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去都市打拼，农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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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定边县堆子梁镇，薛丕忠（左）、老伴杨桂兰和孙子在自己家里。薛丕忠家里有十几口人离开农村，外出打工或上学。

党的十九大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尤其是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居民，他们的收入水平依然偏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任务依然繁重。而《在城望乡：田野中国五讲》一书能为我们寻找适合中国的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探讨。一个协调发展的社会，不仅在于城市的日新月异，同样在于保有活力的农村、稳定发展的农业，以及自信自足的农民。

新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在城望乡：田野中国五讲》是世纪文景“中国之治”丛书的第三部作品，这本书延续了《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和平衡》（陆铭著）与《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张军著）一贯的学术色彩和现实关怀，并将目光放到了相对“沉静”的乡村，希冀为读者呈现一个更完整、更真实的当代中国社会。

打破二元叙事结构

告别单向度的乡愁

来源 | 世纪文景

近日，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曹东勃的新著《在城望乡：田野中国五讲》由世纪文景出版，这本结合了实地调研经验和学理探讨的作品，重新审思了三农问题与城乡关系。

曹东勃是一个非典型农村研究学者，出生于辽宁的县城，在上海接受教育，经济学博士出身，深受以著名社会学家、《黄河边的中国》作者曹锦清教授为代表的华东理工大学农村社会学研究团队影响，在农村扎根实地调研，在云南国家级贫困县挂职扶贫，同事朋友评价他是“人文主义的经济学者”“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推崇陈云的“综合平衡”理念，从来不仅限于以经济学思维看待研究对象，对他而言，“三农”不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与退路，乡村也决不是城市的附庸。如今，探讨农村的发展振兴必须重视农村自我认同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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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靖边县刘界庄村，贺爱良在家附近的山顶上。贺爱良的老伴去世多年，3个孩子在外面打工

描绘当代农村的生产生活图景

探索中国的现代化农业道路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的生产模式与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除了传统的家庭结构与风俗观念受到冲击，农村的生产图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不断变迁。困扰乡土中国千年的人地紧张突然松绑，不少乡村已经开始面临农业的“继承人危机”。与此同时，在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六成的情况下，依然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往返在城乡之间。驱动这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的，是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那么，新的农村人地关系格局是否能为弥合这一差距提供契机？答案是肯定的。对于不具备特殊技能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当工厂劳动无法提供远高于农业劳动的收益时，进城打工的动力就会大大减少。换言之，如果农业经营能带来体面的收入，务农也可以是一项职业选择，当然，这离不开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和生产资源的富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仅体现在城乡差距，还存在于地区之间。在《在城望乡》一书中，作者描述了一个被称为“农民农”的群体，他们是异地务农的“职业农民”，而这个群体的出现并不难理解——大城市郊区人的进城了，其他地方的农民到了这里承包土地务农，获得比在原籍务农更高的效益。相比于在城市做工所受到的规训与管制，农业经营者保有了更多的自由，不仅是作息上还是决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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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安康市石转镇，陈荣英在家门前的田地里，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在外打工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会走上美国的农业产业模式呢？忽视土地制度与地方禀赋显然是不明智的，作者详细地分析了自己在上海松江、安徽宣城、湖南娄底等地的调研经验，提出了“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思想。松江是中国首批家庭农场的诞生地，当地在创新家庭农场制度时，尊重了制度原则，结合政府引导与市场活力，在整村流转的基础上，利用市场机制和发挥政府作用，寻找到会种田、愿意种田、能种好田的职业农民进行适度规模经营，与此同时构建良好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进行全方位的配套支持，实现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三重目标。而什么样的经营规模是适度的呢？这无疑是一个动态调整变化的过程，除了地方财政的支持，农户需要对从事农业与非农业成本收益进行综合测算和审慎对比。

挖掘城乡关系的历史注脚，

发现“城”与“乡”发展进程中

看似独立、实则贯通的制度逻辑

如果说城市是大脑，乡村是身体，超前的头脑拖着疲惫而沉重的肉身，这正是当下中国城乡关系的一个写照。但这样的格局是怎样形成、何时形成的呢？作者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往事，从阅读党史国史获得启发，帮助读者理解当下的经济社会现象。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用综合平衡的思路稳定经济工作，到温铁军教授提出的八次危机，农村在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同时，发挥着着无可取代的平衡作用。除此之外，很多改革和变化也都是在如履薄冰中“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在城望乡》中，作者介绍了一个“粮油关系”淡出历史舞台时的“插曲”：1993年全面放开粮价、取消粮票之际，一个由未兑现粮票所形成的“500斤堰塞湖”令决策层深感不安；不过通过稳定市场、保证供应，让其自然消亡的方式，这个占当时年度粮食产量5.5%的变数并未对供求造成冲击，顺利地度过了“粮食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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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白水县狄家河村，56岁的狄金省（左）和老伴巨玉兰在窑洞前的院子里。狄金省的6个女儿或者外出打工、或者嫁人离开村子

当城镇化的推进使得乡村的边界不断后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留不在乡村、融不进城市时，对城乡关系的反思就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在《在城望乡》一书中，作者将“土地”视为城乡关系的核心，将对土地权益的经营与使用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础逻辑。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在《共有的习惯：18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一书中曾指出，“作为与居住权具有同样广度的不精确的措辞，共有权利是一种地方权利，因而也是一种把异乡人排斥在外的权力。”作者受此启发，深度挖掘了“集体产权”这种广泛存在于大队、村集体、城市小区等地的认同基础，对人群中普遍存在的“共同体需求”进行了分析。而城乡在用地、集体权益认同与政策运作等方面的趋同与接轨，也进一步说明了城乡协调发展应是一个自然融合的过程，它的每一步推进，都需要十分慎重。

THE END

原标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去都市打拼，农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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