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之箭》略论：在“是”的火光中写作

在“是”的火光中写作

——西渡诗集《天使之箭》略论

伽 蓝

一

2012年，西渡在其著作《壮烈风景：骆一禾论、海子骆一禾比较论》中阐释骆一禾的诗学观念时，引用了骆一禾《火光》这篇短文中的一段话，“诗正是说这个使其他的得以彰显的、照亮的‘是’，‘是’作为贯通可说的、不可说的，使之可以成立的记号，是更深邃的根子，诗歌就是‘是’本身，而未竟之地在这里打开”，并就此评论道：“诗歌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生成的力量，那种以‘不’为言说依据和出发点的诗学，无疑都没有进入诗的真正堂奥。”[1]

骆一禾的诗论广泛涉及了诗（语言）、生命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对于骆一禾来说，在最高的境界上，诗、生命和存在是三位一体的合一存在。”[2]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西渡开始反思从否定出发，以否定为依据的现代诗学，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此前的诗学观念。在《厦门文学》1997年第10期上，西渡曾经这样表达他的诗观：“在一个以消费为特征的公众时代，写作，尤其是诗歌写作，是一种孤独的劳作。在这里，表达的自由是通过被冷落和遗弃的方式获得的。面对时代的嘈杂，它是一声清醒的：‘不’。虽然微弱，却是我的拯救自身的一个有限的机遇。”[3]可见，在一个时期内，西渡同样将诗的否定的力量作为向世俗生活夺取人性尊严的“机遇”。但是，对于西渡来说，这种否定的力量始终有其限度，因此他紧接着补充道：“对有幸为写作而活着的人们，它永远是在字斟句酌的严格约束中，表达生命对于自身的刻骨铭心的爱。”实际上，爱，对人，对风景，对万物的爱，始终是西渡诗歌不变的底色。无论是他的早期诗作或是近作，都展示着诗歌的建构性，并因此生产出丰富多样的语调。在他的近作中，借助“是”的力量，诗人重新评估和认证了自我、世界以及两者的关系。在他的新诗集《天使之箭》的《自序》中，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心迹：

我曾经相信易卜生的话“ 最孤独的人最有力量”，把自己置于世界的反面，把诗歌理解为说“ 不”的力量。世界当然有很大的问题，诗歌也要说“ 不”。事实上，现代诗歌自波德莱尔以来一直在说“不”，这是一个光荣的传统。但是就其源头而言，诗歌是作为“ 是”的力量与人类发生关联的，用骆一禾的话说，它是创世的“ 是”字。这个“ 是”字是对世界的肯定和赞颂，是“我”与世界的合体与重新合体。用文学的语言说，“是”才是可供我们栖居的心愿之乡。人只有居于“ 是”，才能居于世界。居于“ 不”的人们，只能是永远的漂泊者。从另一方面讲，诗歌的“不”也必以这个“是”为基础。没有“ 是”为指归的‘不’，是没有准星的枪，没有方向盘的车，没有心的身。[4]

这段表述呈现了西渡诗学思想变化的过程，以及对“人”“世界”“创作”关系的重新理解。基于这样的认识，或者说在“是”的火光指引下，诗人将创作出怎样的作品？这也许是诗人的这本新诗集最值得期待的一个看点。

二

《天使之箭》至少有三主题让人瞩目：爱的主题、还乡（文化还乡）主题、现代经验的表现。三类主题交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反映着诗人在“是”的诗学烛照下的心象。

