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从头重建我们的歌剧院

1946年初，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卡尔·兰克和总经理大卫·韦伯斯特从伦敦尤斯顿火车站出发去各地网罗人才：招聘歌手，无工作经验要求。两千多位报名者在各个城市排起了长队。

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的主要入口

能唱准音的人被录用了，合唱团员薪水每周8英镑，独唱演员则有40英镑。哈罗盖特教堂的一位风琴师被任命为合唱团团长。来自诺丁汉郡的农家女孩康斯坦丝·沙克洛克曾回忆：“我们排练《卡门》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曾经看过《卡门》，更不用说唱过了。”

到了那年年中，科文特花园有了一个可靠的歌剧团。在五年内，它就达到了世界级水平，上演了瓦格纳的《指环》全套和阿班·贝尔格的现代主义巨作《沃采克》。像克尔斯滕·芙拉格斯塔特和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夫这样的欧陆移民为其带来了经验，增添了光彩，但它的核心班底是本土化的。“我们当时是在建立一个英国歌剧团，”沙克洛克1999年去世前不久曾这么对我说，“我们作为一个团队而努力，想要打造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一些可以让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东西。”

在2016年的英国退欧公投后不久，我与科文特花园的歌剧负责人奥利弗·米尔斯（Oliver Mears）共进早餐，看看能不能在这家歌剧团的历史中找到适用于当下危机的教训。从退欧的结果可以看出，英国歌剧演出的选角方式将不得不改变。来自欧洲的歌唱家会需要签证。不可能再在当天空运一个替补歌唱家上场。我们将需要一个由英国歌唱家组成的班底来承担大部分角色，奈特雷布科或考夫曼偶尔来为票房锦上添花。

皇家歌剧院负责人奥利弗·米尔斯

这些年来他们在太多方面犯了错，最严重的是过度依赖三流的外来和尚而放弃了本土人才。在飞往慕尼黑和维也纳的航班上，我常常发现自己坐在某位年轻的英国歌唱家旁边，他们去加入德国歌剧团，因为在伦敦或利兹拿不到角色与经验。在皇家歌剧院登场的英格兰选手比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还少。英国国家歌剧院虽然用本地语言演唱，但却为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男高音们提供了音标的小抄。他们比本地歌唱家费用更低但受教育程度更高，我们的音乐院校在很大程度上要为此负责。但这不过是与全球化运作的经纪公司以及美国来的“艺术顾问”偷懒勾结的借口之一。

格林德伯恩、加斯顿和格兰奇公园这些乡间音乐节为培养人才做出了更大的努力，威尔士女高音娜塔莉亚·罗马妮芙（Natalya Romaniw）和爱尔兰女中音塔拉·埃劳特（Tara Erraught）通过它们实现了职业生涯的突破。与此同时，那些获得国家资助的歌剧院却与大都会歌剧院在谈判剧目角色互换。那些“让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东西”遭遇了什么？

科文特花园的杰塔·帕克青年艺术家计划优先培养了乌克兰人和乌拉圭人，而不是格拉斯哥人或来自格里姆斯比的孩子。无论你是否喜欢退欧，它提供了一个重新开始的天赐良机，来唤起我们民族的韧性，做出一个更好的选择，来从头重建我们的歌剧院。奥利弗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我们此后又一起吃了早饭。

当然，需要在胳膊上来一针的不仅仅是歌剧。我们的许多乐团为了追求国际声望与轻松度日而误入歧途。在巴塞罗那的掌声比在贝辛斯托克的掌声更响亮，而且一次排练就可以支撑整个巡演，从而节省开支。看看伦敦那些乐团的年度财报，你就会发现警告：如果巡演的机会枯竭，这些乐团的生存就将受到威胁，而在新冠疫情期间与退欧之后，这是必然发生的事。

