如何被净化、夸张和“纠正”成现代主义；诗人是如何怀着科学热情，将所有可能的倾向发挥到极致；戏剧独白的效果一度取决于它是否背离诗歌的规范，但现在却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规范；诗人和公众如何义愤地对视，直至诗人说：“既然你不读我的书，我确信你读不懂。”——这是最复杂、最有趣的故事中的一个。但现代主义并不是“无迹可寻的狮穴”，而只是一种帆布制的鲸，约拿后的约拿在二十年代晚期和三十年代早期，忏悔着回归它，回到韵律、音步和平易明朗的叙述中来；今天，有多少年轻诗人，如果没别的东西，就剩下平易了！然而多么少的后人——如果我言及诗人和公众想象的交汇点——会关心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倾向，铺在普通书籍之下所有那些好的坏的意图；而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会关心数量很少的那些诗，那些诗，不管其意图如何，都努力想总结、否定和超越它们出现在其中的时代和催生它们的各种思想。你评价一个时代，就像你评价一个诗人，借助于其最好的诗——毕竟其他诗大都已绝迹；当后人听说我们的诗晦涩难懂，他们会淡然一笑——就像我们听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诗多愁善感，浪漫主义的诗奢侈放纵，奥古斯都时期的诗墨守成规，玄学诗自负逞能，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诗辞藻华丽一样——然后又回到他们（以及我们）的阅读中去：到哈代的《风雨中》，到华兹华斯的《玛格丽特的故事》，到蒲柏的《给阿布特诺博士的信》，到马维尔的《贺拉斯体颂歌》，到莎士比亚的《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到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到所有这些不朽的作品中去。

©Hans Richter | Dada Head Variation - no. 507

当然，在这个时代，诗歌在许多不利条件下依然存在。就像它已隔绝在另一个时代读诗的大多数人，它也隔绝了在另一个时代会写诗的大多数人。今天的诗，优秀的诗，几乎都是“天生的诗人”所写。我们永远失去了现代版的亨利八世⑸、金主教⑹或塞缪尔·约翰逊⑺所写的诗歌；失去了天生的小说家、天生的神学家、天生的王子所写的诗歌；失去了天生对词语不太感兴趣、而对产生词语的世界有更多兴趣的有才智的人所写的诗歌。我们习惯于把诗人（当我们竟想起他）看作孤离的某个人：然而是否有——正像如此多的诗人和诗歌的读者似乎认为的——是否有一个诗人，罗伯特·P·崔斯特瑞姆·柯芬⑻的始祖在伊甸园，伴随着亚当、夏娃和动物？……最近，当我在纽约市读诗，一个女人，留着刘海，穿一件洋红色运动衫，有着德·夏吕斯⒂的表情，不同于其他纽约人，对我呼叫一个岁月已把他屠宰并送去施肥的诗人：“他像一个年轻的神读诗。”我觉得下一位（读诗的）诗人将被告知，我读得像年轻的华金·米勒⑼；因为这位女士对这些美妙之物（诗歌），并没比其他事物（这些诗人）那样感兴趣——没意识到正是他们从属于他们所写的诗而让他们令人钦佩。在我看来，她像某个人，其因为继承了一串珍珠项链，再看牡蛎时不能不肃然起敬。而这提醒人们，在今天一位诗人最珍视的读者中，许多人几乎没学会读诗；在经常读某位诗人的诗的人中，许多人有着与诗人本人判然有别的价值观，以至于他为他们的赞美而不安，为他们的指责而烦恼，但又很放心。  

