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桃洲：重建诗歌批评的“批评”维度

按：批评家敬文东的两篇长文《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一词——欧阳江河与新诗的词语问题》《从超验语气到与诗无关——西川与新诗的语气问题研究》发表后，在诗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2019年1月12日，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组织十余位诗人、批评家，在北大采薇阁围绕这两篇长文进行了讨论。会上部分发言稿经整理后发表在《新诗评论》上。

我对文东写这两篇文章的缘起略有了解，就先简单介绍下。坦率地说，很长时间里我对当代诗歌的态度是期许与失望参半。我们这代人，可以说是读连同这两位诗人在内的众多诗人的作品成长起来的，对他们以往的诗歌创作怀着诚恳的敬意，对他们未来的创作也抱有莫大的期待。我和文东私下里数次谈到我们的相似感受。没有人否认他们曾经为当代汉语诗歌奉献过相当优秀的作品，但有目共睹的是，他们后来的创作乏善可陈：欧阳江河的《泰姬陵之泪》是一首涣散、空洞、乏力之作，《凤凰》更是支离破碎、十分虚弱的。不过，一直到《凤凰》，文东对欧阳江河的诗歌创作在总体上仍然是持肯定态度的；据他跟我讲，令他下定决心要写一篇“清算”式的批评文章的契机，是他有一次听欧阳江河朗诵自己的近作（包括《凤凰》），正是通过朗诵、确切地说是通过声音的传达（和扩散），欧阳江河近作中的某些缺陷才暴露无遗：貌似雄辩、实则空洞的修辞惯性的滑动，词语组织的无序与无力，过分夸张、虚饰的调子，等等。当然，毫无疑问，单个的特别是一些重要诗人创作的下滑具有症候性，我们会发现创作下滑在他们那一代诗人那里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需要予以警惕和反省。实际上文东用两篇长文批评这两位诗人，显然不只是或仅限于指出这两位诗人的问题所在，而是要以他们为个案或切入点，审视当代诗歌的诸多问题。

这两篇长文的优点和力度自不待言，主要是问题抓得很准、切中要害。比如讨论欧阳江河，从他对词语的重视、迷恋入手，剖析其诗歌中“词语的一次性原则”、“直线原则”、“词生词”等特征，指出其写作的“不及物”性和最终“沦为”“词语装置物”；讨论西川，则着眼于他诗歌的语气，分析其“从超验语气到与诗无关”的“蜕变”过程，以及由此衍生的“饶舌”、“说话体”等倾向。依照这些论述，这两位诗人共同的“致命”症结在于他们对写作方法论的极端化，他们抽空了词语或语气在文本中得以依傍的根基，而使之成为脱离事物、意义和感受的“悬浮物”，从而丧失了最初的新奇与活力。这些其实是当前很多诗人在写作中表现出的弊端，关乎近年被谈论较多的诗歌与现实、诗歌的技艺等话题。从更大的范围来说，这也昭示了当前汉语诗歌写作的整体困境，表征着文化、诗学创造力的衰减，可能并非全然是诗歌本身的问题。这两篇文章以如此大的篇幅，将两位诗人写作的“机巧”及缺陷一一揭示出来，可谓条分缕析、层层推进，且旁征博引，显得精细而丰实。

当然，倘若要吹毛求疵的话，我觉得这两篇文章尽管篇幅已经够长、容量够大，但读完后仍有某种不满足之感。两篇文章在构架和行文方式上有相似之处，就是单线直入、在逐步深进中剥离、最后抵达结论。这样论述的好处是可以非常深入，但这种深入还没有呈现出必要的纵深感，是因为它很容易执于一端而不顾及其他。比如欧阳江河及许多当代诗人注重词语的趋向，就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关于词语的“神化”、词与物的关系、词语的效力与限度等的讨论，都应该放到当代诗学观念变迁和逐渐“去语境”化的历史情境中予以考察和辨析。再如西川诗歌的语气问题，也并非抽离出来进行单独讨论就能够说清的，它还关乎一个诗人对诗的认识、他的写作习性及诗的句法等，在我看来，西川诗歌中越来越明显的“饶舌”是受到了海子（特别是其长诗）的影响，这一表达方式在1980年代海子诗歌中有特定的意图和效果，但延续到当下则难免变成“废话”的堆砌；事实上，我认为西川近作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其“混杂性”写作的失效，那些泥沙俱下的文本（如长诗《万寿》等）貌似有着宏大的抱负（对历史的容纳与书写），但一方面大量未经消化、转化的历史材料的无序孱入造成了文本体格的庞大和外形的臃肿，另一方面夹杂在字里行间的零碎的历史观全无一个写作者本应具有的对历史的深刻理解或洞见——这已成为当前一批“写史”长诗的顽疾。

由这两篇长文，我自然会想到当前的诗歌批评，想到诗歌批评和诗歌创作的关系、评论家与诗人的关系等问题，对此我也顺便讲几句。其实这个话题这几年议论较多、众说纷纭，我也在多个场合里表述过自己的一些观点，但似乎无甚改观、情形依旧：一方总是在抱怨、指责，另一方总是在辩解、反驳，相似的场景一再上演。诗人和批评家成了互相不买账的“冤家”，二者形不成良性的对话。诗人们提起诗歌批评时，要么仍然轻蔑地视之为创作的附庸，要么抱怨批评家不能理解或顾不上阐释自己的创作；而某些批评家确实也不那么“争气”，写出的文章或是跟风式的追捧、或是没有依据的谩骂，要么无新意，要么无学理可言。虽然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相当有分量的诗歌批评论文，但在这个嘈杂的“速读”年代，它们难免被淹没在一堆平庸的批评泡沫中，而一些人干脆选择“视而不见”。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篇长文是当下严肃批评的典范之作。其严肃性首先体现在作者以审慎的态度对待诗歌批评，将诗歌批评与诗歌创作、评论家与诗人置于一种对等的位势，既不仰视也不轻看，这当是展开健康、有效的批评的基本前提，在维护自身尊严的同时也尊重了被批评者的价值；其次在于它们回归了批评的本义，将批评“纠正”为批评，确立了批评应有的学术尺度和“批评”维度，曾几何时批评被“心照不宣”、“约定俗成”地规定为“唱赞歌”，甚至成了沆瀣一气者进行利益交换的工具，没有“批评”之声、没有商榷和检讨之声，写出直面问题的批评文章竟然需要非凡的勇气并冒遭受攻击的风险，岂不怪哉！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批评机制和氛围，是到了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再次就是它们都显示了谨严的学理性，它们基于作者深思熟虑的问题意识，进行论断有理有据，分寸感把握得较好。我想也许一时难以改变对于诗歌批评的偏见，但至少我们可以先做好自己的诗歌批评，确保自己从事的是一种严肃的批评。让我们一起努力吧。