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平民文学浪潮的继承者金爱烂

“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

这是韩国电影《蜂鸟》的一句话。在重读作家金爱烂的小说时，我又想起了这句台词。之所以把它们联系起来，是因为无论是《蜂鸟》还是金爱烂的小说，它们有着相似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怎么说呢，你知道它们是很严肃的文本，但不遥远，它们不像很多严肃的内容冷冰冰的、给人高不可攀的感觉，它们的主人公就是最普通的一批人，笔触也是饱含恻隐之心的，在阅读金爱烂的小说时，我一直在思考这种亲切感如何而来，直到想起《蜂鸟》，我想自己有了答案。

金爱烂

《蜂鸟》是这样一部电影：它的亲切感来源于对人物的“珍视”。因为摄影机和人建立了平等的关系，透过摄影机，我们看到的不是被奇观化的女孩，而是一个女性真实而难以定义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摄影机给的不是答案，而是破除答案，它回到1988年，回到少女看似平淡却又细腻丰富的生活。在这里，摄影机对待女性既非轻佻的指点也不是怜悯，而是感同身受后温柔的凝视，即便在不为人知的角落，也有摄影机陪伴着孤独的恩熙。

金爱烂的小说也是如此。无论是《外面的夏天》还是《你的夏天还好吗》，她给予读者的是一种陪伴感。她让你感觉文字后面的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作者，也不是充满智识却一脸优越感的人，而像是个亲切的大姐姐，一个住在宿舍里、对舍友充满共情心的人。我没有接触过金爱烂，但在阅读她的文字时，我想她的小说或许多多少少都有身边人的影子，当她回忆这些身边人时，她想到的不是呈现一个“奇观”，而是怎么把人物最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又不至于让读者生出廉价的怜悯，而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关系上的——感同身受的触动。

深藏在轻盈文字里的焦灼

身份（Identity）这个词在词源上起源于拉丁语的限定词“idem”，大意是指代人或物的同一性。1950年代，由它而产生的身份认同（Identity）一词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流行，它建立在一个启蒙主义信仰瓦解、个人主义流行的年代，20世纪的一个大主题，就是人类对自我和自由的追求，身份认同这个概念被提出，可谓恰逢其时。

关于身份认同，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他说：

“谈论现代意义上的认同，对我们几个世纪以前的祖先来说，是无法理解的。欧洲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的道德谈论，都是在普遍主义的框架下展开，所有人类的行为标准都有一个确定的指向，人们通过这种指向获得一种绝对的行为指引。启蒙运动试图解构人生活的超验维度，在个体主义基础上建立一种普遍主义人性，从而打造一种世俗和理性的生活方式。在浪漫主义的冲击下，这种个体性和普遍性的微妙组合瓦解，浪漫主义对个体感觉的强调，夸大了个体差异，从而使得普遍术语变得毫无意义。”

查尔斯·泰勒是站在哲学家的高度，担忧身份认同及其引起的身份政治问题，让人们日益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而在金爱烂的小说里，那些平凡人没有心力关心如此复杂而宏大的哲学表述，但他们实际上陷入了查尔斯·泰勒所说的困境中——一个身份的危机。这个危机并不是种族或者国家身份上的，在韩国，年轻人很少有这样的焦虑，但他们会受到另一些元素的影响，比如阶层、外表、收入差距、在社会中处于边缘或中心的位置，以及居于城市群租房的状态等，在这个意义上，韩国青年的困惑，倒是和中国青年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我们在读金爱烂的小说时，其实并不像是在读远方，而是在读附近。

金爱烂成长于民主化年代，她处理的不再是韩国民众如何争取民主的议题，而是与千禧一代更密切相关的——个体化社会中所产生的问题。在她的小说中，一个人对自我的追问、对“我”与“他者”关系的探讨，是一条贯穿小说的主线。

我印象最深的，是《你的夏天还好吗？》这个小说集的同名中篇，这是一篇轻盈但内核沉重的小说，女主人公“我”虽然没有明说，但一直为自己膨胀的体重感到自卑。曾经憧憬、爱慕的前辈突然约自己出去见面，“我”犹豫再三，终于下定决心出了门，满怀少女气的叙述里，却是内心百感交集的情绪，金爱烂没有把小说重心放在俗套上，而是深入女主人公的内心，让读者看到了偏见与虚伪会对一个女性造成怎样的煎熬。

在这篇小说中，“肥胖”的身份特征困扰着女主人公，更进一步说，我们可以说她是韩国整容潮流里，对自我外表不自信的女孩的一个缩影。在东亚，韩国是整容业最发达的国家，也是青年人外形焦虑最沉重的一个国家。韩国大部分青年都做过整容，有把整个人变了个样的大整，也有稍微调整眼皮、下巴或脸颊的小整，韩国批量打造美貌明星的娱乐产业、身边人外貌的对比，还有将外形与阶层挂钩的社会评价体系，无形中都增强了韩国青年人的外形焦虑，不自信，成了很多人的自我困扰。