明天早上，某个诗人可能会像拜伦一样，醒来而发现自己很有名——因为写了一篇小说，因为杀了他的妻子；不是因为写了一首诗。这在逻辑上仍是可能的，但在社交上已不再可能。让我用一个故事来说明吧。有一次，我在船上遇到一个我曾和他一起打过乒乓球的人，他和妻子、女儿一起去欧洲旅行。他在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我写诗之后，他有一天毫无兴趣但客气地问我：“你最喜欢哪位美国诗人？”我说，“哦，艾略特，罗伯特·弗罗斯特。”然后这个男人——这位每晚都和女儿跳舞的父亲，其有着E·菲利普斯·奥本海姆⑽在《周六晚邮报》上连载的老故事里的主人公那受过良好教育的旧式的端正的魅力；其让洛杉矶最好的职业网球教练教他的妻子和女儿网球击球法，而他自己则以令人厌倦的权威口吻谈起它；其在七岁后一生经过门口时从未走在任何人前面——这位穿着考究、彬彬有礼、游历四方、温文尔雅、受过教育的绅士平静地说：“我想我没有听说过他们。”因为就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而言，他最好是在拐角处当个警察。但他的思维完全正当——这倒不是说他曾想过这件事——对这些事情的了解并不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基本要求。我们属于这样一种文化，它旧有的价值等级制度——要求一个女孩读蒲柏，就像要求她去教堂弹钢琴——实际上已消失；我们属于一种文化，在其中，伟大的艺术家或科学家，在相对罕见的情况下变得广为人知，拥有贝蒂·格拉布尔⑾或专栏作家的地位，这专栏作家写道，前天晚上，他在鹳鸟俱乐部遇到两位“名人”。 

©Hannah Hoch | Von oben

一百五十年前，当一个人赚了大钱，他就觉得有必要为自己提供花边、马车、仆人们、一个家世好的妻子、一个芭蕾舞演员、一个击剑大师、一个跳舞老师、一个牧师、一个法语老师、也许一个弦乐四重奏乐团、在空闲夜晚他艰苦研究的蒲柏、斯蒂尔和艾迪生的诸多版本：对他而言，在他具有新身份的生活中，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以致他一定常常带着怀旧心情想起那些日子，在那些日子他所有不得不做的一切就是赚大钱。我们已改变了大部分：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没期待富人做这些，而只要他是富人就行了；而把一个国家的力量和它的智慧和优雅联系在一起的的纽带，那些脆弱的、模糊的、久远的纽带，终于被割断了。

当密尔和马克思看着少数工人缓慢又持续地读着雪莱、赫伯特·斯宾塞或《物种起源》,他们如杰斐逊和林肯一样，带着自信的渴望想起未来的日子：那时人人识字，那时一个实际的民主政体会用智慧做出选择，其所用的智慧与以哲学家为王的理想国会用的一样多；而没有什么先见之明向他们显示那些工人（二百多万壮汉）轻松愉快地浏览《纽约每日新闻》的情景。杰斐逊和林肯在演讲中谈到他们对未来的希望，而这些演讲本身，对投票给那个未来的多数选民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因为这些演讲的词汇和语法比选民读过或听过的任何演讲都更难懂——更晦涩。因为你在选举中击败我，仅因为你在一个小木屋里出生和长大，而我不是，那么，那个被群猪在院子里养大的人打败你，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人人政治平等这一真理，对虚构的差异所具有的不公正的承认，变成了一种对差异的虚构性的信念，判定谁相信存在着某种真正重要的个体差异，谁就是反动、势利或法西斯主义。我们讨厌必须相信歌德说的天生的或先天的优点；然而——如后来一位作家大约说过——许多侍者生来就具有公爵夫人的品味，而大多数公爵夫人生来(及死时)有着侍者的品味：我们可以逃离社会阶层，但不能逃离我们出生时的智力水平。 

我们的一所大学近来针对美国公众的阅读习惯做了一项调查；它断定48%的美国人一年中没读一本书。我想象着那个读者——确切地说，非读者；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我羞愧地反思：“我们的诗对他来说太难了。”但《金银岛》、《彼得兔》、色情小说——任何书都如此。全世界的作家们都在参与一种阴谋，要把这个美国人逐离书本；在16000万案例中，有7700万案例获得成功。我经常会想到一种梦境，我对想象中的这个人说:“你为什么不读书？”——他总盯着我看了长久，然后回答：“嗯？” 

