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的政治经济逻辑

进行新一轮更彻底的制度变革，是推动中国稳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基础。图为2020年的上海陆家嘴。

一、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现有对“中国奇迹”的解释主要由经济学家给出，他们立足中国较长时段的高增长实绩，分别进行了有价值的分析。

解释一将原因归结为改革开放以来朝向市场化和承认产权作用的体制转轨。尤其是通过发展国内市场和开放国外市场，减低租值耗散，硬化预算约束，增进了对资本和技术的吸引力，营造了发挥劳动力等比较优势的环境，从而实现高投资和持续高增长。

解释二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成功，源于在发挥市场制度配置资源作用的前提下，中国政府采取了与资源禀赋相适应的各类政策，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财政、货币、金融、外资、外贸等政策安排，匹配了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保证了持续的技术扩散、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

解释三将中国增长的独特性归结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产生的有效激励结构，使地方政府充当了经济增长的“扶持者”而非“攫取者”角色，激发了各级政府自下而上的政策创新、市场保护和经济竞争。其中，财政分权、行政分权和政绩晋升竞争三项制度安排的作用至为关键。

遗憾的是，以上解释的视野更多集中于改革如何为中国高增长奇迹提供了有效的经济制度，而对保证有效制度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互动缺乏关注，导致在理解如何进行改革路径选择、构建有效的制度环境、防止权力机会主义、保障改革可信承诺方面缺乏理论支持，而这些对于“中国奇迹”的创造至关重要。

近年来经济学研究的进展表明，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国别经验，一个经济体一段时期的高增长并不少见，经济体之间长期经济绩效的差异并不主要取决于高增长，更取决于经济收缩的幅度和频率，后者由朝向权利开放的制度变迁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和秩序稳定性决定。

从长期经济绩效来看，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变迁不仅仅是一个高增长的故事，更是一个收缩率减低的故事（参见图1）。

图1. 中国人均GDP的增长与收缩
数据来源：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18。其中1939−1950年数据缺失。

与已有着重解释有效增长的经济研究相比，我们更关注阶段性权利开放改革中的政治经济互动策略、经济制度变革带来的效率增进，以及面对阶段性经济收缩所做出的改革努力，并进一步指出中国进一步迈向权利开放社会面对的巨大挑战，以及必须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变革。

二、权利开放中的政治经济互动与经济绩效

经济学的新近研究注意到，在要素、资本、技术进步、分工扩散和有效制度之外，制度变迁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对长期经济绩效的实现至关重要。

（一）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迄今为止，经济学对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的研究沿着以下三个阶段递进。

第一是关注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有效性。科斯的研究表明，在真实世界，交易费用不仅永远不为零，而且有些市场的交易费用非常高，权利的界定对资源配置的效果举足轻重。资源使用、交易、获利等方面的不同产权配置，对降低稀缺资源竞争中成本或收益的外部性、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至关重要。

第二是分析无效制度长期存在的根源。对制度作用的关注，引出更为繁难的问题。“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脱颖而出，大部分国家仍然在贫穷中不能自拔？”诺思的回答是，“国家是经济成长的关键，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为解决此问题，需要建立包括法治和民主在内的有效政治制度，以解决政府在保障产权、获取税收、处理债务等方面的“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进一步认为，长期经济绩效取决于政治经济制度在整体结构上是“包容型”的还是“攫取型”的。

但二战后的历史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内部难以“自下而上”自然生长出适应现代斯密型增长的制度，“自上而下”引入外来的产权、市场、选举、法治等“成功”制度经验也没有带来发展，反而遭致政治不稳。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我们理解了促进增长的制度结构，仍然无法理解长期经济绩效如何发生，也即“有效”的制度安排如何可能出现。

第三是探寻权利变动秩序中政治经济互动的真实逻辑。诺思-沃利斯-温加斯特新近的分析表明，权利限制秩序而非权利开放秩序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状态。贸然打破这种结构不但不一定能达成竞争性秩序，反而可能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引发暴力，带来经济收缩和增长过程的中断。因此，从权利限制到权利开放的制度演进不是简单的制度移植或者制度革命，而是如何妥善处理超额租金重新分配过程中的暴力陷阱与社会秩序问题。

（二）朝向权利开放的政治经济逻辑

制度不仅仅只是游戏规则（rules of the game），更是“社会博弈所商定的规则”（agreed upon rules）。一个社会维持规则的能力取决于组织服从和支持这些规则的意愿。关键是要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精英之间实现稳定的权力更替，并维持规则形成与演进中的“可信承诺”，促进政治、经济与社会转型。