英国的各个乐团为了追逐廉价的欧元，以星巴克式平白而平淡的声音取代了各自原本独特的音色。我曾经能够盲听辨认每一个伦敦乐团，现在不再可能了。除了三四位令人眼花缭乱的独奏家之外，西蒙·拉特尔的伦敦交响乐团几乎无法与那些在飞往波尔多、布达佩斯和北京途中在巴比肯中心飞驰而过的空中飞人管弦乐团区分开来。伦敦交响乐团在1940年代成名时，它的成员由刚刚脱下军装的英国演奏家和一帮逃离希特勒的难民组成，他们能视奏任何乐谱，并能在三次排练内完成一部交响作品的录音，这是一个世界纪录。

今天，我们从欧洲大陆雇用演奏家，而乐队首席会经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空缺，因为不同背景的演奏家无法就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达成一致。伯明翰市立交响乐团最近任命了一位罗马尼亚人尤金·齐钦德连（Eugene Tzikindelean），他住在哥本哈根，在欧登塞有第二份工作。他是一位卓越的演奏家，而且举止迷人，听辨严谨，但任何事业都不能依靠与他人共享职位，而且无论如何退欧都会让更多的海外雇员望而却步。我们需要在自己人里找到领导者。

尤金·齐钦德连

这在音乐上有一个好处。如果英国乐团停止巡演，他们将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国内观众和他们的口味。这可能意味着英国交响作品的回归，至少是沃恩·威廉斯和马尔科姆·阿诺德的全套作品，然后是彼得·麦克斯韦·戴维斯和大卫·马修斯。伦敦的各个管弦乐团将会前往全国各地进行更多的演出。利物浦爱乐乐团也应该在阿尔伯特音乐厅常驻一段日子，而不仅仅是在逍遥音乐节过夜。

拉特尔投奔慕尼黑啤酒馆这件事应当成为对乐团的一个警告，促使他们放弃天上飞的指挥大师而培训本地人士。伯明翰歌剧院聘请了在剧院同一条马路上长大的阿尔派希·乔汉（Alpesh Chauhan），使他成为了首位有色人种音乐总监。伦敦爱乐乐团拥有艾德·加德纳（Ed Gardner）。哈雷的马克·埃尔德堪称一人全包的指挥家工厂，他培养了杰米·菲利普斯（Jamie Phillips）、乔纳森·海沃德（Jonathon Heyward）、安德鲁·古雷（Andrew Gourlay）等人作为他的助手。此外，邓肯·沃德（Duncan Ward）、杰西卡·考提斯（Jessica Cottis）、克雷姆·哈桑（Kerem Hasan）也正在冉冉升起。能看出来了吗？退欧和新冠疫情已经将英国从音乐共同市场中拖出来，并将我们扔回本土的萌芽之上。

皇家歌剧院的实力已经比1946年时强大许多，可以邀请三代舞台老手来提供贤明建议。召集那些骑士和夫人们——托马斯·艾伦和布林·特尔费尔、安妮·埃文斯和莎拉·康诺利、约翰·汤姆林森和威拉德·怀特——让他们挑选和培养未来的人才。

我向奥利弗·米尔斯提议，电视台可能会有兴趣搞一档“不列颠歌剧好声音”（Britain's Got Opera），来寻找新的男女歌唱家。地面电视台果然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但后来这个建议被提交给了科文特花园董事会，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它的消息。

皇家歌剧院和英国所有其它艺术机构一样，忙于应对当前的危机，无暇抬头看蓝天。在狼到门口之前，什么都无法完成，哪怕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听到狼嚎声。不是我们的每个乐团都能活过2021年。有一位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而不愿透露姓名的首席指挥预计，伦敦会有两家乐团破产，在地方上还会有两家要关门。

艺术界以为他们会像以往一样糊里糊涂地度过这场危机，但死神正在敲门。在Zoom会议里不会诞生类似于阿基米德的“尤里卡”那样的奇迹时刻，也没有人想出如何能从音乐会和歌剧视频直播中赚钱。在全面恢复演出之前要赔进两年的收入，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核心人物，一个能进入唐宁街的音乐沙皇，一个能培育新芽、传播复兴希望的新面孔。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