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诗学”：在过去与现实之间

“幸福的诗学”：在过去与现实之间

——西渡诗集《天使之箭》初读札记

◎王辰龙

上世纪三十年代，借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写导言的机会，胡适想起了新文学发生期的往事。按照他的说法，当初的文学革命引发最多争议的文类是诗与戏剧。“这是因为新诗和新剧的形式和内容都需要一种根本的革命。”胡适主张以白话和自由体去置换古诗的文言和格律体，同时也提示出每个历史阶段的“当代文学”与传统之间可能产生的关联。百年有余的新诗史上不乏尝试借用传统的作者，从较为宽泛的意义而论，他们倾注心力的方向主要有两个方面：参照古诗的声音体系和形式感，为新诗设计格律化的方案；抑或在诗艺、文学精神等具体层面上对古诗有所借鉴。暂且不论尝试者的成败，他们提出的理论、展开的实践却凸显出另一些值得反复追问的话题：当代诗人是否必须在作品中对传统进行回应？强调传统在文学书写代际链条中的延续、变形或转化，其现实针对性究竟何在？如何有效地回应上述话题，新近问世、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西渡诗集《天使之箭》提供了一些可供讨论的例证。

《天使之箭》涵盖了西渡2010年至2018年间的创作，包括短诗（第一辑）、组诗（第二辑）、截句（第三辑）等不同体裁。其中，第二辑的《故园，心史》《返魂香》等组诗、第三辑的截句与传统展开了对话。

先谈谈第三辑中的短章。这些没有题目、只有编号（从“0”到“101”）的诗作，在文本建制上最多四行，最少则只有一行。诗后附有西渡写作的《附录：截句的可能》，追溯了创作的动机——缘自一个夭折的短诗（被策划者命名为“截句”）选集出版计划，同时也描述了新诗史上的短诗现象。西渡写道：“短诗的体制对于诗人的诱惑始终存在——如何在尽量少的篇幅内达成诗歌的震惊效果，面对这种挑战，多数诗人在一生的某个阶段都会有所尝试。事实上，类似的短诗写作在当代诗歌中一直没有断过。北岛的《太阳城札记》是一个起点，顾城写过《一代人》，海子、骆一禾名之为汉俳的也是。”反观古诗，在极其简省的篇幅中精确地做到状物、传情与表意，且常有出人意表的奇思，这本就是其长处。在西渡看来，短诗的可能性还远未穷尽。他不以古今截然对立有别的眼光看待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他选进诗集的短诗（“截句”）也有着绝句般的势能：这并不是说“截句”在写法或情调上充满旧日的美感，而是指它们能够以极快的语言速率切入日常生活的某个场景或是生命体验的某种时刻。具体而言，西渡的“截句”有三个特点：一是精确，在几个词句的连缀中便能把境况勾勒清楚；二是主题集约化，没有在瘦小的文本里做主题的填鸭；三是恰到好处的意义呈现，能贴切读解出人事风物的意味。

西渡写作“截句”时不拘一格。比如，他会写清晨时的气氛，把对声音的体验转化为视觉上的形象（4：鸟鸣如花/开在早晨的树上），也会由众生的形色体悟到命运的流转（17：农家的少女举着一树桃花/走在田间的时候是美的/当一个农人举着一树桃花/回家的时候，是悲哀的），还会慨叹生命不可逆转的消逝（8：姐姐们都老了/我独自返回/空无一人的故乡）。可以说，“截句”与传统的对话在于写法背后一种诗歌思维方式的相通。与之相较，第二辑的《故园，心史》《返魂香》则更为打眼地显示着与传统的联系。在诗集“自序”的最后，西渡就这两组诗发表了一番“传统观”。他认为，传统与历史并非全然于今有别，它们是鲜活的现实：这不仅是指古诗作者身处的世界与当下的情境或有雷同，更意味着伟大作者应对人事世情时的诗学方案蕴含了有待重现的当代意义。