为何会发生制度变迁？变革契机主要来自旧制度衰退出现时精英之间达成租金再分配契约。在西欧，战争打破了原有租金体制结构，让暴力向少数封建主集中，获取战争资源的需求也促进了封建主对商人和地主的保护。

制度变革的绩效取决于能否冲破旧制度对要素租值的束缚，建立起降低交易费用的竞争性市场。但对规则的改革会弱化联盟做出可信承诺的能力，如何使精英间的合作和联盟变得可信和稳定，是达成租金再分配秩序的关键，这取决于政治制度变革中形成的租金再分配秩序。

要说明的是，政治制度变革只是为重组朝向绩效导向的、非特权化的超额租金配置提供了必要条件。还需要一个相对原有规则更加高效的租金分配规则，以激励学习、增进资本和技术积累，真正带来租金回报率的提升，促使权力精英放弃原有的暴力资源和准入特权，不断朝向权利开放性秩序。另外，分工革命往往是在具体空间或者领域展开，不同群体租金回报的变动具有阶段性和领域性。国家能力与政治联盟动员、改革权力联盟与租金准入之间也存在持久的结构失衡危险，需要在朝向权利开放的进程中，根据分工革命带来的租金变化，不断进行制度调试、保证秩序的稳定和绩效改善，降低经济收缩的幅度和频率。

由此，实现长期经济绩效的制度逻辑是，如何抓住旧制度衰退与精英谋求租金绩效改善的历史机遇，保证朝向权利开放的制度变迁的持续和稳定，防止变革进程中的制度衰退与增长收缩。制度变革中存在自身的政治经济互动逻辑（如图2所示）：

图2. 制度变革中的政治经济互动与长期经济绩效

第一，通过国家的有效治理能力、对暴力资源的控制和对外责任制等政治制度变革，保证有序的租金再分配秩序。

第二，通过市场准入规则和权利再配置、产权保护以及人际规则的非人格化等经济制度变革，保证新权利规则有利于经济进步和租金绩效改善。

第三，通过持续制度变革降低经济收缩的频率，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绩效与租金回报进行制度调试，防止租金分配失衡引发制度衰退，保证稳定的秩序和持续的绩效改善；防止权利开放进程中社会力量和利益集团削弱国家权威和能力，阻止系统性腐败和租金攫取集团的固化，避免制度结构失衡引发制度衰退。

基于中国改革实践的独特经验，我们利用以上框架分析了中国如何在权利开放的不同阶段，通过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持续互动和变革，解决发展阶段转换与体制转轨进程中面临的改革秩序和绩效改善问题，分析制度变革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选择。

三、中国奇迹的政治经济学——朝向权利开放的改革如何成功

1949年以后，面对冷战背景下的安全威胁、资本短缺、技术封锁和市场分割，中央最高决策者选择将发展重点放在关涉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的重工业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政治制度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改造与安排，成为社会主义体制建立的基础。

（一）对总体性体制的改造与转轨

1.改革的历史起点：总体性体制的内生秩序困境。

总体性体制和指令性经济在一个非常时期推进了中国的资本积累和工业体系建设。但由于缺乏价格机制的作用，难以实现市场出清，经济活动中所有者的缺位、软预算约束，导致企业投资低效。自上而下的行政管制难以同时保证有效控制、激励和适应地方灵活性。经济体制的运行面临高昂的制度成本，国民经济无法摆脱“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人民生活水平未能得到改善。

更为重要的是，总体性体制面临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威胁；由于在相当长时间内认为“社会主义不需要法制”，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处理各类矛盾，民主集中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导致大量冤假错案，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国家、社会陷入失序。

总体性体制的秩序困境与指令性经济下普遍的低水平回报是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虽然中国在经济制度层面并未建立起苏联一般由国家计划体制严密支配的庞大分工网络，但这并不能否定中国总体性体制的准入垄断特征。这一体制特征决定了简单的体制内分权无法使其松动，必须通过“权利开放”进行自我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2.为租金分配革命提供支撑的政治制度变革。

首先，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确立改革型国家权威。一是统一思想和政治路线；二是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整顿和加强，使各级组织的领导权掌握在支持改革开放的干部手中；三是提高国家调控能力，处理“双轨制”下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问题。

其次，保障党内安定团结，解决改革争议。强调纠正党内斗争的缺点和错误，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恢复和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端正党风，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改革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监督制度。

最后，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责任制，做出改革开放“不可逆转”的可信承诺。面对反对改革的思潮，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现行政策不可逆转”。

