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我想试试站在海水的中央，用文学为生活作底色

原创 访谈者 生活周刊

林森

作家，《天涯》杂志主编，1982年生于海南澄迈，现居海口。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十月》《钟山》《山花》《芙蓉》《长江文艺》《大家》《中国作家》等刊物，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并入选多个年度选本。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中篇小说单行本《海里岸上》，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岛》，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

曾获人民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奖”之“骨干文学编辑奖”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等。

林森出生和生活在一个四面环海的地方，他的写作自然离不开海，不过和“岸上观”的方式不同，他想试试站在海水的中央去看，所以喜欢他作品的人就特别喜欢。作为80后代表性作家的林森，刚刚又获得了一个新身份，著名文学期刊《天涯》杂志主编。

事实上他已经以副主编身份主持编辑工作三年多，那么当主编与当作家到底哪个更难呢？林森毫不回避地表示，主编肯定比作家要难当得多，不仅仅是编务，还涉及经营和管理，而当作家只要朝自己内心索要就行。如果这两者都要当，压力就会翻几倍，就得直面一个现实：头发变白的速度在加快。林森不愧是年轻一代，对于手机这些新媒体对生活的影响，他是持积极态度的，他认为前代人总是对后代人充满忧虑，但也不见得后代人就真如前代人所担忧的那样。当然，要做到使用而不沉迷，确实需要很大的定力，毕竟美好生活需要文学的浸染，也得有文学的底色。

本期焦点人物 林森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1

大学时的作品都是在网吧敲出来的，

不能当作很严肃的创作，

但那时的激情是后来再也没有的。

青年报：这是一个大移民时代，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离开故乡。你是考上大学才离开故乡的对吗？你的故乡澄迈离海口也不是太远，不到一百公里的样子，我们想问的是，你有没有离乡别土的那种撕裂感？

林森：我是上大学才离开故乡的那个小镇。因为大学在海口，离老家不远，没有那种夸张的离愁别绪——因为随时都能回去。后来看到越来越大的世界，才逐渐认识到，海南的乡镇和内地很多地方还是不太一样。到目前为止，海南的农村里，最气派的建筑仍旧是各种祠堂、祖屋，人们心中的宗族观念仍旧极强，这就使得人们有着极强的凝聚力，无论出去多远，总要回来，人心不至于溃散。甚至，在海口的很多新建的大型社区里，要给拆迁的村民保留一座老旧的祠堂，以供他们节日时祭拜先祖——这也是海南人在飞奔和停留之间的某种证物。

青年报：你在海南大学四年中，学的是水产养殖学专业，这个专业和文学有什么关联吗？你还记得在大学期间创作的作品吗？回过头来看看，你以一个旁观者身份，是怎么评价那个时期的作品的？

林森：上大学时，正是互联网的论坛时代。那时的网络论坛上风云际会，集结了很多热爱文学的人——这和后来付费阅读后的网络文学，是两回事。我们当时也在网上写小说，上大学嘛，就写校园生活。其实，水产养殖学专业是海南省的重点专业，毕业不愁工作，但我的脑袋学数理化不太灵，学得痛苦——这种痛苦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催促我去写作，找到一个出口。当然，若不是在网络上连载小说，我不知道会不会坚持文学生涯——我曾在文章里写过，当时的《天涯》主编李少君，在海南大学讲座时，提到了我在网上连载的小说，这成了我和《天涯》结缘的开始。至于当时的写作，电脑也没有，都是在学校食堂上头的网吧里敲出来的，想到哪写到哪、有几块钱网费写几块钱篇幅，不能当作很严肃的创作。但，那时的激情，是后来再也没有的。

青年报：海南大学可是文人汇集之地，比如王小妮、徐敬亚、耿占春、多多等，你和他们之间有过交往吗？他们都是诗人，你为什么很少写诗，而主攻起了小说，这中间的缘由是什么？