《你的夏天还好吗？》

在《你的夏天还好吗？》这一小说里，金爱烂就带领我们回到焦灼而难熬的夏天，通过一个不自信女孩的内心世界，让相似的人，看到了遥远的自己，由此达到感同身受的叙述魅力。金爱烂小说中具有召唤力的不是一个宏大的集体，也不是像宗教一般不容置疑的信仰，而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似的身份困惑，他们行走在这个世间，共同经历着自我认同的危机。

比起疲倦、劳累这些词，在金爱烂的小说里，紧张是一个更深藏在文字中的词汇。体型膨胀的女孩面对前辈感到紧张，普通人进入豪门，在金银瓷器里的无所适从，也内蕴着紧张。《虫子》里，群租房内逼仄的关系是紧张的。而在《遮挡的手》中，就连看似温馨的母子关系，也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沟渠。

在小说《遮挡的手》中，金爱烂频繁地使用“吃饭的手”和“遮挡的手”这两个意象。小说中，在母亲目光的注视下，儿子梓伊手的骨节一天天变粗，母亲一厢情愿地觉得这是梓伊“成长得很好”的表现，她欣慰地叮嘱儿子：“梓伊呀。多吃海带，对骨头好。”但她忽略了跟随“吃饭的手”一起变粗的还有“遮挡的手”。如果说“吃饭的手”象征着母亲对儿子的关心，“遮挡的手”则暗示着两代人之间的隔膜。其实，这种隔膜是双向的，母亲无法理解儿子因特殊身份而承担的焦虑，儿子也许久不知道，母亲当年跟丈夫分手的真相。他们都给自己留下了阴影，这块阴影只有自己能留下，即便是血缘最深的至亲，在某些时候，却也和路人没什么区别。

2、把自我连接成彼此的索道

和许多仍沉浸于青春叙事的作家不同，金爱烂写青年和爱情，但不沉溺于感伤和抒情，她清脆而洞察的笔法，让她像是一位早熟作家，提前进入了写作生涯的高峰期。当遥远的爱尔兰刮起一阵萨莉·鲁尼旋风（这位作家凭借《正常人》《聊天记录》风靡全球)，同样书写千禧一代的金爱烂，也在韩国收获了年轻人的喜欢。

金爱烂写出了现代人的疏离，呼应着这个时代弥漫着年轻人群体中隐忍的彷徨。这背后仍旧是一个古老命题的追索，也就是“我是谁”，我如何在这个世上，获得生命的实感？在共同体瓦解、普遍信仰旁落的背景下，身处韩国这样金钱渗透到每一个毛细血管、商品化已经无孔不入的社会里，金爱烂笔下人物选择的一个出路，是对感同身受者的联结，身份，合在同一身份上相似的哀伤，成为人物彼此珍视的理由，他们在孤寂的社会里，把自我连接成彼此的索道。

《水中的歌利亚》一段话，让笔者念念不忘：“我有点儿孤独。前不久刚刚失去父亲，现在不会连母亲也要失去吧？这想法让我焦虑。这种时候真希望自己有兄弟姐妹。如果有他们，像现在这样黑暗的日子，全体子女可以聚在一起商量。有人在所有的方面都比我出色。埋葬父亲，安慰母亲，换灯泡，处理杂乱的告知书，等等。甚至，他们可能比我更爱哭。”

金爱烂写个人，但没有流入个人主义的陈词滥调。她的小说之所以能在青春作家中脱颖而出，就是在于她在自我之外同时看到了他者，她书写个人身份认同的危机，但并没有放弃“我”与“他者”连接的可能。那些经历伤痛的人，最后会在冬夜的街灯下相遇，金爱烂处理过不少实际上和她本人生活完全不像、需要认真去感受他人生活才能写出的题材，比如《您想去哪里》里，半瘫在床、失去弟弟的姐姐，与失去丈夫的妻子之间因为一封信产生的联系。《卢赞成和埃文》里，失去父亲的卢赞成，与埃文的相濡以沫。这些情节处理不好，容易猎奇、生硬，但金爱烂仍恪守着笔端温柔的质感，她让笔下受伤的人不纯粹是一个弱者，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他们如何扛起生活的重量。

3、青年作家背后的平民文学底色

如今，金爱烂已经是韩国八零后作家的代表，我们看待她的文学，不仅仅是阅读几部好看的作品，也是以她为契机，重新审视邻国的文学。

当韩国电影风靡全球时，韩国的文学也在悄然进步。得益于宽松的言论氛围和文艺扶持项目的支持，在娱乐工业高度发达的韩国，文学非但没有“娱乐至死”，反而与娱乐业、影视工业高度结合，形成一片丰富的田野。在韩国既有想象力充沛的类型化文学，也有深入介入现实、又能用巧妙文学手法表现的严肃文学，韩国文学的一条重要脉络是“平民文学浪潮”，这派文学注重写实，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普通人生活与心理的刻画，让文学在民众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金爱烂是韩国平民文学的一位继承者，在她背后既有深厚的写实主义传统，也有韩国作家在吸收欧美现代派文学实验后，自觉进行的一些文本探索。因此，评论金爱烂是一位写实作家或现代派作家都不够准确，因为她既写出了精确描摹生活细节的小说，也不乏《你的夏天还好吗？》里的意识流书写。在《虫子》等小说里，金爱烂则借鉴了卡夫卡的表达，将寓言吸纳进自己的小说谱系中。