如果我的语气是嘲讽的，是习惯于无助的某人的语气，这很自然：诗人是一个受谴责的人，国家不会给他买早餐——而正如有人说过，“如果你来吊死我，那你不该指望执行死刑时能威吓我免让你难堪。”诗人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摧毁了许多人理解真正的诗歌和真正的艺术的能力。那个每月津津有味读着《读者文摘》喂给他（像鸽妈妈喂雏鸽）精心配置的易消化的句子的人——那个人读不懂《神曲》，即使他想要试试：太晦涩了。然而，一种清晰显示对读者完全的蔑视，就像一种晦涩显示一种完全的尊重。哪一种俯就和贬低读者，是有四个层次意义的《神曲》，还是只有一个层次的《读者文摘》？后者那个层次低到似乎不是一个层次，而是读者愿意陷进去的一个深渊。作家真正的不诚实是对残酷的真实作简单的解释。然而，我们杂志上的普通文章给任何主题都披上了轻松的、自动的、“人性的”兴趣的外衣；每年《哈珀》杂志似乎更像《生活》和《周六晚邮报》。歌德说过：“一个词典能跟得上的作者一文不值。”萨默塞特·毛姆说，他收到的最好的赞美是一封信，信中他的一位读者说:“我读你的小说时，一个词也不用查字典。”显然，这些作家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Man Ray | Self-PortraitSelf-Portrait

由于动物机体只有需要时才思考，才真正地推理，因此在读者中思考正逐渐消失；现在，大众化写作已如此久地没给想象力留下什么，以致想象力也开始萎缩。几乎所有过去的作品对普通读者来说开始显得臃肿沉闷，因为它们没有提供给读者读者会回应的内容。在生活中只读几本书、但读了大量漫画书的男孩们会告诉你，如此生动以致很容易同情：“我不喜欢书，因为它们真的没拿什么给你看；它们节奏太慢了，你不得不自己做所有的工作。”几年以后，当你对着只看过几本漫画书、却看了大量电视节目的男孩们说话——他们会说什么呢？ 

关于诗人的隐晦，关于正在取代旧世界的新世界的晦涩这个主题，我已为你们写了一首诗——一首晦涩的诗。我曾在一本书里看到一所房子，里面有一个规整的花园，一个英式花园，一个果菜园，还有一个扦插圃。我把那个花园，那些脚底有厚肉的牛犊，作为我描述过去的象征。对于现在和未来，我有这么多象征符号，我不知该如何处理：它们不敲门就进入这首诗，对它进行评判，评判后就没有离开；但概括它们的那句话——对我来说，这句话代表着大审判那最后的早晨的声响——来自一个葡萄酒广告，我每天能在纽约地铁看到。我的诗叫《时代变得糟糕》：

如果十六个影子在这根绳拍打

所有用了染蓝漂白粉——末日早晨的洗涤——光洁滑动，        

吹着口哨，“那是多虑的，比恩太太，”    

我告诉自己，我尝试：一个梦，一个梦。

但我那方格花纹眼镜水粉画般暗淡无光；       

当，多个星期天，我已完成所有的连环画，     

我还没完成所有的连环画。人们

整天走路（来审判我）而不敲门——

我的陪审员们：这些公正的、粗俗的、友好的幽影。      

我祖母的扦插圃，                                                      

我曾曾曾祖父脚底有厚肉的小牛们

（被迎候，在鸡啼声中，在莉莉丝（他

贵贱通婚的首个妻子）的温柔微笑中） 

都只是一个E.T.W.霍夫曼的故事。

当艺术消逝，留下的是生命。              

未来的世界不会半途而废：                     

生命是“像妈妈常酿的葡萄酒——             

如此丰饶，你几乎可以用刀切它。”