可以说，《故园，心史》是西渡上述“传统观”最为集中的一次呈示。这部由六首诗作构成的组诗，除最后一首《高启》外，前五首（《陶渊明》《谢灵运》《杜甫》《李商隐》与《苏轼》）都以“我”作为抒情主体，这些或可命名为“诗人传”的作品用独白口吻重现了伟大诗人（同时也是古诗传统的重要构建者）生涯中的关键阶段，期间不时穿插着他们作品中为人所知的主题和标志物。比如，《陶渊明》有辞官归家、躬耕、酒与自然，《杜甫》少不了国破、逃亡与贫病，在《苏轼》中诗人则写到梅花、竹林、茶、父亲、兄弟与流放。西渡充分调用了诗人们的“本事”，着重叙述“本事”中的困境时刻和艰难情形，向读者暗示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我”的困境，其成因与表现具体是什么？“我”在面对艰难的状况时究竟应该作何判断，又该怎样抉择？当人性在某些特殊乃至极端的境遇下显示其存在，结果往往不可预测，是朝向恶，还是秉持善，或是长久地摇摆于两难之间？在上述拷问人性的“诗人传”中，西渡采取舒缓的、充满耐性的叙述口吻，用丰沛的细节对诗人们的生活境遇做具体的重现。比如，对陶渊明来说，现实是“人应该回到家里，和植物/一起生长，让鸡、狗和牛跟随我们。/院子里该有一口井，那是人伸向/大地的根；炊烟升到空中，那是/房屋的翅膀””。随着境遇慢慢清晰，诗人们对何为良好生活的设想、实践，也因针对性明确而变得雄辩。

所谓针对性明确，是指诗中第一人称的视角使“我”内心世界的每一次波动和每一回笃定都关联着具体的现实，对爱和美的坚守，对良善的向往，也都并非空谈或玄思。换言之，在西渡讲述的诗人往事里，文所载的道，诗所言的志，无一不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实践。在诗集自序中，西渡予以的命名是“幸福的诗学”：“诗是对生活的渴望，这种渴望的力量是赞颂的力量。生活所赖于建立的东西才是生活的真实。诅咒不能建立生活，唯有赞颂建立生活。”

《故园，心史》中的《杜甫》一诗正是对“幸福的诗学”的实践。这首作品在结构上有着设问句式的设计：在文本的开端，“我”追问着“光”是什么；全诗进入尾声时，“我”找到的答案是“光”是“诗歌”。换言之，整首诗的推进便是答案浮现出来的过程。杜甫的诗歌记录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与“那些相互惦念的人”，当他把“春天来了，草木/浴血生长，杜鹃啼血，而农人们/仍在耕作”写进诗中，便使“伟大的生存意志”有了永恒的文学纪念碑。对西渡来说，传统是座“故园”，重访它的初衷和目标并非猎奇、考证或在模仿、借鉴中制造几首可供赏玩的诗作；传统最终具化为伟大诗人的“心史”，贯穿其中的则是爱这个世界的能力和责任。西渡在重审传统的过程中验证着“幸福的诗学”的可行性，他先描述现实晦暗一面如何成为诗人的日常，继而揭示出传统的塑造者如何避免被黑暗、仇恨和暴力同化。他的验证足够有理有据，组诗本身也有了诗学反思的品格和深度。

事实上，为伟大诗人作传与写作悼亡诗都显示出西渡书写“过去”的能力。仅就与过去的诗学对话而言，古诗无疑是一个悠远的大传统，而新诗或也在百年演变中形成了些许亲切的小传统。当下的诗人们如何理解胡适时代的白话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形成独立诗歌声音的西渡，有时会被宽泛地归入“知识分子写作”群落。观察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关涉的观念、实践在《天使之箭》中有着怎样的延展，或许能从中发见“九十年代诗歌”及其涵盖的诗学意识、诗学方案在新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形和转换。当然，这已不是本文所能够承载的话题。

（作者系文学博士，任教于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西渡，诗人、诗歌批评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67年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写诗。1990年代以后兼事诗歌批评。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草之家》《连心锁》《鸟语林》《西渡诗选》《天使之箭》，诗论集《守望与倾听》《灵魂的未来》《读诗记》，诗歌批评专著《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