3.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绩效改善。

一方面，通过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实行经济权利开放。向地方政府、农民和国营企业的“放权让利”和指令性计划逐步退出，强化激励机制和价格信号，改善体制租金的分配效率，提高各个经济主体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逐步开放个体经济，扩大对外开放；恢复建立商业银行、金融证券市场，放开小商品市场和小商品价格。依托被短缺经济抑制的潜在庞大市场空间，迅速实现社会的普遍获利和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将建立产权保护制度纳入议事日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修订宪法允许私营经济出现，准许土地使用权转让；修订颁行《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等基本法律，保障公民和各要素的基本权利。确立了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体制，强调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二）“双轨制”并轨与打造高速增长体制

1.转轨体制陷入内生结构失衡与秩序困境。

虽然存在意识形态争论、通胀等问题，这一阶段的体制革命还是保障了转轨的推进，刺激了经济的迅速复苏。但体制内的放权让利并没有根本改变体制的权利限制特征，僵化的传统体制与自发成长的新兴市场产生新的矛盾。

首先，转轨体制面临制度衰败的风险。市场轨和计划轨形成的巨大价差，使下放的租金权利滋生特权化、体制性腐败和社会不公。城乡隔绝、城市优先的制度架构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农民仍被束缚在乡村空间，农民因负担加重而不满增加。财政包干制严重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运行和治理能力。

其次，旧体制内的放权让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产权不清和软预算约束问题，经济体制陷入绩效困境。国有企业通过价格差、行政补贴和银行贷款等租金来维持运行，地方政府借助信贷扩大投资规模，带来系统性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和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市场约束明显增强，国企社会负担重、成本高、效率低下，乡镇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产品粗糙、管理混乱等问题暴露，出现大面积的经营困难、产品积压、恶性竞争。

这表明，以提高体制内租金效率为核心的转轨路径出现运行成本上升、风险加大。但是，“价格闯关”和双轨体制并轨不仅影响了转轨体制的租金分享结构，而且伴生巨额的高通胀，导致1980年代末期对改革的质疑和旧体制复归的危险。

如何在解决经济困境的同时，保证“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局面，成为1990年代中国面临的关键抉择。

2.保障改革开放不可逆的政治方位与制度架构。

首先，重申改革权威并提升国家能力，保障并轨改革的推进。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维护了继续改革开放的绝对权威，解决了改革道路何去何从的问题。在组织上强调加强党中央权威，强调“高级干部一定要讲政治”。通过机构改革减少干预、加强调控、降低负担，重构国家主导的租金监管结构。在继续赋予地方人事、审批和资源控制权的同时，通过党政领导干部选任、编制、公务员制度、目标管理、分税制改革等强化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

其次，以“从严治党”来保障党的凝聚力与党内团结。在制度和机制层面进行党内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推进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与经营性公司脱钩，努力阻断一些人利用国家公器与民争利、与地方争利。

最后，完善责任制与传导继续改革的可信承诺。改革的整体目标逐渐从经济总量增长，过渡到满足多样化的民众需求。不断扩大不同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处理日益多元复杂的利益诉求，逐渐形成了一个政党系统、人大和政协、行政系统、社会舆论等相结合的参与和回应体系。

3.进一步开放经济权利与高速增长模式的形成。

第一，进一步开放准入，打造高速增长体制。

一方面，通过财政和货币“双紧”政策，整顿海关和税务，清理三角债等整顿经济秩序。另一方面，进一步通过推行国家主导下的开放经济权利改革，构建“高速增长体制”。放开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绝大多数生产资料的自由购销；对国企实行“抓大放小”，优胜劣汰，推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硬化预算约束和价格约束。

同时，国家在资本积累、投资、分工扩散、技术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中央财力集中、地方财源开辟、存款政策等各种行政、税收、货币手段获取更高的资本形成率（参见图3、图4），通过公共服务市场化、单位制改革、户籍制度、国企关停破产等降低财政负担、压低经济运行成本，通过补贴、转移支付、项目制、信贷等财税金融杠杆促进投资和再生产的扩大，依靠成本优势扩大出口，参与国际贸易体系下的国际分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图3. 金砖国家与韩国、新加坡的资本形成率（% of GDP）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Gross capital formation。注：亚洲四小龙中，缺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的数据。

图4. 中国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资本形成率（% of GDP）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Gross capital formation。

第二，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通过修订《宪法》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确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和合法权益，把财产权的确认、变更、行使、流转、消灭和保护规则作为民事法律制度的核心。

