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西方化”AGAIN：传播学者究竟需要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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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本期推送为你准备了一篇发表在Media, Culture & Scoiety杂志中的学术随笔。一直以来，传播学的“去西方化”一直是东亚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在中国，更是激发了诸如华夏传播学之类的学术讨论。在这篇学术随笔中，韩裔学者Dal Yong Jin再次谈论起传播学的去西方化问题，并提供了五种实践层面的解决方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提出“全球语境中的地方范式”应该作为去西方化努力中的重要考量。

在本期推送中，我们摘译了这篇学术随笔的核心观点，希望对国内既有关于“去西方化”的学术讨论，贡献一种思路。

参考文献：Jin, D. Y. (2021).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media theory: Asian perspective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3(1), 150-157.

关于“西方”和“东方”的学术论述并不新鲜。人们普遍认为，非西方国家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发展自己的社会。在这里，理解西方的概念被认为是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供比较的模式。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所谓西方的标签，指的是发达、工业化、城市化、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社会类型。西方是东方的一面镜子，构建了非西方地区的理想模式。东方人在向西方学习时，隐含地认为西方发达、有趣、可取，而东方则是欠发达、糟糕、不受欢迎的。西方和东方的这种简单化的矛盾，"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

媒体与传播研究领域也不例外。正如卡茨对传播学研究中的五个主要学派（哥伦比亚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多伦多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所强调的那样，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典型的西方产物，其中特别洪亮的，则是英美的声音。

因此，媒介研究中的"西方化"，自然意味着这样一种持续的过程：非西方社会在自己的语境中去接受和发展西方媒介和文化。随着少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继续主导当代全球资本主义，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媒体研究都依赖于根植于西方意识形态传统的研究和教学。亚洲国家则被视为消费西方内容的外围市场。

虽然在媒体研究中，有几种不同形式的西化，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外国学生到美国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无论是回到他们的祖国，还是留在西方，来自东方的外国学生在媒体和传播研究中都会吸收一些经典文本，这些文本把西方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场所，用来提出可被扩展的理论主张。接下来，在西方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回到母国，充当了西方媒介理论的传教士，从而改变了非西方国家媒介教育的规范。

然而，学术界正在发生变化。从21世纪初开始，有两个主要来源促进了非西方理论的发展。一方面，一些媒体学者发展了一些非西方的理论框架，包括去西方化的媒体研究（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全球化的中心重组（Re-centering globalization）、非西方现代性（non-Western modernities）、区域化（regionalization）、杂交（hybridization）、后殖民主义（post- colonialism）、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等。

随着“全球南方”特别强调对非西方区域内国家的个案研究，一些学者在解释非西方媒体系统的出现时，开始修改和挑战现有的理论，例如“韩流”带来的软实力、“宝莱坞电影”、半岛电视台或中国媒体的“反文化潮流”（contra-cultural flow），以及以香港和日本为例的“文化内流动”（intra-cultural flow）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学者很多都是出生在亚洲和中东的非西方公民，在西方获得学位。无论他们目前在西方或东方，他们都极大地推进了非西方化的媒体理论。

韩国电影《寄生虫》海报

21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亚洲媒体和流行文化，的确引人注目。如宝莱坞电影、日本动漫、韩国流行音乐，都已经渗透到周边国家甚至是西方国家。中国无疑正在推进了其数字文化和技术，包括在线游戏和社交媒体（如抖音），并成为了最大的数字和文化市场之一。随着韩国流行音乐七人男子偶像组合BTS最近的走红、《寄生虫》在2020年奥斯卡上获得最佳影片奖，都证明了韩国流行文化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

这些亚洲流行文化和数字文化的新生发展，也要求媒体学者重新思考媒体研究，尤其是非西方主导的媒体理论的可行性。对于非西方的媒体学者来说，创建新的媒体理论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在这里，我希望提供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有五个关键词：

1

协同工作（collaborative work）

我们需要在非西方出身的学者之间推进协同工作——例如组织区域学术共同体。除了现有的学术团体（如AMIC会议）之外，Jade Ju Oak Kim在2019年7月在Facebook上组织了批判媒体和文化研究小组，这也是很好的补充。自此之后，许多亚洲学者加入到Facebook，分享他们的想法和研究，这也显示出它成为非西方媒体研究领军团体的巨大潜力。通过这种过程，以本地语言为主的本土学者和来自亚洲的西方学者有机会进行合作。他们需要同时处理地方的特殊性和全球化标准，这要求他们开发新的理论取向。

2

覆盖性和基于地方的原创工作

（spreadability of locally originated work）

一个理想的状态是，那些主要使用英语写作的学者可以阅读不同亚洲国家的语言。有许多用韩文、日文和中文写的好作品，但在西方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亚洲学者却极少阅读和引用它们，这是这些本土学术著作无法超越自身语言局限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今已经出现了一个改变。例如，《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要求作者在论文中引用以亚洲语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我们必须记住，西方的一些概念未能充分地抓住非西方区域中人们在社会和交往中的时空意识，这是阅读和引用当地学术资料的原因。

3

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

媒介研究应该与区域研究相结合，例如韩国研究、日本研究、中国研究等。东亚研究应该得到重视，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经验、实践和文化。学科之间的条块分割不再受欢迎。近年来，随着两个领域的学者逐渐承认对方的方法，而不是拒绝它们，参加亚洲研究协会会议的媒体学者越来越多。跨学科方法实质上帮助学者们共同构建新的主题和理论范式。要记住，媒介研究本身就是跨学科的。

4

历史进程（historical process）

在东方发展新的理论框架的过程应该是历史的，而不是陡然而起的。西方社会兴起于中世纪和封建制度解体之后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它们是一系列特定历史进程——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结果。发展非西方理论，不仅要反映全球南方的性质，还要反映亚洲流行文化的最新发展、全球各地的数字技术，这一点至关重要。

5

在全球语境中创造地方范式

（the creation of local paradigms within the global context）

我们需要试图创造根植于东方的新理论和新实践，不应仅仅是向西方学界介绍亚洲文化，更不是创造"西方"与"其他"的二分法，建构独特的非西方媒介模式。为了理解亚洲观众的活力和复杂性，非西方理论也应朝着建构全球化媒介理论的方向、实现传播学研究国际化框架发展。

原标题：《“去西方化”AGAIN：传播学者究竟需要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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