可以说，金爱烂代表了这样一类作家：学习现代派的小说技法，又自觉地把题材像民众靠拢，力图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世俗小说。

金爱烂出身于1980年代，那正是韩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期，当时执政的全斗焕政府是军人独裁上台，他自知合法性有亏，为了笼络民心，也为了得到美国支持，实行了芝加哥学派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策略，大开市场，推动私有化，在他执政期间，好莱坞电影在韩国刮起风暴，美国货大量涌入韩国市场，这也是美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上全方位渗透韩国的一个缩影。军政府在当时取得了经济上的突飞猛进，却也造成了社会更加贫富不均，底层生活状况无法得到改善。等到了民主化运动胜利，民主选举取代了军人专政后，韩国的言论生态、创作氛围虽有改善，但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未得到缓解，一批工人、小市民在垄断资本主义深入骨髓的韩国被加速边缘化，这种边缘化不仅是经济上的边缘，也是文化和政治地位的边缘，他们在社会中被遮蔽、被驱逐出大城市，但江南区的富豪们依旧夜夜笙歌。

有感于此，金爱烂决定为普通人书写，为受困者言说。她作品里的主人公多是小人物，遭遇的困境也能让一般人感同身受。金爱烂关注到千禧一代普遍的敏感、疏离和高度的个人主义，但她并不用消极、批判的笔触描绘他们，而是保持了乐观、轻盈的风格，即便书写井底之事，也不忘手握希望的绳索。

例如在《虫子》中，金爱兰用蟑螂隐喻贫困者。《虫子》开篇从建筑结构入手，金爱烂像个规划师，不紧不慢地勾勒出蔷薇公寓里的群像，她注意到蟑螂这个细节，在小说中不吝笔墨地写到叙述者“我”看到的蟑螂，那是“我”看到最大的蟑螂，“我使劲往浴室地板上喷酸性洗涤剂，然后给丈夫打电话。正在大丘出差的丈夫说没关系，那东西不会常住室内，只是过路的蟑螂，让我不要担心。后来蟑螂又出现过几次。更恐怖的是不起眼的小虫子。黑暗之中，胳膊上能感觉到轻微的蠕动，开灯看时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了，却又抓不住。从窗户进来的吗？装空调时打的孔和细微的缝隙都仔细检查过了，真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从哪儿进来的。”蟑螂是租户们的隐喻，他们就像这些黑色的虫子，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爬行，被上流人嫌弃，被不留情地清洗，但他们又有强劲的生命力，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金爱烂写群租生活，写寄生社会，不动声色地刻画城市打工族的辛酸和坚韧，在《虫子》一篇中，读者既能看到作家的社会关切，也能看到她细腻的隐喻。

最近十年，金爱烂笔耕不辍，继续创作了长篇《我的忐忑人生》、短篇小说集《外面是夏天》，这两本小说分别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都已经有了中译本，相对来说，金爱烂的中短篇比长篇更出色。在新小说中，她延续了自己的风格，或许是结婚生子的影响，她的语言更平实，也更多了一分苍凉。

就像《外面是夏天》的译者徐丽红所说：“她的语调低沉了许多，似乎生活的重量增加了许多。比如《立冬》，讲述一对历经两次流产终于有了宝贵的孩子，努力生活，却又因为意外事故而不幸失去孩子的故事。‘孩子的成长速度真是快得令人惋惜。’‘琐碎而无聊的日子一天天积累下来成为四季，四季积累下来就是人生。’读着这样的句子，我相信这不仅是主人公的感悟，也是作者本人的深切体会，格外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外面是夏天》

金爱烂的小说清新但不轻浮，她书写去奇观化的生活，采用的并不是一种直白的、立场先行的控诉或苦闷姿态，而是在文学中建立受困者的主体意识，让每一个落入尘埃者都有自己的尊严。在韩国诸多作品弥漫着控诉腔、强烈的戏剧冲突的情况下，金爱烂的温柔一刀，反而自成一体。不过，在阅读金爱烂的作品时，笔者仍有感到不满足的地方，这并不是由于小说格局的问题，而是金爱烂正处于自己写作的舒适区，她的风格已经定型，但如果要更进一步，需要更有挑战性的书写，那是一种更难以定义、更挑战读者的书写，在打破作家固有的舒适区的同时，也要求更大胆的想象力和对历史更复杂的认知。在金爱烂的小说里，历史感的缺失、对形而上问题的浅藏辄止，是她现阶段小说的局限，这实际上不只是她一个人的困境，也是千禧一代作家普遍需要克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