诗集的开篇三首诗《天地间》《拏云》《靠近大海的午夜小径》，或都跟骆一禾有关。《天地间》引用了骆一禾诗歌《壮烈风景》中的诗句；《拏云》的副标题即为“纪念骆一禾”，其中这样的句子“这是你布下的棋局，但远未下完。/你以你的重，你艰难的攀升/更新了人们关于高度的观念。”呼应着骆一禾的诗，“星座闪闪发光/棋局和长空在苍天底下放慢”“从北极星辰的台阶而下/到天文馆，直下人间”[5]，让人不仅感受到宇宙与人类合一的意识，以及垂直的天路，并有一种“背负”的观念闪烁其间，而这正是骆一禾为人为诗的理想；在《靠近大海的午夜小径》一诗中，西渡说：“你递给我的一只桨/像是命运委托的遗孤。”让人想起了骆一禾的早期诗作《桨，有一个圣者》中的描述：“有一个神圣的人/用一只桨/拨动了海洋/蒙昧的美景/就充满了灵光”“那位灯塔一样/神圣的人/鼓起我张满的帆/引导我认识并且启示海洋/像他手中的桨”。[6]

“桨”这个意象，在这部诗集中并非孤例。在另一首《同舟》中，有这样的诗句：“风景是我的一支桨，诗是另一支。/有时我们写出的比我们高贵，/有时我们写出的也叫我们高贵”“最得力的一支桨，不用误认爱情，/叫友谊”；《在海上》则有这样的表述：“在那片幽深的海上，你是桨手，/也是船长，负载着同样杂沓的灵魂”“无可置疑的是，你的渡船是一束提升的光/渡我们向另一片光明的海……”与骆一禾的诗作两相对照，其寓意不言自明。西渡从骆一禾手中接过的桨，是具有启示的“是”，是渡人也是自渡的工具，《同舟》中美妙的比喻更将“风景”（大自然或日常生活）和“诗”（存在的最高形式）作为驾驭“生命”之舟的两只桨。在诗人看来，人只有在诗与现实的双重历练中，才能养成“高贵”。这是诗人的修行。这修行不出人间，不离烟火。由是，诗人与生活的关系从分裂与对抗走向了互相滋养和提升。通过开卷的三首诗，西渡完成了对骆一禾的致敬和纪念，从他的手中接过了“是”的诗学，以拨动一片蒙昧的海洋。这正是西渡个人诗学最新的重要进展。

在这本新诗集中，弥漫在西渡早期作品《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从天而降》《旅游胜地》《在硬卧车厢》《梦歌》《十四行：反对》《秋》《挽歌》等诗作[7]中的“失败、悲凉……”的声音被弱化了，代之一种具有深刻同情的温和、亲切的语调，带有“是”的“火光”所辐射的人间温度。这也意味着诗人走出了早年阴郁的地下室，来到了一个开阔的光明地带。对自己的工作，诗人这样说：“如果你认为我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我也可以说我在做的事是一种发明。”谈到诗集中一系列历史题材诗作时，诗人有这样的说明：“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在向古典诗歌致敬，其实我是在寻回那个失去的、被遮蔽的东西。……回到音乐最初被发明的那一刻，呈现那一刻生命的知觉和感动，再现那一刻的完整的心。而那一刻，也就是此刻，你我所在的此刻。”在历史的题材里朝向此刻，朝向当下，意味把历史作为素材来处理，在当代的语境中重新发明历史，更准确地说，是透过历史发明现实。这种对历史与现实的再发明是将古人的身心与我的身心浑一，是历史与当下，古典与现代的合一。它不是对历史的简单肯定和否定，而是在批评与反思中重新发明历史中曾有的肯定力量，“对生命及其创造行动的讴歌和对太阳和光明的礼赞”，也即“是”。

在这里，我们不妨再次引用西渡谈论骆一禾的话：“……生命的个体并不孤立：在时间上，每一个人都是史前史和文明史的结合，同时还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空间上，他又为无数的他者所包围，并与他们中的每一个相联系。”[8]西渡认为，骆一禾这种对个人与世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的洞察，触及了超越个体视野的更高的真实。源于西渡的内在心性，诗人的写作从开始就倾向于这种更高的真实。实际上，西渡从来不是一个唯我的诗人，也不是一个唯美的诗人。在他确认了“是”的诗学之后，这种倾向变成了一种更为自觉的写作追求，从而让诗人的创作拥有更为高瞻的视野，并让一首一首的诗凝聚成一个整体。