林森：当时的海南大学，聚集了一帮诗歌英雄，当学生的我们有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受益良多。比如说，我参与了徐敬亚老师组织的海南大学“诗歌月读”的活动，多有交流。比如说，多多给研究生的课，我陆陆续续蹭了好几年，多年后在北京碰到多多，他还会笑眯眯地跟别人介绍：“这是我学生。”王小妮和耿占春，也一直是《天涯》的作者。我一直在写诗，参加过诗刊社的青春诗会，出过诗集，现在也断断续续地写，只不过拿出来亮相的欲望消亡了，诗歌成了越来越私人的东西。我这些年小说写得多了些，但从未固定在某种文体里面，我也写散文、写文学评论，甚至给作曲的朋友写歌词——足够出张专辑了。这跟在《天涯》工作也有很大关系，《天涯》倡导“文史哲不分家”的大文学理念，在我们这里，文体是用来打破的，而不是用来局限的。主持《天涯》改版的前辈韩少功，其名作《马桥词典》是长篇小说，而若细看，某些章节又是优美的散文、深邃的思想随笔甚至空灵的诗。

诗歌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是极其重要的——无论他想不想当一个诗人。事实上，国内很多小说家，正是由于没写过诗，没受到诗歌的训练，其语言极为啰唆、臃肿、泛滥，不忍卒读。

青年报：你大学毕业去了哪里？海南的海产品可是全国闻名，你又是学这个专业的，毕业以后去这个行业了吗？

林森：大学毕业前后，在三亚待过，编很好玩的旅游DM杂志。写潜水，就去把考潜水证所需要的流程学一遍；写美食，就找家店面吃一顿；写少数民族的技艺、风俗，就深入海南岛中部的乡村采访；写美女和风景，就真的花钱请个漂亮的模特来拍，贴着人和景来写。这种深度体验的办刊方式，出来的内容当然是独特的。我们的团队做了两三期，就不做了，后来杂志主办方不愿费钱、费精力来挖掘此类原创内容，沦为纯广告页面，质量马上不堪入目。我也在互联网公司做过，但没多久。

就业困难的事情，我倒没怎么遇上，有一回，一个朋友预约去某公司面试，他去不了，推荐我去。我到了后，老板把我往电脑前一按，打开一张天涯海角风景区的图片，让我写景点介绍。我敲了二三十分钟，老板看了后说：“你可以上班了，现在就开始。”到中午时，我越想越不对，我还没个心理准备，怎么就上班了？至少也得让我回去，第二天收拾收拾再来吧？我留张纸条，说不合适啥的，就走了。到《天涯》后，有去别的工作岗位的机会，薪酬要高很多，拒绝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重要。水产养殖的专业工作，倒是一天没干过。

青年报：我看到你在一篇文章里说，你为了去鲁迅文学院学习，把工作都辞掉了，生活从此陷于了绝境。你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做法值得不？你在鲁院期间的收获包括作品都有哪些？

林森：没那么夸张，当时要上“鲁七”，四五个月。恐怕没一个公司能够容忍员工不在岗这么久，何况是人员快速流动的互联网公司。倒也还好，就是已经毕业，家里不可能再给钱，积蓄花完后有点狼狈，但不至于到绝境。更何况，所有的狼狈，事后都是笑谈。对于上鲁院，我比较冷静，不像很多人一样，沉迷在那种氛围里，甚至还有人写了几十万字的日记之类。鲁院提供这个场所，是给作家一个暂停的时间、思考的空间，好奔赴更长远的写作征途；而有些人把上鲁院当成了文学生涯的“巅峰”，天天合影、吃喝、索签名、怀念——说得刻薄点，那些整天“怀念鲁院”的，后来写得都不怎么样。那些把怀念藏在心里的，则默默地以一部又一部优秀作品，回馈鲁院的滋养。

2

主编比作家要难当得多，

如果两者都要当，

就得直面一个现实：

头发变白的速度在加快。

青年报：我们来谈谈具体的作品吧。你写了那么多年小说，推出的优秀作品众多，在中短篇里，直到写出《海里岸上》才引起了巨大轰动，凭此获得了不少奖。你结合自己的创作历程，分析一下具体的原因是什么？这里边有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方面的因素？