©Hannah Hoch | Watched

未来的世界！在那个世界，蔬菜要么被冷冻，被制成罐头，要么种在田里；在那里，孩子们盯着电视的显示板，看着那些死在树林堆积的树叶下的婴儿，恳求地问道:“但，他们的电热毯在哪儿呢？”；在那里，旧书为了装乳脂软糖而掏空，让每张咖啡桌显得优美；在文法学校的露天表演中，洞穴人披着原棉的毛皮，而观看比赛的家庭——除了鞋底的耐欧莱特⑿外——穿着人造丝、纤维素和纺制尼龙的衣服；厨房里白色搪瓷电炉、电动洗碗机、电冰箱、洗衣机、电吹风、电熨斗、食品垃圾处理机、空调和华林搅拌机的相应辐射中，家庭主妇穿着职业的整洁的工装服里坐着；在那里，在容纳一个总参谋部的混凝土洞穴上方，火箭在天空中是隐形的……在我经常这样想的这个世界的天空。

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听众中是否有人会想对我说：“但这一切都很消极。你想让我们怎么做？”如果我让“这一切”听起来很确定，那么让我道歉：这些是我缓慢又不情愿地得出的结论，因这个世界将它们强加于我。但愿我是那些快乐的反动派中的一员，生下来就有一份希腊语词汇表，如同其他孩子生下来有胎记或收入，四岁的时候，愤怒地拒绝把他们花费在背诵教义问答上的时间花费在“一种感性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幻想，幼儿园”中！但我受过科学教育，年轻时思想激进；我已老成到可以相信，像歌德一样，相信进步——我看到的进步，我希望而没看到的进步。因此，我愤怒而不情愿地说出我对诗人、公众和他们的世界的看法。如果我的听众说：“我们该怎么办？”我除了“没有什么可做”还有什么可以回答的？要做的没有什么不同于我们已做的：如果诗人写诗而读者读诗，每个人尽其所能——如果他们努力生活，不是作为士兵或选民或知识分子或经济人，而是作为人——那他们是在做可以做的一切。但是，期望他们(也就是说，通过在电台朗诵单音节诗)挽回那个人们站在椅子上观望丁尼生勋爵的昨天，就是相信，通用汽车公司把奖品颁给童子军以奖赏他们的拿破仑马车模型，就可以带回“工艺传统”；就是相信，通过鼓励乡下人对沿夏季路线而走的旅客打招呼“赞美神”或“你好”，就可以恢复过去的风俗习惯。

©Hannah Hoch | Little Sun

艺术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我们生命中最壮丽的装饰，不仅因为它几乎是我们永恒的消遣，而且因为它就是生命本身。从基督到弗洛伊德，我们已相信，如果我们了解真理，真理将使我们自由：艺术不可或缺，因为这种真理的那么多东西，可以凭借艺术作品且仅凭艺术作品而获得——因为，我们中的哪一个可能已为他本人，获得普鲁斯特和契诃夫、哈代、叶芝和里尔克、莎士比亚和荷马为我们获得的东西？而他们还能以别的什么方式，使我们看到他们自己所看到的真理，那些似乎相异又矛盾的真理（那些真理，对于容纳它们的心灵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真理）呢？所有这些东西，就其本质而言，都需要分享；如果我们满足于自己知道这些事物，并以优越感或冷漠的眼光看待那些没有这些知识的人，那我们已做出一种肯定会令我们堕落的拒绝。如果我们多数人(那些平时听格林童话、民谣和《圣经》、例外时听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的人的后代)聆听的不是朴素或天真的艺术，而是一个精心制作的、复杂的艺术替代品，一种即时的、绝对可靠的、其有效又可怕如广告或希特勒的演讲的合成物——如果知道这一切，我们说：艺术一直是少数人的事情，那么我们是在老生常谈以隐藏一场灾难。民主最古老、最深刻和最接近决定性的吸引力之一表现在我们的感觉中，即我们感觉通过它不仅可以分享物质产品，而且可以分享精神产品：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人人都可以获得面包和正义、教育和艺术。如果一个民主政体提供给其公民的是一种表面的教育，一种虚假的艺术，一种比老文盲更危险的读写能力，那么我们应该说它不是一个民主政体，而是那些“人民民主国家”的一个变体，其与任何真正的民主政体分享的仅仅是名称。歌德说过：我们能甘心接受另一个人的巨大优越性的唯一方式就是爱。但我们也可以通过否认卓越的存在来与优越性、与真正的卓越达成协议；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是在帮助毁灭它和我们自己。