第三，建立国家主导、法制制约的多元纠纷解决规则。完善法律和司法制度，明确提出“依法治国”，使司法途径逐渐成为解决争议的重要方式（图5）。面对正式司法制度在有效性方面的不足，国家采取建立自上而下“稳定和谐”的秩序保障体系，创造出大量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渠道，实行结果导向的“定纷止争”“案结事了”。

图5. 2002-2016年全国法院审理行政一审案件收案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页引用日期：2019年6月1日。

四、迈向权利开放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迈过了经济“转轨”与“并轨”的“地雷阵”，实现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快速赶超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是，高速增长体制在新发展阶段也面临巨大困境。

（一）高速增长体制的秩序风险与绩效困境

1.权利限制体制的内生秩序风险。高速增长体制赋予了国家庞大的资源提取能力，但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宽松软”不仅严重损害以党为核心的国家改革权威，也加剧权力寻租和租金特权化的回归，带来租金革命的边际下降。地方政府对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和供给公共服务缺乏动力和财力，更多借助赢利性经纪人处理基层治理事务，造成基层社会秩序的动荡和执政根基的松动。各级政府常常在土地征用、城市建设、环境生态中“与民争利”，甚至导致地方司法保护主义和司法腐败，而以“维稳”为核心的策略难以公平满足不断增加和多元化的权利需求和纠纷解决需求。

2.高速增长体制面临的经济绩效困境。高速增长体制为地方政府保留的大量杠杆、垄断和准入壁垒也加剧了市场分割和价格信号扭曲，导致投资过热、无序竞争、环境污染，引发债务膨胀等金融风险。高速增长体制在要素价格、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城乡二元分隔，制约了现代农业与乡村转型发展，加剧农村的衰落。高速增长体制压成本、促积累的体制结构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有利于权力和资本、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不利于包容的市场参与、人力资本再生产、创新活动和持续增长。

（二）高质量发展阶段与全面深化改革的体制构建

十八大以来，根据中国经济的趋势性变化，为促进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

1.全面整肃政治秩序，为新发展阶段保驾护航。一是维护全面深化改革的权威与能力。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政府通过市场监管、财政和货币政策、贸易规则等调节市场运行的能力，建立干部容错纠错机制。二是重塑党内秩序。加大力度从严治党、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从严治军，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三是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2.进一步扩大权利开放，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是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减少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通过减税降费、商事制度改革、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等减轻市场主体负担、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二是进一步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促进产权争议解决，规范政府在产权纠纷、财产征收以及合约履行方面的行为。三是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健全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纠正大量重大冤错案件，将各种争议、冲突纳入法治化轨道。

（三）构建朝向权利开放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

新的国际国内环境预示着，自主研发和创新转型是维持要素报酬、保证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改善的必由之路。

从拉美等经济体的经验来看，这些国家之所以普遍难以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表面源于这些国家技术进步率的大幅下滑并进入收敛状态，收入增长率过早过快地进入类似高收入经济体的收敛状态。但根本在于，制度变革的停滞和制度衰退让经济丧失了绩效改善和技术跃迁的可能：群众高频、失序的政治参与或权贵政治破坏了国家的改革权威和能力，政府难以提供有效的教育、科技投入和产权保护，权力集团重新建立分割的准入结构以攫取超额租金，使这些国家难以保障知识密集型的技术进步和创造性毁灭的持续，难以形成新阶段的现代可持续增长。

国际经验表明，要推动中国稳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仅仅着眼于修复高速增长体制是难以达成的，必须继续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以制度变革支撑经济改革的经验，进行更彻底的制度变革，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五、基本结论

经济体之间长期经济绩效的差异并不主要取决于高增长，更取决于经济收缩的幅度和频率，后者由朝向权利开放的制度变迁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和秩序稳定性决定。

权利开放的实质，是打破被国内外政治权力垄断的超额租金分享结构，确保技术、资本、要素都能公平参与竞争，建立起降低交易费用的竞争性市场，为新分工模式的创新与扩散提供机会。这需要通过国家的有效治理能力、对暴力资源的控制和对外责任制等政治制度变革，保证有序的租金再分配秩序；通过市场准入规则和权利再配置、产权保护以及人际规则的非人格化等经济制度变革，保证新权利规则有利于经济进步和租金绩效改善；通过持续的政治经济互动防止租金分配失衡和制度结构失衡带来的制度衰退。

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阶段性互动调适，保障了经济从“体制转轨”到“高速增长”的持续跃迁式增长。进行新一轮更彻底的制度变革，是推动中国稳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基础。

[作者刘守英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汪广龙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21年第1期，原题“中国奇迹的政治经济逻辑”。经授权发布，原文正文部分逾15000字，由作者进行了大篇幅简化，具体技术细节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