三

“这世界上，只有爱是一种发明，/教会我们选择，创造人的生活。”这是西渡在《天使之箭》一诗中对“爱”的全新阐释。“爱”是力量，也是道路，正是它引领一个天真未脱、愤世嫉俗的青年作者成长为视野清明、心智成熟、思想深邃的中年诗人。把“爱”视为诗的根性和来源，正是“是”的诗学的突出体现。然而，在表现爱的主题时，诗人并没有停留于表面化的对“爱”的讴歌与赞颂，而是致力于探索“爱”在现代条件下的可能性和实现的途径，不断扩展爱的深度、广度和厚度，并由此展示出爱的缤纷面相。在《天使之箭》，我们随处可遇这样深情的表达：

“这是人间。然而，也是我所爱的。”（《天地间》）

“人间的事愈是挂念/愈觉得亲切。胼胝是离你最近的/现实，也是你所热爱的。/泪水使心情晶莹；你一呼吸/就咽下一颗星星，直到通体透明/在夜空中为天文学勾勒出新的人形星座/闪闪发光，高于事物”（《拏云》）

“春天，我情愿奉献/因为你是光，我是影/你是燃烧，我是灰烬”（《电线杆对杨树诉说柔情》）

 “你说‘爱才是诗的真正起源，恨是/消极的感情，诗人不能被它左右。’/此言深得我心，从此我把你视为可敬的/兄长。”（《你走到所有的意料之外——悼陈超》）

 “喝下去，你便拥有山水的性灵，/爱上它，你就变成另一个你”（《山中笔记（一）》）

 “爱你身边的人——我冒充过来人/告诫年轻人：为幸福而随时准备/灾难却不必。幸福，需要爱人照料”（《2017年6月10日，毛洲岛》）

这些诗作无不以其动人心魄的力量彰显着西渡的“爱”的诗学。在诗人看来，与人间的种种污浊相较，“爱”更为有力：它不仅发明了“人”，是“人”的本源；也发明了“诗”，是诗的源头；不仅发明了“朴素的自然”，也发明了“精神的自我”。可以说，“爱”不仅是这一切的创造者，也是“造物”的本心：秉持创造和奉献的使命，它扶持一切，并通过生命的绿色茎管成长为催动花朵生长的力。“……总要相信什么。/如果什么也不能信，就让我们相信/德厚院这一盏飘摇的灯火，就让我们相信这一刻不停地风，至少会驱除雾霾。”（《德厚院》）在诗人的心中，这能够驱散雾霾，带来希望和温暖的灯火，便是我们应该葆有的“信仰”，“爱”的行动则是它永恒、常新而常为的肉身。此外，《黑寡妇如何杀死她的伴侣》《建筑家》《乡村画家》《诗人的恋爱》《戴望舒在萧红墓前》《秋天》《自愿下地狱的母亲》《早晨的树林，黄昏的树林》等诗作对于爱的献身、爱的境界、爱的深度、爱的努力、爱的毁灭与重建，病人对生命的热爱，边缘人走投无路时意识中炽烈迸溅的母爱……的表现，无不展示着诗人对“爱”这一古老命题与人之际遇的深刻体验和思索。

“我一直爱着！”在诗作《杜甫》中，诗人以老杜的口吻这样表白。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无爱的世界上，杜甫因其所拥有的爱的力量化身为时代的中流砥柱；乱流过去，帝国奔溃，时代失踪，而爱的砥柱留下，见证了精神的大厦所构筑。

四

自荷马史诗《奥德赛》以降，“还乡”一直是西方文学的重大命题，为历代诗家所重。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大地上没有个普遍抽象的故乡，故乡每次都是指这个或那个故乡，因此是命运”“语言的诗意的本质，是最隐秘的，因而也能伸展得最辽阔，并在紧切的馈赠中带来故乡”，并且最终得出结论，“语言作为故乡。”[9]显然，语言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寓所，为人类提供了精神家园。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名作《还乡》以及一系列诗作都在探索“还乡”的可能性。里尔克、茨维塔耶娃、布罗茨基……，似乎一生都在见证海德格尔的断言：“诗人的天职即是还乡。”