我很遗憾地看到这个会议被命名为(相当传统的)“为诗歌辩护”。诗歌不需要辩护，正如空气和食物不需要辩护；诗歌——在最广泛的意义、唯一的重要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已成为我们所了解的任何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某种诗歌形式的人类生活不是人类生活，而是动物存在。对于诗人和诗歌来说，我们今天的世界不是一个不能忍受的世界：诗人可以忍受它的缺点，而好的诗歌仍在被书写——例如，叶芝认为本世纪上半叶是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最伟大的抒情诗时代。但是，公众——那部分疏离任何真正的艺术（甚至最简单的艺术）的公众——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想到了一个类比。

在奥地利某些山区的商店里，人们可以看到银链，像项链一样扣在一起，前面镶有珠宝或上釉的银盘，有时非常大。这些首饰被称为甲状腺肿环圈：它们过去用来装饰患病女人极度肿胀的脖子。如果戴着它们的妇女被告知，她们之所以变得丑陋可怕是因为她们居住的山谷里的水中碘含量少得可怜，那么，她们会嘲笑这种说法。她们甚至会更加衷心地嘲笑那种认为她们的脖子丑陋可怕的想法——而她们的情人，当他们贪婪地盯着亚麻色辫子下的圆肉，他们会问，人们要怎样忍住不适才可以动手去爱抚那些他们有时看到的、身体骨瘦如柴的、颈脖如鸡脖子的可怜女人，那些来自旅行者们称为世界的平原的异乡女人。

©Man Ray | Nut Girls (Les Filles des Noix)

我已谈到诗人和他的公众，但实际上，他的公众是谁？在E.M.福斯特⒀的小说《停机》(The Machine Stops)中，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在对话。他们隔着地球的一半圆周；他们坐在地下的房间，房间里有空气，有食物，有温暖，这些都自动供应就像其他一切东西供给遥远未来的人们。“想象一下，”福斯特说，“一个布裹着的肉块——一个大约五英尺高的女人，脸像真菌一样白。”她刚刚拒绝去看她的儿子；她没有时间。她的儿子回答说：

“飞艇在我和你之间飞行只需两天。” 

“我不喜欢飞艇……”

“为什么？”

“我不喜欢看到可怕的褐色大地、大海和天黑时的星星。我在飞艇上一点想法也没有。”

“我在别的地方没有想法。”

“空气能给你什么想法？”

他停顿了一会儿。

“你不知道有四颗大星围成一个长方形吗？在长方形中间有三颗星星紧紧地连在一起，这些星星还悬着另外三颗星星？” 

“不。我不知道。我不喜欢星星。但是它们让你有个想法吗？多有趣；告诉我。”

“我想，它们就像一个人。

“我不明白。”

“四颗大星是那人的肩膀和膝盖。中间三颗星好像人以前束腰的皮带，而那悬挂的三颗星好像一把剑。”

“一把剑？”

“人们随身带着剑，用来杀死动物和其他人。”

“我觉得这不是个好想法，但它肯定是原创的。”

只要这些星星保持这种形状；只要还有一个人观察它们，发现它们就是猎户座：至少在这段时间里，诗人还将拥有他的公众。当这个人消失了，无论诗歌，还是诗人，还是公众都不复存在，在我们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再像初看去时那样奇怪了——当然，有世界的某种秩序，某种程度的存在，他们仍然存在于其中：一种秩序，在其之中，埃斯库罗斯佚失的剧本并没与保存下来的剧本有所不同；一种秩序，在其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某种意义上有相同的现实。或者——不管我们是否这么想——我们都这么感觉。人们总是问：诗人为谁而写？他只需要回答，你为谁行善？你对你的女儿好,是因为最终会有人为你的行为付钱吗？……诗人写诗，是为了诗本身，为了诗中出现的事物的秩序。 