林森：我写作的年份不短，2005年左右开始陆续发表东西，但我写的量极少。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加在一起，也就二十来篇，平均下来，一年不到两篇的发表量，是一个极为可怜的数字，有些年份甚至一篇没发。我发表小说最多的是2018年，也不过一个中篇三个短篇而已，其中的中篇就是《海里岸上》。以这么稀少的量，要想被人注意到，显然是苛责自己。2019年，我仅发了小长篇《岛》；2020年，也就发了《书空录》和《去听他的演唱会》两个短篇。《海里岸上》受到一些关注，当然和它的题材和写法有关，事实上，作为编辑，我也难以忍受当下很多作品的雷同面貌、相似表达，渴望看到有作家开拓新的题材、提供别致的结构。《海里岸上》以站在海水中央看天地的角度，以“海里”和“岸上”彼此激荡来当结构，可能确实提供了某些新鲜的气息，容易引发共鸣——当然，量少得可怜，好在各家选刊的转载，让我一直“晃荡”在大家眼前，《海里岸上》就被看到了。对于新的题材，我比一些作家要敏感得多，比如说，我2008年在《中国作家》发表中篇小说《小镇》，2011年出版小说集《小镇》，2012年在《中国作家》第三期发表长篇小说《关关雎鸠》，都是关于中国式小镇的书写。这些作品，比好些年后才开始被纷纷谈及的“小镇书写”要早得多——当然，这主要怪自己，发一篇，歇几年，别人眼神再好也注意不到。

青年报：你的长篇《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和最近推出的《岛》，也感觉有一种滞后的效应。你比较喜欢哪一部？如果让你选择一部代表作在历史中留下去，你会选择哪一部？

林森：这是我出版的三个长篇。《暖若春风》写得早，有稚嫩，却也轻盈，大的历史，在小说中成为淡淡的乡愁和背景。《关关雎鸠》和《岛》我都特别喜欢，可两者是不一样的，《关关雎鸠》是迎面而上的现实强攻；《岛》是想象、思想和把控力的结合，虽有很沉重的内核，可整体上要飘逸得多。《关关雎鸠》是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小镇生活的一个全景式书写，从一个小镇上某种节日仪式的“丧失”和“复归”里，看到时代变化的裂痕、惋叹和回响。这个小说关注到的人不多，可喜欢的就特别喜欢，作家陈应松就很偏爱。年轻一代里，项静特别喜欢，在不认识我的情况下，她写了一篇八九千字的评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发在《西湖》，把其称为80后作家最重要的长篇之一——她在文中用了“之一”，后来熟识了，她私下开玩笑，可以去掉“之一”。杨庆祥也特别喜欢，看到这个小说后，他立即在人民大学的“联合文学课堂”，组织了一场接近四个小时的研讨会。《关关雎鸠》是我个人经验和思考的一次集中展示，是必须越过的一个山丘，完成它之后，就破除了内心的畏难情绪，之后再写什么，我都坚信能够完成。我很庆幸能在二十八九岁的时候把这个长篇完成了，从传播的角度讲，《岛》可能会走得更远一些，可《关关雎鸠》和我更血脉相连。说选个作品留下去，那是妄语，可若是从小镇书写的角度探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代变化，《关关雎鸠》可能是已经写出来的最好的作品……之一。

青年报：大家谈到你近期的小说，都普遍用到“海洋”这个词。你一直生活在与海洋有关的事物里，海洋终于在你的生命中开始发力。你觉得海洋与乡土的关系是什么？海洋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关系又是什么？

林森：其实，我最擅长的，不是写什么“海洋”，可海南岛四面环海，它就在那里，不得不面对它。中国有强大的农耕传统，所以乡土文学是中国文学里最强悍的存在。中国人也有写大海的作品，但数量少，也始终以一种“岸上观”的方式来写。“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是岸上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岸上观……但，我想试试，可不可以在海水的中央看？农耕传统里，安土重迁，喜“安”不喜“迁”，而到了海面上，动荡不安，是另外一种生存状态。当然，我对所谓“海洋”这类命名、归类怀疑得很，作家所要写的，其实是人在各种存在环境下的生命状态和心灵动荡——这才是文学被他人所感知的唯一理由。

青年报：你是什么时候和《天涯》发生关系的？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入《天涯》当编辑的？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编辑稿子的心情，以及处理发表的第一篇稿子是什么吗？

林森：大概在2005年左右，利用假期，在《天涯》实习过一段，学习看稿。不断翻阅编辑部的稿签和过往杂志，确立用稿的标准，这是一个不断寻找尺度的过程。真正到《天涯》编辑部担任编辑，是2008年2月——那之前，我刚从鲁院高研班结业，打电话给海南省作协回复学习情况时，我说，找了工作，准备在北京待一段。当时临近春节，作协领导说，先回来过春节吧。春节后，我就到《天涯》当编辑了。最初看什么稿子不记得了，最初参与编校的是2008年第二期，做新人葛亮的一个专辑，他的《阿霞》《阿德与史蒂夫》都是那时发的。