《天使之箭》中，“还乡”主题的表现也非常突出。在《还乡》《花粉之伤》《祖父》《树木》《祠堂》《再驳弗罗斯特》《群山之心》《相失》等作品中，一个回不去的故乡始终若隐若现：

“荒草芜没了旧时路；新路平坦/但我和它相见不相识。”（《还乡》）

“凭着这蚀骨之伤，我们在/故乡的窄路上艰难相认。”（《花粉之伤》）

“贩卖树木的人是有罪的/炼石之后，多少树木死去/倾圮的宗祠再无支撑的/梁、柱；愤怒的族长悬梁”（《树木》）

“但他们渐渐守不住这数里桃源/老人们退化为动物、植物、石头/年轻人星散，奔赴遥远的他乡/博他们的命，也无非以血换食”（《祠堂》）

“此刻我坐在石椅上，/不安地等待/表弟的车子，从几十里外的山下开来/把我送回一个几乎难以辨认的县城”（《群山之心》）

从以上的诗句中，我们大略可以看到现实意义的“故乡”在诗人的眼中已经破败衰落，物是人非，无所皈依。长期陷于“物”的洞穴的人“接近盲目”（麦芒语），既难于辨认“物”，也难于自我辨识和辨识他人，由是导致“家园”和“人”的互相丧失：“我在故乡找不到故乡。我在自己的梦里一再/迷路。我/对我是一个陌生人”（《相失》）这种感觉大概能唤起当下每个离乡、回乡的中国人的感同身受。离乡者在他离开的那一刻，就永远地失去了故乡。还有其他的可能吗？归乡的陌生人扪心自问，答案是痛心的：“假如卅年前的一切重来/你能够选择的道路也不会/多于这一条。”（《再驳弗罗斯特》）。如果没有离开“故乡”，“故乡”或可保持？事实上，故乡本身就在不断崩毁中。因此，离乡早已是现代人的宿命，永失故乡的结局也早已写在现代的入口处。

倘若诗人对“还乡”这一主题的探索仅仅止步于此，似乎也没什么新意，虽然表现了现实却并未穿透现实。令人欣喜的是，在这部诗集中，我们还读到了《故园，心史（组诗）》与《返魂香（组诗）》这样两组处理还乡主题的特殊作品，它们展示了在现实的故乡衰败之际，诗人对“精神原乡”和“语言原乡”的回归或“重新发明”。正如诗人在《天使之箭（自序）》中说：“我是在寻回那个失去的、被遮蔽的东西。……回到音乐最初被发明的那一刻，呈现那一刻生命的知觉和感动，再现那一刻的完整的心。而那一刻，也就是此刻，你我所在的此刻。”

再次引用这段话，是因为它对诗人心理机制的阐释极其重要。在这些处理历史人物和重写典章（《返魂香》都以词牌或曲名为题）的诗作中，我们发现时间在扩展、自我构建的心灵面前变得柔软，乃至可以折叠，从而让古今相遇、合一，我与古人合体。面对这些诗作，读者也在此时此刻成为陶渊明、杜甫、谢灵运、李商隐，成为最早创造了音乐的歌者，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感受他们的悲喜和心魂；而古代的诗人也借由我们的身体触摸着现代的山河，深入现代人灵魂的困境。这或者是诗人所言的那个“心愿之乡”的一部分。于是，我们感到那个在现实中被毁坏的故乡，在语言中熠熠生辉地复活了，如此圆满，充盈着故乡的全部感性和精神内涵，一丝一毫也没有损毁。那个丧失的我、分裂的我、陌生的我也如奇迹归来，与此刻的我相遇而为知己，如黑夜和白昼和解，高山和流水相映：“高山的脉搏是他，流水的呼吸是你/你俩呼吸着同一个大宇宙的呼吸/你们是孤独的两个，又是神秘的合体/世代合奏这同一曲智和仁的颂歌”（《高山流水》）人因此回到了他最初诞生的时刻，拥有“完整的生命的知觉和感动”“完整的心”。