但这已被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说过，他所说的比以后可能被再次言说的都要好；我想引用他的话来结束这次演讲：

“我们只能说，今生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好像我们带着前世约定的沉重义务来到今生；在本有的现世生活条件中，没有什么理由让我们认为自己有必要行善、考究、甚至礼貌待人，也没有什么理由让有才华的艺术家以为自己有必要二十次重新开始创作一件作品，正如一个永不为人知、勉强地以弗美尔之名被辨识的艺术家运用如此多知识和技巧画出那一小块黄墙那样，由此引发的赞美与他那被蛆虫吞噬的身体毫无关系。所有这些在我们现有生活没被认可的义务，似乎属于一个不同的、建立在善良、慎重、自我牺牲上的世界，一个与我们的世界截然有别的世界，而我们为了生于这个世界而离开那世界，在也许回到那世界并再次活在那些未知的法则的统辖下之前，我们遵从那些法则，因为我们心中怀有它们的规诫，不知道谁的手在那里描摹它们——这些律法，每一项深刻的智力工作让我们更接近它们，而只有傻瓜才看不到——仍看不到它们。”⒁

注释：

①这篇文章（原文题目：The Obscurity of the Poet）为贾雷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稿，曾刊于《党派评论》（1951年11月），后收入作者第一部诗论集《诗与时代》（1953）。

②原文“Obscurity”有两种意思：“难懂、晦涩”和“被忽视、默默无闻”。中译“隐晦”试图包含这两种意思。

③纵犬咬牛游戏：中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游戏。

④比特尔（Beetle）、斯塔奇（Stalky）和麦克塔克（McTurk）：英国小说家、诗人吉卜林（基于自身学生经验而写）的小说《斯塔奇及其同伴》的学童。

⑤《李尔王》第二幕第二场。中文已有多种译本，这些译本为了让译文通顺易懂，有时不得不经过一番“理顺/意译”（此处译文虽照顾些许“字面意思”，但也如此）；事实上，莎士比亚原文并不易懂，就如本文后来谈到的诗人德莱顿所言：莎士比亚原文短语“几乎难以理解’”；“有些不合语法”——诸多因素使得这种阅读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贾雷尔文中所引的莎士比亚原文，其标点符号与一般莎士比亚版本不同，本译文遵从贾雷尔所引。

⑥《凤凰与斑鸠》：莎士比亚最晦涩难懂的诗之一。

⑦吕哥弗隆（Lycophron）：古希腊卡尔基斯的悲剧诗人之一，公元前285-283年供职于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他著有64部悲剧，其中已知剧名的有20部。他的作品以“晦涩”著称。

⑧出自英语诗人马维尔的诗《诉怨的宁芙》（The Nymph Complaining）。这里的译文出自燕卜逊著，周邦宪等译：《朦胧的七种类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10月，263页。）

⑨特里斯坦•科比埃（Tristan Corbiere，1845—1875）：法国诗人，生前其诗鲜为人知，直到逝世后才被魏尔伦发现。后来又引起庞德和艾略特的兴趣，许多现代主义诗人都研究过他。贾雷尔改写过他的诗。]的书，我开始感到一种掺杂嘲弄的失望，对马拉美的诗、写给马拉美的信、各种马拉美传记、关于马拉美的随笔，以及向马拉美致敬的文字，摆满这些东西的那些书店架子让我干着急。现在法国诗人已写了多久，此间好像不存在法国公众——好像他们，至多像一个牧猪人[ 此说法是对安徒生的童话《牧猪人》有关情节的发挥。

⑩阿瑟·伊夫·温特斯（Arthur Yvor Winters，1900-1968）美国诗人，文学批评家。温特斯早期的诗受意象派影响，在1920年代末期起倾向于新古典主义，主张诗的韵律的美。