青年报：《天涯》在中国文坛影响力巨大，这和杂志办得好有关，杂志办得好自然与主编有关。我们记得原来的主编里，是不是有韩少功、李少君和王雁翎？你和他们之间都有交集吧？你挑几个对你影响较大的故事讲讲好吗？他们在与作家打交道和编杂志的过程中，应该有很多花絮或者佳话，你能举几个对我们有启发意义的分享一下吗？

林森：韩少功老师没当过《天涯》主编，1996年他任海南省作协主席时，主持改版《天涯》，他是改版后的首任社长；改版后的首任主编是蒋子丹老师。再之后的主编，是李少君、鹿玲（一年半）、王雁翎、孔见（社长兼），我跟他们都熟悉，我毕竟在《天涯》工作已经十三年。韩少功并未担任过主编，但《天涯》改版的风格定调，是他思考、实践的结果。可以说，编辑部这些前辈不仅仅给《天涯》奠定了风格、树立了榜样，也完全改变了海南文学界的面貌。具体到稿子上，他们的较真是落实到每一期、每个栏目的策划、每个词语的斟酌、每个标点的修改之上的，每一任主编，每期都要参与所有的编校，都要当创刊号来办。在任时，他们全身心投入，甚至牺牲个人写作时间——比如蒋子丹老师，几乎在个人创作最高峰的时候接任主编，她因此中断了写作，直到卸任后才重新拿笔；而卸任之后，他们对后来者高度信任，提出了“不问不答，有求必应”的准则，杂志有什么事，他们义不容辞，而对于编务，他们不再干涉。他们推荐的稿子甚至他们本人的稿子，新的编辑觉得不合适，也都明确回复不用，他们也不会介怀。可以说，编辑部这些前辈的一言一行，都是《天涯》最重要的精神资产，后来者不能把其耗光，而要让其增值。

青年报：你在《天涯》杂志，从编辑一步步到副主编，接任主编是什么时候？你以主编身份所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觉得当主编与当作家，哪个更好当哪个更难当一些？

林森：正式任主编，从2021年第一期开始，当然，此前三年多，一直在负责编务，因此在具体工作上不会有变化。可心理压力完全不一样了，去掉“副”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即将下厂印刷的2021年第一期多校对几遍，几乎要把自己逼疯——署“主编”之后，意味着每期的三十万字和每个标点，都要负全责，不能心存任何侥幸。主编肯定比作家要难当得多，甚至连韩少功老师也说过，当编辑，五年就应该到顶了。《天涯》的编辑又尤其难当，不仅仅是约几篇小说散文的问题，而是要提前谋划、组织各种话题的讨论，我们的编辑，几乎是介入到作家的写作当中的。而在当下，各方面要求越来越高，编辑尤其是主编，面临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更何况，主编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编务，还涉及到杂志社的经营、管理等方面，杂志公众号出来前要看、经费告急了得想办法、封面还得跟设计师一遍遍碰……当作家，面对着电脑，朝自己内心索要就行了。当然，如果这两种都要当，压力就会翻几倍，就得直面一个现实：头发变白的速度在加快。

3

前代人总是对后代人充满忧虑，

后代人也不见得就如

前代人所担忧的那样。

不过，任何时候都需要文学的浸染，

都要有文学的底色。

青年报：你有没有系统地思考过，你当主编以后，前辈们留下来的东西，比如理念，比如栏目，比如管理，哪些是要在《天涯》继承的？哪些是进一步的打算？

林森：杂志跟人一样，都有自己的性格。《天涯》这么些年来，有两点独异于国内的文学期刊：一是“作家立场”栏目，刊发大量的思想随笔，发起、参与各种话题的讨论，引领作家们思考一些真正的社会、思想问题，而不仅仅是在所谓“纯文学”的真空内进行“写作技艺”的展示；二是“民间语文”栏目，刊发书信、日记、网络文本、地方俗语等各种民间话语，真正让民间话语来启示、激活作家的语言。如果翻阅过《天涯》就发现，我们的小说栏目篇幅很少，也就三四十个页码左右，和国内以中短篇为主体的刊物，有着根本上的区别。在当下，变是容易的，不变倒是很难，坚守固有栏目、坚持某些精神，编辑们都要担负着极大的压力。但《天涯》的办刊宗旨“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不会变，《天涯》所秉承的“天有际，思无涯”不会变，《天涯》所追求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大文学理念不会变，《天涯》所热衷的“探讨一些真问题”的热情不会变。当然，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愈加渗透，文学刊物如何切中这个时代，跟新技术找到更好的结合点，是我们今后要面对的问题，回避不了，这是肯定要变的地方。还有，早些年《天涯》最重要的作者，也面临一定的思想停滞、视野固化问题，我们需要寻找到更年轻、更有思考力的新作者。