五

诗人对现代否定诗学的批评，并没有因此削弱其对现代经验的敏感，诗人追求现代审美的热情也没有因此减退。事实上，对现代经验准确生动的揭示与表达仍然是这本诗集的基本诉求。比如这样的诗句，“这样的风景看起来就像满山的红辣椒炒青辣椒，/满山的雀鸟辣着了，一起飞出了草窠”（《茅坪坝之秋》），语言灵动，想象丰富，准确地捕捉到了北方秋山的视觉特征；再如“在我的下方，是铁路的终点，/更多的我踩着我涌来，身后/遗下衰老的父母和荒芜的土地，/如荒草一样生长，是孩子的童年”（《蜘蛛人》）这样的表达，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几句话就勾勒出当代人的荒凉处境；“劳动是不变的道。/通过它，我们抚平身上的创伤/并走向万物，万物也经过它/走向我们；所有心愿在劳动中/满足”（《陶渊明》）这类诗句，则具有古诗一样的凝练，境界超拔。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可以说，诗人特别擅长深入到语言层面进行创造，基于现实又超拔于现实。在《无所不在的大海（组诗）》这组杰作中，诗人的想象与语言表现可谓精彩绝伦；在《祖父》《乡村画家》《纪念一位同伴》等作品中，诗人的语言又一变为朴素平易；在《卖刀》这首诗中，诗人将散文与诗的双重表达并置，令人印象深刻；诗作《任我飞》颇有黑色幽默的风格，活脱脱一幅萨尔瓦多•达利式的超现实主义画作，一个“飞”字活写出这个不断加速的时代；《量沙集》的102首超短诗也是佳构不断。

这本《天使之箭》可以说是诗人在“是”的火光烛照下的全新尝试。诗集在主题类型、形式创造、风格特征上都极为丰富，展示着一位综合性诗人全面而卓越的诗才。有人说，诗人拥有不止一支笔，信然。诗人一手写诗，一手写评论，而在诗中也体现出当代诗人罕见的丰富性。

2007年，西渡在其《为诗而醉……》的短文中曾这样写道：“当意识抛弃了对世界的征服态度，以爱和谦卑的态度去应答万物，响应万物的呼唤，世界就想我们呈现出其本真的诗意，并把‘人’和世界重新联结为和谐的一体。在我们称之为‘诗’的状态里，人和物的对立消失了，物和物的界限被填平了，人和人的隔绝得到了爱的沟通。‘我’向着世界敞开，世界也向着‘我’敞开，‘我’和世界重新彼此接纳，成为一对彼此深爱的新人。”[10]这段话也许是西渡倡导“是”的诗学更早的源头。那么，西渡从骆一禾身上收获的不过是他自己生命中早有的领悟。从这个角度说，诗人2009年对骆一禾研究的突然心血来潮正是一种内生命的自我要求迫使他不得不如此。

2020.11.19

[1]西渡.骆一禾论.//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30.

[2]西渡.骆一禾论.//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32.

[3]西渡.诗论.//厦门文学.，1997，（10）：216.

[4]西渡.自序.//天使之箭.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3

[5]骆一禾.壮烈风景.//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534.

[6]骆一禾.桨，有一个圣者.//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11-12. 

[7]以上作品详见西渡诗集//草之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8]西渡.骆一禾论.//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143 

[9]海德格尔.语言与故乡.//海德格尔文集.从思想的经验而来/孙周兴，杨光，余明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63-189.

[10]西渡.为诗而醉…….//灵魂的未来.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