⑪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朗费罗在世时颇受人喜欢，在其生命最后，同时代人认为他更像儿童诗人，因为他的很多读者都是儿童。《孩童时光》（The Children’s Hour）是他的一首诗（后文的“严肃的爱丽丝、可笑的爱蕾歌娜和金发的伊迪丝”为其中的诗句的引申）。此处“孩童时光”为引申的说法。

⑫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

⑬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诗。

⑭这里指三位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威廉•古柏（William Cowper，1731-1800），其生前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乔治•克雷布（George Crabbe，1754-1832）。

⑮罗伯特•希里尔（Robert Hillyer，1895-1962）：美国诗人，《尼摩船长之死》是他的叙事长诗。

⑯《菲德尔》：法国诗人、剧作家拉辛的代表作。

⑰《飘》（Gone with the Wind）：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根据改编这部小说曾拍摄一部闻名的电影（中译为《乱世佳人》）。

⑱《琥珀》（Forever Amber）：美国作家凯斯琳·温索（Kathleen Winsor，1919-2003）的爱情小说，其故事背景设置在十七世纪的英格兰。

⑲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家族有三位诗人，除了他本人之外，还有两位诗人：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1819 – 1891）和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1874-1925）。

⑳这里的戏拟来自爱默生写的一首诗“Concord Hymn”，其为爱默生（写于1837年为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一座纪念碑方尖碑致敬，纪念康科德战役，这是1775年4月19日在一系列战斗和小冲突中的第二次。爆发美国革命。）

⑴示播列（shibboleth）：据《圣经》记载，以法连人口音不能读出“示“字音，常常把“示”念成“斯”，故而“示播列”只能被读成“斯播列”。

⑵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活跃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作家，学者。他两部最有名的作品是乌托邦讽刺小说《乌有乡》（Erewhon）和半自传体小说《众生之路》。他极崇拜音乐家韩德尔(Handel)，并模仿其风格与别人合作创作了清唱剧《那西索斯》（Narcissus）（1883）。

⑶莫蒂默•斯纳德（Mortimer Snerd）：精通口技表演的美国喜剧演员埃德加·约翰·伯根（Edgar John Bergen，1903-1978）塑造的人偶角色。

⑷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人物。

⑸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英国国王，自幼受到良好教育，诗人斯克尔顿是他的老师，他本人也写下了一些诗。

⑹金主教（指Henry King，Bishop of Chichester，1592-1669）：英国诗人，曾任奇切斯特主教。

⑺塞缪尔·约翰逊（1750—1752）：英国评论家、诗人、散文家，常称为约翰逊博士，英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文人之一。

⑻罗伯特·P·崔斯特瑞姆·柯芬(Robert P. Tristram Coffin，1892 –1955）：美国诗人，教育家，作家，编辑和文学评论家，曾于1936年获得普利策诗歌奖。

⑼华金·米勒（即Cincinnatus Heine Miller，1837—1913）：美国诗人，以笔名Joaquin Miller而闻名，因其诗写到内华达山脉，他被称为“山脉诗人”。像贾雷尔一样，他也蓄有大胡子。

⑽E·菲利普斯·奥本海姆（E. Phillips Oppenheim，1866–1946）：以惊险小说流行于大众的英国小说家。

⑾贝蒂·格拉布尔(Betty Grable，1916-1973)：美国电影演员、歌手与舞者，二战期间她是美国大兵的梦中情人之一，其海报大受欢迎。

⑿耐欧莱特（Neolite）：耐磨的合成橡胶化合物。

⒀E.M.福斯特（E. M. Forster，1879-1970）：英国作家，作品有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等。科幻小说《停机》最初发表于1907年，其故事发生在一个人类生活在地下的世界，此中人们依靠一部大机器来满足生活需求，这个小说预言的技术类似于今天的即时通讯和互联网。

⒁出自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寻失去的时间》。

⒂德·夏吕斯（Palamede de Charlus）：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寻失去的时间》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