青年报：我曾经特别喜欢《天涯》杂志，它在淮海路的季风书店里有销售，尤其是牛皮纸封面，感觉特别舒服，所以，在十几年前，我也给《天涯》投过稿，后来都石沉大海了。我想问的，也是许多作者非常关心的，你们是怎么处理自然来稿的？

林森：和所有文学刊物一样，我们有专门的编辑在处理公共邮箱的稿子。但稿量大，人手不足，也是所有编辑部都面临的尴尬，所以不太可能做到有稿必复。对于投稿，写作者需要做点功课，了解不同刊物的用稿要求和性格，有针对性地投，会更有效一些——给从不发长篇的杂志投长篇，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另外，各家刊物风格取向不同，有的稿子本身不错，但就是不太合适，也是常见的事，写作者的心态可以平和些，东边不亮西边亮嘛，这里退了的稿子，在别处上头条、被转载和获奖，也是有的。2020年，江西省作协主席李晓君，通过信封给我们寄来了打印稿，我们从海量的自然来稿里翻到了这篇稿子，发表于2021年的第一期。也就是说，真正写出让编辑信服的稿子，永远不会被错过。

青年报：《天涯》是中国文学期刊中辨识度极高的杂志，主要是提倡一个大文学的概念，比如每期都会推出一定篇幅的文化随笔。这当然是非常好的，大大拓展了文学的边缘，但是有没有人对文学的纯度提出过质疑？

林森：我不太清楚所谓“文学的纯度”指哪方面。很多刊物小说的比重较大，于是很多人很多时候就把小说和文学画等号了，这种文体的霸权，我们不太认同。如果细看《天涯》上的思想随笔，就会发现，他们不仅仅提供观点而已，他们呈现观点的过程，是特别讲究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思，也是诗，既有思想的深度，也追求文字和形式的优美。恰恰相反，很多的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一讨论起真正的问题来，就暴露了视野的狭窄、思想的匮乏，结结巴巴言不由衷，我不认为他们能在边界清晰的文体内，就能把所谓文学的纯度提高。

青年报：现在看书的人少了，看文学杂志的人更少，尤其是年轻人，整天都沉浸在手机里，这对他们的个性产生了极大破坏。你作为年轻人，你是怎么做的，有什么提醒吗？

林森：前代人总是对后一代人充满忧虑，但也不见得后一代人就真如前代人所担忧的那样。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改变，往往是不可逆的，每天的时间固定，移动互联网的各种应用分流了大家的注意力，读纸书、读纸刊的人在变少，很正常。但这不代表就会对一代人的个性产生破坏，只不过是接收信息的习惯不同而已。不要说年轻人，即使年纪很大的，也没法想象回到没有智能手机之前的生活。上世纪80年代，我们全民热衷阅读，归根结底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处于开放之初，大家满是吸纳整个世界的热情；二是因为技术限制，能获取信息的地方，不是书籍就是报刊，连电视机都很少。当下，技术让信息的获取无比便利，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要拒绝新技术，回到老传统，而是要有选择，避免成为垃圾信息回收站。移动互联网上，有很多高质量的应用，比如说，眼睛不好的或者眼睛看累了，可以选择听书，有专门的人给你朗诵经典作品，把我们的耳朵也利用起来了。当然，要做到使用而不沉迷，确实需要很大的定力。我比较坚信的是，即使纸刊真的消亡了，文学不会死去——即使是一句广告语，也需要文学的浸染；即使是现在无处不在的短视频，要真正拍得好，也得有文学的底色。

编辑：林荟萃

审稿：梁文静

原标题：《上海访谈 | 林森：我想试试站在海水的中央，用文学为生活作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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